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像雕塑起源于欧洲大陆，自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化艺术后期开始出现，以歌颂哲人、诗人为主。随着古罗马时代的到来，王宫贵族为了巩固统治，邀请雕塑家为其制作肖像，从而推动了肖像雕塑史上的首次高峰。这些肖像不仅具有明确的身份标识，还有特定的放置场所。在中国，尽管没有形成正式的传统，但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出现了具有较强肖像特性的作品。例如，秦朝的兵马俑有强烈的现实性和肖像特征。然而，中原地区古代的肖像雕塑并未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传统，这可能与中国王宫贵族的审美偏好有关。相比之下，西方的肖像雕塑则经历了多次繁荣期，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8、19世纪。到了20世纪，即使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下，肖像雕塑依然保持着生命力。

欧洲肖像雕塑的主要材料包括大理石和青铜。罗马时代的肖像雕塑在内容、形式、材料和服务对象、审美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定位，此后的历史演变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在经历了中世纪的低谷后，文艺复兴促进了肖像艺术的复苏，并在18和19世纪达到了另一个高潮。这一时期，肖像雕塑的对象涵盖了从统治者、科学文化名人到普通百姓的各种人物。许多雕塑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肖像雕塑的创作。奥古斯特·罗丹推崇的乌东是这一高潮中的重要人物。即便是在20世纪，当传统与现代主义激烈冲突时，肖像雕塑仍然坚持下来。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正式的肖像雕塑传统，但一些作品如兵马俑显示出较强的肖像特性。这些作品的背后都有真实的生活原型。然而，中国古代的肖像雕塑未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传统，这可能与王宫贵族的审美倾向有关。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王宫贵族通常通过描绘瑞兽和侍从来彰显自己的权威，而不是直接塑造自己的形象。因此，中国古代雕塑家更多地将他们的才华用于塑造普通人，如佣人、艺人和士兵。在佛教雕刻中，雕塑家能够最好地发挥现实描写的对象通常是供养人，其次是罗汉，而主佛则是创作自由最少的角色。例如，平遥县双林寺的供养人和罗汉堂中的罗汉，以及大足石窟中的普通人物，都被视为极具价值的肖像作品。

中原地区的肖像雕塑最初是从西方引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批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开始了对中国肖像雕塑的探索。他们在创作中反映了革命先驱、爱国志士、文化名人的形象，顺应了当时的文化潮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年里，肖像雕塑迎来了真正的高潮。早期的留学生群体，再加上后来的留苏学生，共同构建了中国的现实主义体系。如今，各大美术学院都将肖像雕塑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之一。老一辈雕塑家在传授西方写实雕塑技巧的同时，也积极推广中国传统雕塑的精髓，为肖像雕塑的民族化做出了贡献。这一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了新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创作了大量的英雄、模范、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物肖像，以及其他类型的人物肖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地涌现的毛泽东雕像热潮以及《收租院》《农奴愤》等阶级教育群雕，有助于中原地区写实雕塑队伍的成长和现实主义体系的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艺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阶段。各个思想流派竞相争鸣，互相影响，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丰富图景。雕塑界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肖像雕塑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中国历史英雄、科学家、文化名人等被塑造成了室外纪念像，为艺术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另一方面，艺术家们也为参加各类展览创作了许多肖像雕塑作品。新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人性化的表现，强调个体的个性特征，这与当代社会对人本和人性的关注相一致。尽管受到了新思潮和新流派的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体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肖像雕塑的价值和意义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认为，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肖像雕塑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我们也相信，中国肖像雕塑可以通过不断创新，紧跟时代的步伐，实现自我更新。

“神形兼备”是中国肖像雕塑创作的基本审美准则和方法论。它要求艺术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既要准确把握外形，又要深入挖掘内在精神，最终创造出既体现人物个性，又融入艺术家独特风格的作品。这种方法强调艺术家不仅要忠实地再现对象的形象和精神，还要在其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理解和创造，从而使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在中国肖像雕塑家中，许多人已经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但是，总体而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提升。西方雕塑大师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在保持对对象忠诚的基础上，同时展现艺术家自身的特点。艺术家在肖像创作中的个性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独特的研究和表达方法、特殊的视角、独特的塑造语言或形体语言，以及一惯崇尚的审美意境。这种创作主体的“形与神”的展示，不仅是艺术家个人审美的体现，也是作品魅力的重要来源。在当代社会，对于人性的关注有了新的内涵。我们鼓励艺术家在关怀他人的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符合时代的精神。我们希望中原地区的肖像雕塑能在新的时代中占据一席之地，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