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年3月19日-1981年9月1日），全名为贝托尔德·康拉德·赫尔曼·阿尔伯特·斯佩尔（Berthold Konrad Hermann Albert Speer），是一名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

阿尔伯特・施佩尔生于德国曼海姆的富裕建筑家庭，父亲是建筑师。他童年体弱却培养了交际能力，上学后展现数学天分，中学毕业时数学和语文成绩优异，后放弃当数学家而学建筑，1927年获建筑师资格。1931年1月他加入纳粹党，1932年完成柏林福斯大街大区党部大楼改建获戈培尔认可，同年为5月1日群众大会设计布景受希特勒赞赏，1933年底成希特勒私人建筑师，1934年设计纽伦堡党代会会场布景再获希特勒支持，1937年被委以“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之职负责柏林重建。1942年2月，因费里茨・托特身亡，他出任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虽凭组织才能提升军工产量支持战争，但也增加了集中营奴隶劳工使用。战后，在纽伦堡审判中他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指控，后承认责任，获刑20年。1966年出狱后写《第三帝国内幕》反思纳粹和希特勒。

阿尔伯特·施佩尔，原是建筑师出身。1930年12月4日他作为大学助教与众多柏林高校教师和师生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对师生的演讲，象许多人一样。施佩尔被希特勒的演讲所打动，看到德国新的希望，一个月后他加入民社党。

1932年施佩尔接受了改建民社党在柏林福斯大街上刚得到的大区党部大楼的任务，改建工程圆满完成。戈培尔（民社党柏林大区区长）向施佩尔表示了感谢。几个月后施佩尔又受命为5月1日群众大会设计会场布景，这得到了希特勒的赞赏。1933年底，28岁的施佩尔为希特勒的建筑师特鲁斯特工作，改建柏林的总理府。对于希特勒的重用，施佩尔在回忆录里写道：“为接受一所大厦的任务，我会象浮士德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现在我找到了我的靡非斯特。”

1934年初，施佩尔受希特勒之命设计纽伦堡党代会会场第佩林机场的布景。施佩尔设计了一个巨大的主席台长300米，高24米。长度为卡拉卡那公共浴场的两倍。顶部树立了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其展开的翅膀宽达33米。全场安置了130架探照灯。希特勒完全支持，施佩尔回忆录中写道：

实际效果远远超过我的想象。130道轮廓分明的光柱以十二米的间距从会场周围射向夜空，在天上六千至八千米仍清晰可见，然后渐渐模糊，汇成一片光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每一道光束象一个区栏，构成无限高的外墙。有时一片云彩穿过光环，给这个壮丽的效果增添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虚幻因素。我想，这个“光的教堂”是第一个这种类型的发光的建筑设计，对我来说它不仅是我最美的，而且是唯一以其方式超越时间而存在的空间作品。

希特勒抱怨他1933年1月30日迁入的总理府“只适合肥皂公司占用”，而不合适作为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的中枢。1938年1月底希特勒召见施佩尔时说：“我有一项紧迫的任务委托于您，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召开一些极其重要的会议，为此，我需要有大会堂和大客厅，我要借此机会，特别在较小国家的要人面前显示出我的威仪来。”希特勒要求新的总理府在1939年1月10日前完成。当晚施佩尔带了张工程表再见希特勒，许诺将在1939年1月9日工程全部竣工。对于了解建筑这行上的希特勒来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施佩尔的设计是，从威廉广场来的外宾经大门进入检阅场，再上台阶步入一间较小的门厅，约五米高的双扇门开处，是一间镶嵌图案装饰的大厅，来客接着走上几级楼梯进到一间半球形屋顶的圆形客厅，再往前是一条一百四十五米长的画廊，比凡尔塞宫的镜廊长一倍多，这组房间前后长达二百二十米。然后才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接见厅，希特勒高兴地说：“他们从大门口到接见厅这段漫长的路上，会多少领略到德国的威武雄壮！”

施佩尔用4500名工人分两班倒日夜施工，在全国各地还有几千人打造各种各件。终于于1939年1月7日提前两天竣工。希特勒对此高度称赞施佩尔：“这项杰作的成功及其是怎样成功的只能归功于这位天才的建筑师，归功于他艺术上的天赋和罕见的组织才能……这项杰作说明了天才的建筑大师和造型师阿尔伯特·施佩尔的才干。”这为以后任命施佩尔为武器弹药部长，负责组织军工生产打下了基础。

1936年夏，希特勒交给施佩尔一项最大的建筑任务：重建柏林，世界首都日耳曼尼亚的设计。他认为：“柏林是一个大城市，但不是一个真正世界著称的大都会看看巴黎吧，世界上最美的城市。甚至维也纳也是！这些都是气派宏伟的城市。柏林算得什么，不过是些建筑物横七竖八的堆积。我们必须超过巴黎和维也纳。”1937年初正式任要任施佩尔为“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由阿道夫·希特勒构思施佩尔设计的是由一座高117米凯旋大楼门和一座高290米的圆顶大会堂（可容约15万人）。由长7公里宽120米的大街连接。中间大街两旁排列着17座政府部门办公楼，计划1950年完成，但希特勒永远也看不到建筑的建成。战争爆发使工程已不可能完成。

1942年2月7日，武器和弹药部部长费里茨·托特因座机坠毁身亡。他的托特组织修建了公路和西壁防线。第二天，希特勒任命施佩尔担任托特的全部职务。从此施佩尔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他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支持下努力工作，德国军事工业产量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为德国进行长期战争作了巨大的贡献（详见战时经济）。

作为民社党的部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其他高级领导的勾心斗角，施佩尔和约瑟夫·戈培尔一样。对战争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1943年10月6日，施佩尔对帝国长官和各大区区长发展讲话，阐述了德国经济有一部分还是和平时期的结构，认为要打赢战争，必须作出牺牲。他威胁道：“迄今为此，个别大区不让消费品工业停工，这种态度再也不能允许了。在我提出要求后十四天内，本人决意不惜任何代价贯彻帝国的权威。我已同党卫军帝国长官希姆莱谈过，这从现在起对于不实行这些措施的大区，我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大区区长在民社党中央党部总书记马丁·鲍曼的支持下，抵制了这种威胁，因为鲍曼让希特勒下令禁止希姆莱干涉大区区长的职权。

1945年3月1日盟军已到达莱茵河，德国已面临最后崩溃施佩尔递交给阿道夫·希特勒一个备忘录，反对希特勒破坏一切的焦土政策：

4至8星期内，德国经济要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以后，战争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最原始的状态的基础，使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没有权利在战争的现阶段进行一种可以影响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的敌人要摧毁这个曾经无比英勇地作战的民族，那么，这个历史的耻辱应完全由他们承担，我们有责任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对于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的阿道夫·希特勒来说，他曾经无限热爱的德国人民的继续生存已无关紧要，希特勒对施佩尔冷冷地说道：

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被扔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第二天希特勒下令：凡是敌人当即或于可以预见的未来可能为继续作战而利用的帝国境内一切军事、运输、通讯、工业和供应设备，以及全部资源，均应破坏之，由军事指挥部大行政区区长和国防委员负责执行，所有相反的指示均属无效。

施佩尔试图阻止这项命令，他劝说各大区区长。希特勒获悉后要求施佩尔休假，施佩尔则以辞职来反抗。在他向阿道夫·希特勒表示无条件拥护后，希特勒在施佩尔的争取下，又颁布一项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采取削弱我们自己战斗力措施，生产必须尽可能继续到最后一刻。即使某个工厂由于敌人迅速推进而在未加破坏之前，陷落敌手也在所不惜。军备和战时生产所长所属办事处和机构为唯一的执行者、党、政、军机关将于执行时予以协助。”这样施佩尔利用此命令与部分军官和大区区长保护了许多重要工厂和设施。

施佩尔曾计划用毒气除掉希特勒，后因希特勒下令修改了地下室的通风管道，而未能实现。

战后在纽伦堡法庭上，施佩尔不想逃避他的责任和罪过，他说：“我承担全部责任。”施佩尔最后被判20年监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