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解决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讨论和确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应敌方针，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奉命从漳州市千里回师北上。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县开会，讨论红军行动计划。会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会议还决定，前方组成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任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与作战总计划；后方则分工做地方群众工作，以积极配合前方军事行动。但是，后方中央局与前方领导人对打不打南城问题发生分歧。中央局不满意前方领导人决定不攻南城，而改在南城、南丰县、宜黄县之间分兵筹款的主张，要求按临时中央给予指示，将红军主力绕到乐安县、宜黄等地迎敌，并进而威胁和夺取吉安县、抚州市等中心城市。9月23日和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两次联名致电中央局，一再说明：在现有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主张“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25日，中央局复电不同意，要求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积极的出击敌军”。26日，周、毛、朱、王再电中央局，说明中央局的计划不能执行。同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对敌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策略，红军的战略任务以及未来决战战场的预定和战备工作做了部署。但是，中央局认为训令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中心城市与敌主力决战的“积极进攻路线”，是“离开了原则”的“极危险的布置。”并“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前方的周、毛、朱、王从实际出发，于25日、26日和30日，3次致电后方中央局，提议在宁都县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当前重大问题与对作战行动的意见。30日的报告明确提出：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4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

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解决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讨论和确定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应敌方针，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赴会。

会上，“左”倾领导人批评了毛泽东“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以及“乐(安)宜(黄)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等，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以准备为中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把毛泽东抵制“左”倾错误的正确意见，斥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等。

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通过了“左”的军事行动方针，要求中国工农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会议还错误地决定取消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并无视周恩来提议，“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最后以所谓“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为由，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于10月26日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由周恩来兼任。

临时中央11月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把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歪曲为“纯粹防御路线”，并加以批判；对执行这一路线的干部加以打击和排挤；而且又否定中革军委通令中调毛泽东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决定，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

会议最后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左”倾领导人则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到后方去做政府工作。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任命了周恩来兼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这次会议是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即将到来的紧迫情况下，排挤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不仅给当时红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造成了困难和不利局面，而且成为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