陈衍庶（1851-1913），怀宁县(今安庆市)人，字昔凡，又名陈庶，晚号石门渔隐、石门湖叟，室名四石师斋(因书画以邓石如、刘墉、王石谷、沈石田四家为师而名)。光绪元年举人。晚清民国富商、书画家、大收藏家。

陈衍庶年幼时跟随哥哥陈衍中(陈独秀的亲生父亲)读书。光绪元年(1875年)中了举人。初选为候补知县，后因治理黄河有功，调沈阳市，历任怀德和柳河两县知县后，授辽阳厅，升迁凤凰厅。光绪末年时辞官还乡。陈衍庶在辽阳市、新民市任职期间，正值日俄交战，利用辖区买卖马匹税收，发了点儿战争财，并在辽宁省及老家置办了一批田产。虽然陈衍庶官运亨通，名利双收，但却有遗憾：娶妻3房，未生一子。于是，过继了亲哥哥的儿子陈独秀（1879-1942）为嗣子。陈衍庶很喜欢陈独秀。在东北地区上任时，就把他带在身边，并亲自教导其学业。1908年前后，陈衍庶感觉到清代江山有些不稳，便辞官归乡。归乡后又不甘过清闲安逸的日子，于是创办了一家公司。陈衍庶是东北王张作霖的义父，当时的陈衍庶正在新民府知府任上剿匪，他认为张作霖是土匪中的人才，于是收编了他，并任其为新民知府巡警马队帮带，成了陈衍庶个人的贴身保镖。后陈衍庶因剿匪有功，擢升为洮南市镇守使，而这时的张作霖也有了要拜陈大人为义父的念头。

 陈衍庶喜欢收藏工书画，所以在北京的琉璃厂开设了一间"崇古斋"古玩铺。匾名由爱新觉罗·溥仪的老师书法家陆润庠亲笔题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该店改名"承古斋"，匾名由著名书画家李可梁先生题写。

怀宁县人，一作衍鹿，字昔凡，幼年时跟从兄长陈衍中（陈独秀的父亲）读书。

光绪元年（1875年）中举。考取腾录馆，议叙后补知县，以知县在山东省治理黄河有功，保举以直隶州用。后调沈阳市（今沈阳）办理文案，署奉天军粮同知，历任怀德、柳河知县，又授任辽阳州，升凤凰厅，权新民府擢道员。约光绪末年告归，前后历官二十余年。

工书、画，以王翚为宗，曾官奉天，与姜筠（筠）齐名，而神过之。萧谦中曾从其学画艺术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的审美价值，这是它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特征。

陈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市、新民市等地任职时，正值日俄战争，中国商人乘机贩运马匹以获暴利，而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之地，要抽取牲口税，并且无须再上缴国税，因而大部分便进了陈的腰包，很快他就腰缠万贯，成了安庆令人刮目相看的大户。

他还在辽宁彰武县、安徽省贵池等地大置田产，而且还在北京的琉璃厂投资开设了颇有名气的“崇古斋”古玩铺，并在辽宁省设有分店。然而，陈衍庶虽然名利皆显赫，但也有一件不称心的事。他先后娶妻3房，但均未生一子。为使陈家大业后继有人，他相中了其兄次子陈独秀（1879～1942）。当时，17岁的陈独秀在家乡安庆市参加府试，一举中秀才第一名，陈衍庶认为他将来前程一定远大，便要好好地教导。于是，陈独秀就过继给叔父陈衍庶为嗣子，并上陈家祠堂办理了过继的正式手续。

陈衍庶很喜欢陈独秀。到东北地区上任时，他把陈独秀带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并亲自教导其读书识礼，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他一再对陈独秀说:“不得功名，何以为官？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先苦读几年，把书念好！”

陈衍庶工书画，酷爱收藏，为此曾在沈阳市、天津市、北京开设古董铺，其中北京的崇古斋就是陈衍庶创办的。

陈独秀自幼就性格刚烈，作为陈衍庶的嗣子，继承其家产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陈独秀参加革命后，屡说自己是个从小“没有父亲的孩子”，从不提起官运亨通的继父，即使在《实庵自传》中也只字未提。他走南闯北，宁愿过着穷困的“寒士”生活，也不愿依赖继父的财产为生。对于家业兴衰他也毫不关心。此外，由于陈独秀与结发妻的同父异母妹自由相爱，而被继父赶出家门，不得不自食其力隐居于杭州市。同时，由于陈独秀四处奔波革命，屡遭反动当局的迫害与通缉，致使家庭多次遭受牵连，这也是使继父陈衍庶大为头痛的事。他认为自己是清朝的命官，而自己的嗣子竟是康party、乱party和革命party，大逆不道。

1913年，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随都督柏文蔚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仅自己遭当局的通缉，而且家庭也被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部队占据并查抄。此时，陈衍庶病逝正停尸家中。由此可见陈独秀与家庭及其继父一直存有芥蒂，所以，在他的遗墨中难觅他与继父过往生活的记载。

陈衍庶还是著名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1875～1928）的义父。1894年张作霖因为父报仇杀人而流落至营口市。此时，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便投入驻营口田庄台镇的毅军中当兵，后因表现出众，被提拔为毅军统领宋庆的卫士，后升任伍长。不久，他携械潜逃，加入广宁县的土匪帮任首领。

时任新民府知府的陈衍庶，正组织兵力进行剿匪，他认为张作霖虽为土匪，但他是为环境所逼，同时，认为张作霖虽然鲁莽，但为人机敏勇猛，于是收编了张作霖。这样，张作霖便成了清军营官，就任新民知府巡警马队帮带，负责知府的安全保卫。知府大人陈衍庶每逢出巡，都由张作霖充当卫队首领，平常带兵守卫知府，成了知府大人陈衍庶的贴身保镖。陈因剿匪有功，后升为洮南镇守使。这样，张作霖对知府陈衍庶视如恩人，甚为崇拜敬仰。

紧随知府大人陈衍庶的张作霖，耳闻目濡，大受其感染，自愧不如，自思如果这样乱来莽撞下去，岂能升官发财，只恨自己少时没读书。同时，他又感到陈大人身为知府大官，平易近人，待人和善，又擅长诗文书画，是个才华出众的知府大人，令他敬佩。于是，他萌生要拜陈大人为义父的念头，以便受教于他。

一次，张作霖随知府陈大人出访，陈大人一回府就在书房里亲自教嗣子陈独秀读书，他看在眼里，羡慕在心里，不禁身不由己，向知府大人面前一跪，连磕了3个响头恳求道：“知府大人开恩，小人幼年丧父，没有读什么书，请大人收小人为义子，教小人读书识礼！”

张作霖这一举动令知府大人陈衍庶一怔，随后便让张作霖快快起来，张作霖又是3个响头，声声恳求道：“请大人开恩！”善待下人的陈衍庶，忙弯腰扶起张作霖，他想张作霖虽然没有文化，但为人机灵，又勇猛，是自己可信任的贴身保镖，同时，他要求读书识礼也是善举。于是陈衍庶欣然点头同意，收张作霖为义子。这样，张作霖与陈独秀就成了义兄弟。

此后，当知府公事办完后，陈衍庶就叫张作霖与自己的嗣子陈独秀一起读书，甚至亲自给他讲解《增广昔时贤文》等之类的启蒙读物，手把手地教他写字。于是，张作霖与陈独秀又成了同窗学友。但张作霖自觉不如聪慧过人的陈独秀，因而对义弟陈独秀也很敬重。张作霖十分珍惜这样难得的读书机会，读书发奋刻苦，几年下来，大有长进。然而，陈独秀自幼思想活跃，不安心于攻读诗文和八股，且又接受康梁派思想，在参加江南乡试落第后，与科举彻底决裂，独自离开辽阳而东渡日本留学。

1909年左右，辛亥革命的前夜，反动的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坠，识时务而腰缠万贯的陈衍庶，一纸辞呈递到朝廷，挂冠回故里安庆市安度晚年。但张作霖对义父陈衍庶的大恩大德却铭记在心。据史料记载，1916年，已当上辽宁省督军兼巡按使、旋改奉天督军兼省长，后又接任东北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已将吉林省、黑龙江省纳入其统治范围，成了“东北王”。就在此时，陈衍庶的一个侄儿曾到东北三省“总督府”拜见张作霖，但门卫不让进去，而陈衍庶的侄儿一定要进“总督府”拜见张大帅，门卫不得不禀报张作霖。张作霖一听来人是陈大人的侄儿，立即请其进府，并给予热情款待。在得知陈大人已于1913年病故时，张作霖不禁感慨万千，他对陈大人的侄儿说：“本人能有今天的红运，全靠义父大人的栽培，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张某永远铭感在心！”

“承古斋”原名“崇古斋”，由张作霖的老师，也就是陈独秀的叔父陈衍庶在1900年出资修建，由爱新觉罗·溥仪的老师书法家陆润庠亲笔题写匾名。解放前，“崇古斋”就名扬四海，在如今日本的北京地图上仍然醒目标着“崇古斋”的位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政府重立老字号。由于“崇古斋”与当时批判的厚古薄今”相抵触，于是改为“承古斋”，匾名由著名书画家李可梁先生题写。宝之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接手“承古斋”的经营权，并一直继承传统经营，着重在玉器、字画上做文章，在宝之苑的经营下，如今的承古斋，名气更是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