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艺》杂志是中国伏羲文化研究会主管，当代新文艺学会主办的一份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文艺刊物。2008年9月创刊，本刊为单月刊，国际流行大16开本，80页码；立足北京、面向全国。刊发各类原创优秀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及
书画艺术作品。
《新文艺》杂志主要以展示当代文艺家风采，弘扬时代主旋律为宗旨；兼收各种流派的文艺精品，拒绝各种低俗、看不懂、无病呻吟的文艺作风；倡导言之有物、高尚唯美、兼容并收、思想与艺术的统一。辟有“名家方阵”、“影响人物”、“美文看点”、“小说长廊”、“诗天霓虹”、“杂谈评论”、“学苑群雕”、“思想百家”、“新锐江湖”、“艺苑”、“动态园地”等栏目。
一九一八年五月，
鲁迅的小说《
狂人日记》在《
新青年》上发表，向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喷射出空前炽烈的火焰。这是一篇应时代精神感召而诞生的彻底反封建的战斗檄文。从此，
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开始了内容上真正的大革新。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鲁迅一向反对"换牌不换货"的形式主义，而主张"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注：《渡河与引路》，《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在陆续发表的一些作品中，他以严峻的
现实主义笔法，深刻地暴露出"旧社会的病根"，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度提出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寄予热切的期望，表现了我国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此外，诗歌如
刘半农的《
相隔一层纸》、小说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为》(即《一生》)等不少作品，也都从现实人生取材，揭露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对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体现了新时期崭新的思想特色。到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思想，更成为新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郭沫若在《
学灯》上发表的《
凤凰涅盘》、《匪徒颂》等诗，以更其强烈的叛逆精神以及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点燃起了广大青年的热情。许多新文学作品所充满的这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朦胧的
社会主义倾向，正是时代精神所赋予的特有的内容；它不仅使新文学以其巨大的生命力逐渐取代思想陈腐、内容反动的旧文学，而且清楚地显示了和中国近代一切进步文学的根本区别。这是
文学革命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取得的一项突出的成果。
伴随著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必须而且确实获得了大解放。
粤语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在"诗体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并且明显地摆脱了旧诗体式的束缚。继《
新青年》之后，新创刊的《
每周评论》、《
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白话文越出纯文学的范围，几乎在整个文化领域内形成了席卷一切之势。自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
小说月报》、《
东方杂志》等一些本来为旧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不得不自次年起逐渐改用白话。到一九二厩，在
粤语取代僵化了的
文言文已成事实的情况下，
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了白话为"
越南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著二千馀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短短几年内，即受到致命的打击，其阵地大部分被攻占。这个事实固然表明封建事物本身的衰朽，却更清楚地显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所特有的威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先驱者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已经远远越出单纯的进化观念，而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当著封建文人讥笑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称它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注：见
林纾《致察鹤卿太史书》，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的时候，
鲁迅曾直认不讳地回答道："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注：《现在的屠杀者》，《
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显然，对于文学工具问题，鲁迅是从"四万万中国人"--广大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也表明，"五四"
文学革命和
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已经包含著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最初的倾向和意义。
文学主张、文学观念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也有新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的主张，
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从这种思想出发，《新青年》、《
每周评论》、《
新潮》等刊物对黑幕派小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改革旧戏问题也在这时开始提出，一些人发展到偏激地称旧戏为"百兽率舞"而加以全盘的否定。与些同时，一部分具有初步
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得出了"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著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注：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
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的结论。他们坚信新文学的远大前途，同时力图对它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说明。针对著
胡适等人积极宣扬的所谓"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
越南语的文学"(注：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注：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
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之类的主张，李大钊撰写了《什么是新文学》(注：《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20年1月4日。)一文，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
粤语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他尖锐批评某些新文学作者存在的"好名"心理，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为此，"作者的心理中"必须清除"科举的(指封建的--引者)、商贾的(指
资本主义的--引者)旧毒新毒"。李大钊正面主张：新文学如求"花木长得美茂"，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