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虎铜案是战国中晚期的青铜器，1972年出土于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滇族古墓群的第24号墓，为云南青铜文化的标志性器物，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牛虎铜案是一种放置祭祀品的礼器，它反映了古滇人的活动轨迹、社会生活、礼乐制度及文化风貌。

牛虎铜案作为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设计和制作表现出古代滇国战国时期的高超工艺水平和对自然与文化元素的深刻理解。因其具有较高的历史性、艺术性、科学性，牛虎铜案也被称为滇文化青铜工艺的代表作。

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铜案有三部分组成，铜案的主体部分是一头体壮的大牛，大牛的身体被设计成案盘的底部，四脚作为案的支撑足，大牛的身体呈反弓形状，形成了椭圆形的案盘面。在案盘的一端，有一只猛虎扑向大牛的尾部，猛虎的四爪咬住了大牛的尾巴，虎视眈，显示出强烈的攻击姿态。在大牛的腹下，是一只悠然自得的小牛。这个小牛的头和尾稍微露在大牛的腹部之外。大牛与虎是一次性模铸造的，而小牛则是独立铸造，然后再焊接到大牛的腹部。作为滇国的祭器之一，牛虎铜案是古滇人用于祭祀活动的一种重要器物。其形状与甲骨文中的“牢”字相似，而甲骨文中的“牢”字通常用于表示祭祀的规模，传达出祭祀活动的重要性和庄严性。牛在农耕时代是重要的生产工具，并且在祭祀活动中牛也具有重要意义，用牛来献祭是规格极高的祭祀活动。

牛虎铜案传达出一种持续的外部张力，这个力量主要来自于青铜器的上半部分。具体表现在大牛的头和角向着牛头正前方施加力量，而老虎则在大牛的尾部咬住牛尾并朝着牛头的反方向施加力量，这样形成了一个互相牵制以实现平衡的对立统一的整体。这种呈现方式在视觉上创造了完美的平衡，使得雕塑具有强烈的视觉吸引力。与中原地区原通常以鼎等青铜器型作为权力的象征不同，牛虎铜案采用了一种更加隐喻性的方式，表现了当权者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以及对长期统治的野心和期望。

滇国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战国秦汉，位于今天的云南昆明滇池地区。滇国的主体民族是滇族，他们是中国古代越系民族的一支。在刘彻时期，汉王朝开始致力于开发西南地区，其中滇国也成为他们的目标。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派兵临滇，降服了滇国，并建立了益州郡。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滇国时期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在工艺和装饰方面都表现出高度精美，纹样丰富的特征，生动表现了古代滇国的生活和文化。

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的北部，有一条延绵不断的山脉，被称为李家山。李家山古墓群是古滇贵族墓葬的代表之一 ，为战国至东汉时期的墓葬，也是古滇青铜文明的巅峰时期，位于江川县城北16公里的江城镇早街村后的山丘上。其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另有金器、银器、铁器、玉石器等，涉及礼器、乐器、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20世纪60年代，当地村民曾在这里偶然发现了零星的青铜器和玉饰品。1972年1月，李家山古墓群首次进行了正式的考古挖掘，经过3个月的努力，清理了山脉南坡以及山顶上的27座古墓葬。在这些座墓葬中，24号墓规模最大，出土的随葬品也是最多的，其中包括了著名的牛虎铜案。

牛虎铜案刚出土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器物，它的损坏主要集中在大牛的左脖颈处，而且在修复过程中发现，这个器物在古代曾经被焊接修复过。在修复完成之前，一度认为它是一个凳子，但在修复完成后，整个器物呈现出案桌的形态，特别是大牛的背部凹陷成平面，应该是用来盛放祭祀牺牲品的案或。再加上两只牛和一只虎的组合，因此得名为“牛虎铜案”。

云南省滇国青铜器汲取了中原文化的制作技艺，例如青铜贮贝器和青铜祭祀器都有体现出整体模制、整体铸造、模体紧凑、厚薄均匀、壁薄、表面光泽出色等复杂工艺效果。特别是牛虎铜案的制作，技法高超，呈现出高度写实性，通过塑造“二牛一虎”的三者结构，再以精湛雕刻的方式突显大牛头、小牛身、虎身以及虎纹等特征。制作中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青铜金属材料，并熟练运用焊接、模塑、浅浮雕、线刻、镂空等多种技巧，将这件作品打磨得富有质感、形态多变、明暗层次分明，同时传达了强烈的主题感，呈现出极富表现力的空间美。

滇人对于用青铜器来反映社会场景表现出了特别的喜好，这种喜好体现在他们热衷于创作一些生动、贴近现实的社会情境，诸如战争、狩猎、祭祀、纳贡和乐舞等。滇国的文化装饰图案更多地汲取了日常生活情景作为创作灵感。动物图像尤为丰富，包括牛、虎，甚至蜜蜂等几十种不同动物。这些图案的刻画极富生动感和写实性。与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四平八稳，方方正正”的青铜器风格不同，古滇国青铜器有一种不平整感，造型多有弧度甚至曲线，创作手法更富有创造性，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滇文化在东汉初期逐渐与中原汉文化融合，但至今仍保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牛虎铜案”的造型工艺也充分展现出了滇国自成体系且独立的青铜文化类型。

牛虎铜案选取牛和虎作为表现元素，源于对这两种动物的崇拜。虎豹是极具威胁性和力量的大型猫科动物。在古代社会中，这些动物的形象往往被用来代表勇猛、威武和力量。古滇族通过在青铜饰物上刻画虎豹的凶猛形象，象征他们的勇气和力量。牛在古代农耕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牛因此被赋予了劳动、勤劳和可靠的品质。这些品质使牛成为了财富以及农业和丰收的象征，在古滇族的祭祀活动中有着重要地位。驯良大牛与凶猛老虎形成强烈对比，但体量较小的小牛面对老虎却神态安详，没有表现出恐惧或愤怒，而是呈现出深层的内在坚韧。古滇人通过这种对比、反差和突出的手法，表达了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思考，以及对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敬畏之情，同时表达了对弱肉强食这一自然法则的无奈，以及生态平衡的吸引力。这种艺术手法传达了深远的哲学观念，同时也为观者提供了反思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机会。

青铜器在古代社会中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曾是王权和贵族的专属标志。《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铸造兵器和礼器是青铜器价值的重要体现之一。牛虎铜案出土于李家山滇族古墓群中规模最大的墓葬24号墓中，所以牛虎铜案是一件属于贵族阶层的重要礼器。滇国远离中原, 还处于奴隶社会时期,牛虎铜案代表了当时社会中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同时也在宗教仪式和社会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以及贵族阶层与宗教的紧密联系。

尽管古滇文明在历史上已经消失，但其风俗传统却悄然地融入了今天的民族文化中。例如，佤族崇拜水牛，将其作为图腾，独龙族有着“剽牛祭天”的传统仪式，布依族庆祝“牛王节”，而彝族、苗族和侗族都举行斗牛赛，彝族庆祝罗罗的“老虎节”，而白族的巴尼人则自称为“虎儿虎女”。

滇国从未出土古籍，青铜器上也未发现铭文，仅在史书中略有提及。然而，生动逼真的古滇青铜器，激发了学者们的无限想象，这也导致了多种关于牛虎铜案释义之间的争议。例如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释义"母牛护犊"，因铜器上情景包括小牛横卧大牛下方、猛虎撕咬大牛尾，容易认为母牛保护小牛。但在学术界已被基本否认，原因是小牛更像缩小的成年牛非幼牛，母牛角较短，铜器上大小牛均显雄壮尖锐，更象公牛。古滇青铜器中虎噬牛是常见题材，所以目前主流的说法是“弱肉强食”。牛虎铜案反映了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关系，体现了现实中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玉溪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张喜云等人提出“死亡与新生”的说法，牛虎铜案涉及滇人对"死亡"的理解。虎噬牛代表“死亡”，小牛从大牛腹下出现，象征"新生"。生死循环在牛身上表现，突显滇人对丰收和繁衍等美好愿景的渴望，以及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思考。

牛虎铜案作为一种古代祭祀礼器，有专门用于放置祭品的功能，是古代祭祀中至关重要的元素。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叶之声给出了“权力与财富”的解读，因为牛在祭祀中被视为最重要的献祭之一，也代表了古代社会的财富，而虎在滇文化中拥有崇高地位，通常出现在铜柱的顶部，被崇拜，代表了权力。因此，牛虎铜案也有表明墓主人拥有巨大权力和财富的涵义。还有人认为这三种动物组合无特殊象征，提出“物理平衡”说法。牛虎铜案设计巧妙，由两牛一虎组合而成，因大牛颈肌强壮，两巨角前伸，给人前倾不稳感，尾部老虎后仰稍平衡，但仍显虎轻牛重。而大牛下的小牛增加了稳定感，并使整个器物更加美观。

牛虎铜案原件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是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72年牛虎铜案出土时已碎成20多块，当时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拼接复原，但遵循最小干预原则，裂纹仍可见。经多次外出展览后，案颈、虎身、案边和牛角出现明显裂隙。因为距上次修复已经过去60多年，部分修复材料老化，失去黏性，导致周围出现裂纹。由于修复部位众多、材料老化、锈蚀，且云南省气候干燥，频繁更换展示地点难以控制温度湿度，易激活锈蚀，加速腐蚀，专家建议减少搬运和外借展览。云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牛虎铜案在恒温恒湿的玻璃展柜内，不再搬运和外借展览，就基本不会出现问题。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张永康曾在采访中提及：“从艺术性看，工匠巧妙地将牛身中本应为腹部的一段挖空，将牛背作为可盛放物品的盘形，整体造型精致、工艺精美，将大牛的造型、小牛的憨态可掬和‘虎噬牛’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具有美学鉴赏的艺术价值。作为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科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