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回忆录
托克维尔所著回忆录
作者以当事人、曾任第二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身分回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界人士发表评论,从而为后人研究1848 年革命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同时为后人研究这位著名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民主在美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作品目录
创作背景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刚一刊行,即令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声名鹊起,人们立刻将它的作者与孟德斯鸠相提并论。
1839年,托克维尔不仅成了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而且还当选为代表瓦洛涅市的众议院议员,他加入了与基佐内阁对立的反对派;1841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显赫的声誉和头衔,使托克维尔能够频繁而贴近地接触和观察王朝统治者涉足的上流社会以及与之对抗的左派营垒,耳闻目睹那些活跃于政界学坛的权势之辈及其参与的重大事件,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就出现在这部回忆录中。
法兰西第一帝国消逝后,波拿巴主义作为导源于大革命的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相混合的法兰西强盛体制的象征,又得益于皇帝其人葬身圣赫勒拿岛的史诗般悲剧性结局,在一般民众中始终保持着不容忽视的感召力,即便在复辟初期“无双议会”实施的“白色恐怖”之下,官方也难以将其排除。
对于力图摆脱1815年维也纳体制束缚的国民来说,波拿巴主义甚至成了一种唤起他们怀旧自豪感和浪漫主义激情的力量源泉。
复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治下,拿破仑传奇在怨恨波旁家族统治的社会各阶层中产生的影响愈来愈大,在左派阵营中以及极右除外的右翼营垒里均能引发共鸣,特别受到广大农民的同情。
1830年7月“三个光荣日”暴动中,一些起义者喊出了拿破仑二世(赖希施塔德公爵,1811-1832)的名字。有“雏鹰”和“罗马王”之称的幼皇在郁倡中卒于异邦后,波拿巴主义者转而拥戴法兰西第一帝国之侄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808—1873)。
此人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冒险家,发表过《拿破仑思想》一书,鼓吹建立民主主义的恺撒政体,图谋恢复皇权。路易波拿巴的宣传和冒险,加速了拿破仑传奇的扩散和波拿巴主义的振兴,尤其博得外省居民的好感,从而预示着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受钳制多年后行将依靠农民的支持而重返权力的角斗场。
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达官显贵们熬过动魄惊心的革命剧变后得以卷土重来,在暂时的共和制门面下实施君主主义的“议会专政”。波拿巴总统则利用各派之间的矛盾与议会争斗,加紧培植和壮大自己的帝制派党羽,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一年后正式改共和为帝国。
昙花一现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共和制实习”结束了。
托克维尔回忆录追述和评论的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其中的人和事,主要是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托氏本人在二月革命后重新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1849年6月3日至10月10日出任外交部长。
作品思想
《托克维尔回忆》的可贵之处在于可以使读者深入到托氏的内心世界,从而准确全面地把握他的思想体系及历史社会背景。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曾多次表示,他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取悦世人。“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快乐时,我觉得我简直连个庸才都不如。”尽管如此,人们仍可以认为他公开出版的著作还不像在《托克维尔回忆录》中那样直抒胸臆。
因为它“只是为我一个人写的”,“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灯口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在撰写回忆录因为他希望保持既不炫耀自己又不取悦他人的写作自由。亚历克西·托克维尔痛感大部分回忆录的作者都容易文过饰非,只展示自己光辉正确的一面,而他则希望能够如实披露自己及他人的行为与动机。
《回忆录》也确实是这种风格:既写出了他的内心活动,也栩栩如生地描画了活跃在法国1848年革命舞台上各角色的众生像。其文风的尖酸刻薄与他公开出版的著作风格大异其趣:国王路易·菲力普“过分客气,但不择对象和有失尊荣这种客气与其说是符合君主的身份,不如说是符合商人的身份。他绝不爱好艺术和文学,但热爱产业……他本人没有信念,对他人的信念也不相信。”他的表姐在革命中只知哀叹自己的命运而丝毫不关心国事;马拉斯特是一个喜欢奢华、吃喝、女人的,“总是用人民的自由来理解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制的人物。”雷米萨“向来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表现清醒,而对州际发生的事情表现糊涂”。
二月革命时的众议院议长索泽则是个笨蛋、“一个不知廉耻的大无赖”。连他的挚友、因与他一起访美而闻名的博蒙,也不时受到他的调侃。
在他的眼睛里,七月王朝的绝大多数政客都是这样一群缺乏远见、不通世务、心地狭隘、自高自大的二流人物。可悲的是,正是这样的人在领导着法国,并用他们的无能直接引发了二月革命。这种淋漓尽致的写法当然决定了回忆录是完全秘密的。但也只有如此,它才能真实。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亚历克西·托克维尔甚至在遗嘱中禁止在他同时代的人还在世时出版其《回忆录》。以这样的心态和风格写成的书,当然能更加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真实思想,尽管它并不是一本专门系统的政治哲学著作。
在回忆录中,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对真正贵族制的偏好和留恋。他认为,这是一个温和的、有荣誉感的、有以国家事务为己任的责任感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存在无论是在旧制度下还是在1814年后的王朝中,都构成了公民政治自由的基础。
相形之下,他对主导着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的批评倒是一点也不留情面,认为“一切政治权力、一切豁免好处、一切特权、政府的一切管理权,统统落在这个资产阶级的狭小的圈子里。……他们占据了所有的官职,使官职数大大增加,而且几乎全靠国库生活并把国库视为自己的产业。”他们“受利己心的驱使,和女府进行私人企业式的管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把国事按照私事处理”。
因此,读者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亚历克西·托克维尔鼓吹自由而将他强行解释为背叛了贵族阶级。他倒真是认为无论专制君主、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如贵族精神那样能够与自由自然结合。
看起来真正有些矛盾的,毋宁说是他在欣赏贵族精神的同时对民主制的认同。因为强调卓越的贵族制与注重平等的民主制确实不一样。他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也正是对民主制下如何保护公民政治自由的论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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