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 ，法国著名的中国学家、藏学家。1911年6月13日诞生于德国施韦茨的一个犹太家庭。在柏林大学获得汉语文凭以后，1933年为躲避法西斯主义当局对犹太人的迫害而离开德国，移居法国。

在巴黎，他进入东方语言学院（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学习汉语和日语，接着又在高等研究院第五分部葛兰言关于古代中国的研究班和梅斯特尔关于印度支那的研究班上课。他在雅克·巴科（Jacques Bacot）和马赛尔·拉露（Marcelle Lalou）的指导下研习藏文，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过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和列维（Sylvain Levi）的课。

1934年获得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汉语文凭，接着进入高等中国研究所学习。1939年获法国国籍，跟随葛兰言工作。

1940—1946年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工作，收集资料，研究微型花园。后来院长以他是犹太人为由把他赶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石泰安曾在印度支那参加抗日战争，先后为山炮炮兵和法军司令部翻译，一度成为日本侵略军的俘虏。1946年，石泰安作为法国远东学院成员的身份得到恢复，并被巴黎文理研究大学远东学院派往中国昆明、成都市、北京和内蒙古自治区等地考察，后又在北京汉学研究所工作，在中国一直呆到1949年。他没有忘记葛兰言和梅斯特尔的劝告，继续从事藏学和蒙古学的研究，以及汉藏交界地带土著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京期间，他曾多次到内蒙古、藏区边界地方旅行，并在洛克（J.F.Rock）的陪同下去了一趟云南省。

1949年石泰安返回法国，担任国家现代东方语言学院中文教授。这时，他能够充分利用近十年来在东亚收集到的全部材料。回国后他发表的第一篇著述是研究西夏的。1951年继葛兰言负责巴黎高等研究院第五分部宗教科学部“中国及远东亚洲宗教”教授，1957年改为“远东与中国比较宗教学和藏学”教授，并于1954年和1966年两次对包括蒋锡金在内的喜马拉雅山麓进行了考察。

20世纪50年代，石泰安全身心投入藏族史诗的研究工作。他早在若干年前就对藏族史诗《格萨尔》产生了兴趣，那是在1940年5月，他在河内的印度支那研究院宣读了与之有关的一篇文章《一部藏族民间史诗》。1956年，他发表了史诗中的三章内容，这是他过去从打箭炉的木刻板抄录下来的。发表时附上了他用法文撰写的一篇富有价值的评价文章，还有一个罕见用语和方言术语词汇表。在萨格尔肖像学研究之后，石泰安紧接着发表了他关于藏族史诗和吟游诗人的名著。这部600页的著作作为石泰安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论题，总结了他二十年的研究成果，并成功地改变了藏族文化史研究的面貌。与此同时，他的附属产品是关于汉藏交界土著民族的论文，文中娴熟地将历史地理学与传说历史精炼地融为一体，到这时这种方法已经成为他的学术特点。

石泰安在高等研究院开设的学术讲座延续了藏族史诗的研究，最终出版了研究成果《一份有关藏族史诗历史的古代史料》和《格萨尔王评注》，并启发了其学生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62年，他发表了后来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著作《西藏文明史》，此书至今仍然是这一领域最具原则性和最全面的导论。石泰安过去有些忽视宗教方面的研究，而主要注重民间传统的研究。然而，20世纪60年代，他逐渐转向了道教和佛教文献的研究，在1963年发表的一部重要著作《公元二世纪道教政治宗教运动评述》，本书中他重建了公元二世纪道教团体乌托邦似的理想和教会的组织结构，仔细地考察了外域文化及土著文化影响的复杂问题。

1966年石泰安开始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以填补埃米尔·加斯帕东（Emile Gaspardone）空出的职位，主持讲座《中国社会研究：制度和观念》。从前，雅克·巴科和马塞尔·拉露开拓了国家图书馆馆藏保罗·伯希和敦煌市藏文写本的研究，现在石泰安又开始研究这些资料，并利用它们写成了非常重要的文章，第一篇是《一份吐蕃本孝丧葬仪轨有关的古代文献》，主要研究了关于吐蕃王朝时期苯教徒所主持的王室丧葬仪式；另一篇是《论敦煌吐蕃写本中仪轨》，研究了关于苯教治病和护持仪式中神话和民间传说因素，与死亡和葬礼也有关系；第三篇是《苯教语言——象雄语》。与此同时，他发表了最引人注目的两篇比较研究论文，其中一篇为《中国炉灶的起源传说》，这篇文章是神话与研究方面运用结构主义方法的典范运用，它吸收了作者熟悉的大量亚洲文化资料。另一篇是《顿悟或渐悟：汉藏文术语注记》，本文在研究中国内地和西藏自治区早期禅宗“顿悟”派术语的文章中，石泰安阅读并梳理了大量的汉藏文宗教资料，证明这些语汇实际含义是“同时”领悟，即在“轮回”中对“涅盘”的领悟。石泰安对比较方法的纯熟运用，使晦涩的佛教语文学变得明白易懂。

在石泰安研究藏学的全过程中，尤其是研究藏族史诗的时候，他遇到了佛教的因素。他最早以为佛教是后来闯入的，它掩盖了本土信仰的深层性，他的任务就是掀开这层面纱，提示藏族文化底层的本源，后来他发现藏族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染上了“藏传佛教”的色彩。石泰安在阅读藏文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有必要掌握一些密宗文献。随后在整个七十年代，石泰安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都是关于密教方面的题目。

对于比较宗教学的学者来说，密教肯定具有最大的挑战性。它要么披着印度教的外衣，要么披着佛教的外衣，从其发源地印度传播到亚洲各国，传播过程中采纳了当地宗教礼仪的同时吸收了当地宗教的神灵信仰，逐渐渗透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宗教实践当中。两种宗教中，典型的圣者通常都是某一位赋有灵性的傻子或愚顽可爱的小丑，他们都以打破束缚普通宗教徒的种种戒条为乐。密教的悉达和道教的真人在荒谬绝伦的唯信仰论的滑稽行径方面存在共同的基础，所有的这一切，在石泰安的《竹巴衮勒的生平与诗歌》、《竹巴衮勒的藏文文献》、《竹巴衮勒传藏文词汇》等著作中均有体现。

石泰安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一直到1981年10月退休。他在研究藏族史诗和藏族文化史、研究道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的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学生，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