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德语名：Paul Joseph Goebbels，1897年10月29日-1945年5月1日）纳粹德国宣传部长，希特勒自杀后继任德国总理。

1897年10月29日，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出生于莱特镇，先后在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求学，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戈培尔曾在科隆银行担任小职员，后开始接触反犹太人思想，并逐渐成为纳粹思想的拥护者以及希特勒的追随者。1924年，戈培尔担任《民族自由》专栏主编，期间多次发文鼓吹阿道夫·希特勒。同年，戈培尔加入希特勒领导的民社党，后又担任北莱茵党区日常事务负责人一职，因出色的理论才能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任命为“柏林党区代理领导人”。在此期间，戈培尔提出的关于种族和民族团结的新社会思想，为民社党吸引了650万张选票，在国会上获得了107个席位，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

1933年，戈培尔担任纳粹帝国宣传部部长。次年，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去世，其葬礼由戈培尔负责。后戈培尔开始在德国文化领域清洗犹太人，禁止犹太人从事文化行业和出入文化场所，并组建帝国文化委员会，这让戈培尔进一步掌握了德国宣传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戈培尔主要从宣传上攻击英、法和苏联等国，并参与被占领区纳粹宣传工作。1943年，戈培尔作为唯一一位指挥民众躲避柏林空袭的纳粹高官而再次受到阿道夫·希特勒的欣赏，开始担任柏林市主席，并被委任建立帝国民事防控措施审查机构，同时管辖帝国专署办事处的宣传工作。1945年4月29日，希特勒自杀，戈培尔继任总理并与苏联沟通投降事宜，但苏联要求无条件投降，戈培尔无法接受，于1945年5月1日，毒死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之后，与妻子玛格达自焚而死。

希特勒称戈培尔是“一个非常机智甚至是狡猾的人”。《约瑟夫·戈培尔》的作者赫尔穆特·海贝尔认为戈培尔是“没有信念的投机主义者和已呈疯狂之态的市侩，最终使其成了可笑之人”。

1897年10月29日，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出生于莱特镇（今德国莱茵地区莱特市）奥登基尔欣街186号（今为202号）的一个小套房里。他的父亲是弗里茨·戈培尔，是W.H.莱纳尔茨烛芯厂的小职员，母亲叫卡塔丽娜·奥登豪森，曾是一位农庄女仆。戈培尔一共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妹妹。

戈培尔一两岁时就因患有肺炎而差点丧命，虽然挺了过来，但他身体也一向羸弱。后来又得了脊髓炎，他的右腿出现麻痹症状，虽然得到了医师的尽力救治，但无法治愈，并且会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右腿将变得畸形。戈培尔10岁时，他父母带他前往位于明兴格拉德巴赫的玛利亚济世医院做手术，但失败了。1904年，戈培尔在自己家附近的国民小学上学。由于大脑袋，右足萎缩，戈培尔时常会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欺负。戈培尔喜爱读书，在玛利亚济世医院治病的3个星期里，他一直都在读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童话，从这以后，戈培尔爱上阅读，并且认为自己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自己身体上的不足。小学毕业后，戈培尔就读于市立九年制中学。1914年，奥地利储君弗兰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蠢蠢欲动，德国开始全国动员参军。戈培尔因残疾而被拒绝加入军队，为了弥补无法参军的失落，他去帝国银行做了几周的义工。1915年，戈培尔的妹妹伊丽莎白（Elizabeth）因痨瘵而去世。两年后，戈培尔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

1917年4月，戈培尔前往波恩大学报到，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在大学里，他认识了一位名叫卡尔·海因茨（Karl Heinz）的法律专业大学生，戈培尔对他十分敬仰，经常跟随着海因茨参加坚定祖国信仰的乌尼塔斯-西格弗里迪亚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戈培尔因其对“威廉·拉贝”的出色演讲，而引起了波恩师生的关注。同年9月，戈培尔因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向科隆天主教阿尔伯特一马格努斯协会递交了一份助学金申请。10月份，戈培尔获得了贷款。但由于这笔钱没有及时偿还，戈培尔多次被起诉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直到1930年，才还清了贷款。1918年5月，戈培尔跟随卡尔转到弗莱堡大学继续学业，在此期间，他又认识了一位名叫安卡·施塔尔海姆（Anka Stalherm）的富家女，两人谈起了恋爱，两人的恋爱遭到了施塔尔海姆母亲的反对。8月学期结束两人各自回到家乡，戈培尔开始创作剧本《加略人犹大》，并每天向施塔尔海姆汇报创作情况，这部作品反映出戈培尔怀疑信仰天主教是否真的能带来对公正的渴求，因此遭到神甫助手反对，戈培尔接受神甫助手毁掉稿件的建议。次年1月，戈培尔回到家乡莱特，2月，戈培尔在家继续创作自己之前没有完成的第二部剧作《海因里希·凯姆普菲尔特》，讲述的是主人公在工作奋斗的同时还要每天为面包奋斗的困境。8月，戈培尔开始着手写作《米夏埃尔·福尔曼的年轻岁月》，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批判式的真实自我写照：在病态的好胜心驱使下，竭力弥补残疾带给自己的影响，并在取得成就后变得高傲而霸道。1919年底，戈培尔与施塔尔海姆前往巴伐利亚州首府求学。1920年2月底，戈培尔因经济窘迫又与施塔尔海姆闹翻而回到莱特，在此期间，戈培尔通过教授辅导课来赚取接下来的学费。

与施塔尔海姆分手之后，戈培尔与一位名叫查理德·弗利斯格斯（Charlie De Frisgos）的人成为了好朋友。1920年夏天，戈培尔前往海德堡求学，而施塔尔海姆继续留在弗莱堡大学念书。同年的圣灵节前后，施塔尔海姆前去看望戈培尔，之后音信渐疏。后来，戈培尔得知施塔尔海姆被一位名叫格奥尔格·穆梅博士的律师求婚，戈培尔立即向施塔尔海姆请求订婚并还在往来的信件中以自杀向威胁，但都没有结果。

1920年的冬天，戈培尔在查理德·弗利斯格斯的陪同下前往海德堡寻找施塔尔海姆，但没有找到。然后，查理德·弗利斯格斯在戈培尔的要求下继续前往慕尼黑寻找施塔尔海姆。过几天，戈培尔收到查理德·弗利斯格斯的来信，并得知施塔尔海姆已经与一位有钱的贵族在一起了。后来，施塔尔海姆与穆梅律师结婚。1921年的春天，戈培尔全身心投入学习以期望获得博士学位。同年11月18日，戈培尔前往海德堡大学答辩并得到了博士证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沉重的《凡尔赛和约》和严峻的经济环境，让德国的就业环境十分恶劣。但戈培尔比较幸运，1922年1-3月，他在《西德意志报》先后发表了六篇议论时局的文章，这让他得到了公众的认可。秋天，戈培尔因其出色的文笔和独特的见解，被《西德意志副刊》录用为按小时计薪的实习生。正当戈培尔期望能够转正的时候，他被解雇了，因为该报主编需要安置另外一个早报的员工。10月，戈培尔在莱特工商学校大礼堂做了一场关于德国文学的报告，另外时不时还有一些辅导课可以为他带来一些收入。在这段时间，戈培尔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名叫艾尔瑟·杨克（Elsher Yank），一位小学老师，是在一次天主教商人联合会的庆祝活动上认识的。

离开《西德意志报副刊》之后，杨克一直积极为戈培尔四处寻找工作，最终在德累斯顿银行科隆分行找到一个职位。在杨克和家人的劝说下，戈培尔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职位。1922年以后的人生经历，让戈培尔对犹太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银行工作的经历，让他见到富裕的犹太人和贫穷的雅利安人之间的差距。这些促使戈培尔思考犹太人的种族问题，最终他认为犹太人是德国遭遇不幸的罪魁祸首。虽然杨克对戈培尔帮助诸多，但因为其具有犹太血统，而逐渐被戈培尔疏远。1923年1月2日，戈培尔早上五点半乘坐火车从莱特到科隆上班，然后晚上八点左右回到莱特。几天后，戈培尔与杨克一起搬到了科隆。在银行工作中，戈培尔看到马克不停地贬值以及周围糟糕的社会状况，他厌倦了呆在银行工作，于是在7月份时候，他请了一个为期6周的病假。但不料在找医生开请假证明的时候，他真的病倒了。病好了之后，他和杨克去巴尔特卢姆岛旅行。

9月份，戈培尔结束旅行回到了科隆，不久后，他也接到了科隆银行的辞退信。戈培尔向父母隐瞒了他失业的消息，他的生活也随之陷入了窘境。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戈培尔以自己得了神经病为由写信给父亲希望回家修养。他父亲让他以身体健康为重，并给他邮寄了路费。12月，戈培尔在探望了因矿难丧生的朋友的母亲后，构思了一部小说。1924年1月，戈培尔给《柏林日报》写了一份很长的求职信，希望能够得到一份编辑的职位，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响。在2月底3月初，戈培尔用了几天时间就写出了那部1923年底构思的小说《米夏埃尔·福尔曼——日记中的一个人的命运》。1924年初，戈培尔读了反犹太主义者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国际犹太人》一书，这更加让他确信犹太人是罪恶的。由此，他更加坚定了反犹太主义。

1924年2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因为发动酒馆政变而接受审判，他在审判席上大肆宣扬纳粹主义。这吸引了戈培尔。4月，戈培尔与中学同学弗里茨·普朗（Fritz Plann）有了来往。8月，普朗通知戈培尔将要带他去魏玛参加全德民族团体和党派的聚会。但因普朗只凑到了自己的车票钱，戈培尔未能与他同行。不过，后来有人给戈培尔送来了车票钱，他立即乘坐火车前往魏玛。

一到魏玛，戈培尔立即前往民族剧院，那是全德民族团体和党派的聚会的召开地。在这里，他见到了埃里希·冯·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戈培尔随着“德国青年理想主义者”小组与鲁登道夫沟通，他对时局的见解得到了鲁登道夫的赞许，戈培尔信心大增。在魏玛，戈培尔见到了国会议员、德国民族自由党创建人阿尔贝特·冯·格雷费，还有民社党的主要人物来自巴伐利亚州的药剂师格里哥·斯特拉瑟，以及反犹煽动性报刊《冲锋队员》的创办者尤里乌斯·施特莱歇尔。

1924年8月21日，戈培尔与普朗组建了大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自由运动拉巴赫地方小组。10月1日，戈培尔获得了《民族自由》主编的位置。11月8日，他将《民族自由》专栏给了希特勒，专门介绍希特勒。此时他认为希特勒是“伟大的德意志使徒”。12月20日，服刑9个月的希特勒出狱了，并委托最忠实的追随者格雷戈尔·施特拉塞（Gregor Strasser）重新组建效忠自己的民社党。同年，戈培尔通过施特拉塞的亲信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接近希特勒，并加入了民社党，即纳粹党。1925年1月20日，戈培尔被《民族自由》解聘。

1925年2月25日，在卡尔·考夫曼的举荐下，戈培尔担任北莱茵党区日常事务负责人。虽然戈培尔积极参加工作，但自己领取的津贴无法满足生活。4月份，戈培尔又陷入了经济的困境之中。但这并未让戈培尔退缩，还担心自己会被退党。3个月后，戈培尔去魏玛参加一个会议，阿道夫·希特勒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自己关于信仰、战争和运动的目标。这引起了戈培尔的强烈共鸣，并认定自己一定要追随此人。

同年8月25日，戈培尔、考夫曼与施特拉塞会面，商议创办民社党党刊《民族社会主义通讯》。他们约定戈培尔担任主编。次月10号，民社党在哈根举行会议，与会人员决定成立“西北劳动联盟”，由戈培尔担任日常事物负责人。同时，戈培尔也正式出任《社会民主主义通讯》主编。11月6日以及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戈培尔两次见到了希特勒，他的理论能力也得到了希特勒的关注，所以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希特勒主动与他打招呼。

希特勒同意“西北劳动联盟”成立。该联盟章程第二十二章明确要求联盟成员要接受希特勒的领导。12月中旬，戈培尔和考夫曼共同修改由施特拉塞拟定的“民族社会主义基本问题”草稿，并于1926年1月24日在汉诺威王国举行的会议讨论。1月初，戈培尔完成了这份文件。然而在会议上，戈培尔的对外思想遭到了与会者的批判。虽然戈培尔进行了反驳，但他起草的文件并未受到重视，只是当作起草党纲的一个可能被需要的材料。

阿道夫·希特勒在1926年的2月初亲自给戈培尔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前往班贝克参加一个领导人会议。希特勒与施特拉塞渐行渐远，因为希特勒不想被党纲所束缚，而施特拉塞支持制定党纲。2月10号，施特拉塞告诉戈培尔，大多数人都是支持他的。但戈培尔不为所动，依旧前去参加班贝克参加会议。希特勒在会议上的发言，让戈培尔心悦诚服，认为希特勒的理想值得自己追随，他决定脱离施特拉塞加入希特勒阵营。所以当施特拉塞示意戈培尔帮自己反驳阿道夫·希特勒时候，戈培尔一动不动。

4月8日，戈培尔与考夫曼等人接受希特勒的邀请前往慕尼黑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希特勒和他们专门谈起了“党内的争论”。此后几天，戈培尔与希特勒多次会面，并且与希特勒以及希特勒的情人格莉·劳巴尔（Gree Raubar）一起吃晚饭，讨论德国外交政策。希特勒对戈培尔的“特殊关注”引起了希特勒跟随者的嫉妒。例如5月初，希特勒亲信之一费德尔攻击戈培尔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宣传鼓动者。另外，施特拉塞等人也指责戈培尔屈服于希特勒。为了应对这些攻击，戈培尔在他担任主编的《民族社会主义通讯》发表一份公开信为自己辩解，指出“党内”不应该纠结理论而应该成为一个革命现实主义者，解决实际问题。他在公开信中坦言他跟随希特勒是因为他是一个现实的革命主义者。

1926年8月，戈培尔被民社党领导机构要求暂任“柏林党区代理领导人4个月”。同年11月7日，戈培尔来到柏林。两天后，戈培尔在柏林塞尚街的战士协会大楼举行纪念慕尼黑政变死难者活动中首次亮相，并进行了长达数个小时的演讲。9日，戈培尔发布指令，禁止党内讨论各派系之间的争论，并宣布违反这一禁令的人会被开除党籍。

1927年初，戈培尔将柏林党区日常事务部从波茨坦街19号背街肮脏的地下室里迁出，搬到了吕措街44号临街房子的二楼。同年2月11日，戈培尔要在德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法鲁斯大厅发表演讲，结果被事先来到这里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围殴，但没有受伤。他希望这次围殴事件能够登上报纸好增加民社党的知名度，但效果并不太好。

3月20日，他在特雷宾集市广场举行集会，进行演讲，主题是反犹太马克思主义，演讲完成之后，便率领车队前往柏林，并在途中的特雷宾火车站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成员，双方因理念不同而发生斗殴，戈培尔站在后面指挥手下趁机殴打犹太人，最终形成了骚乱。戈培尔策划这次骚乱最终让民社党出名，各大报社纷纷报道，申请加入民社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而策划者戈培尔也只是被警察例行公事询问一番之后就不了了之。

后续戈培尔继续策划事件以增加民社党的曝光度。5月4日，戈培尔在战士协会大楼发表极端的反犹太演讲，激怒了在场的听众，自己也被围殴。这件事情引起了轰动，第二天，柏林警察局依据宪法要求民社党柏林-布兰登堡党区及其下属组织解散。戈培尔提出上诉但无功而返。民社党被禁期间，戈培尔一直想方设法进行纳粹宣传，比如成立“政治学校”等。在被禁止活动后的11月8日，戈培尔又可以公开演讲了，在这次演讲中，戈培尔重点攻击警察局领导人。1928年2月28日，因去年5月份在战士协会大楼煽动事件，戈培尔被法庭传唤，最终戈培尔被判罚款600马克。3月31日，柏林警察局对民社党的禁令解除了。

1928年4月13日，柏林民社党“重建”，这让戈培尔兴奋，但让他担心的是德国5月20日的大选迫在眉睫，于是，戈培尔不竭余力地宣传民社党理念，试图在国会中取得更多席位。戈培尔的努力并没有给民社党带来任何起色，在竞选期间，只有1.5%的选民投票给民社党。纳粹党失去了近 10 万选民，仅获得全国 2.6% 的选票。柏林的结果更糟，他们只获得了 1.4% 的选票。戈培尔是首批当选德国国会议员的 12 名纳粹党成员之一。选举后不久，阿道夫·希特勒考虑任命戈培尔为党的宣传部长。但他犹豫了，然而戈培尔认为自己非常适合这个职位，并开始制定有关如何在学校和媒体中使用宣传的想法。到 1930 年，柏林已成为该党仅次于慕尼黑的第二大支持基地。

1928年到1930年初，戈培尔主要工作就是宣传民社党理论，试图获取更多的选票。1929年11月17日，民社党在柏林市议会选举中获得了5.8%的选票，这是民社党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了。民社党在柏林市议会取得了13名席位，并成立了民社党议会党团，为首的是戈培尔。12月17日，戈培尔父亲去世，他回到莱特奔丧。1930年4月26日，戈培尔被阿道夫·希特勒任命掌管民社党的全国宣传工作的领导人。5月1日，戈培尔将党区日常事务部迁到了距离总理府很近的克罗伊茨贝克的赫德曼街10号。7月14号，德国国会再次被解散，并宣布于两个月后重新进行选举。为此，戈培尔全身心投入紧张的竞选宣传中。他不仅在《进攻报》上发表各种文章，还去全国各地进行公开演讲。在此期间，戈培尔因侮辱他人遭受指控，并于8月中旬审理。但这次审理并未将戈培尔送进监狱，反而让他在各种报刊上大出风头。另外，戈培尔提出了一个关于种族和民族团结的的新社会，这为民社党吸引了650万张选票，在国会上获得了107个席位，并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

1930年底，戈培尔遇到了刚加入民社党几个月的玛格达·柯邦特（Magda Quandt），她主要工作是帮助戈培尔整理私人文件。次年12月19日，两人结婚。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将军保罗·冯·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但戈培尔并没有在内阁中获得任何职位，他期望获得的文化部长职位被阿道夫·希特勒给了伯恩哈德·鲁斯特。不过，3月，希特勒内阁新成立了一个帝国公共启蒙和宣传部，该部门的首要目标就是集中控制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戈培尔因为其手段多样、富有创意的宣传特长，被希特勒任命为该部部长。担任部长后，戈培尔宣布德国人民必须从此“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全心全意为政府服务”。不久之后该部在戈培尔的领导下成立了各个部门，分管不同领域宣传事项，包括教育系统、广播、电影、报刊、戏剧，而后又经希特勒授权，帝国公共启蒙和宣传部可以代表政府处理所有公共关系。

5月10日，纳粹在柏林焚烧书籍，戈培尔在这次活动中发表了演说。6月份，戈培尔被希特勒提拔为纳粹党第二高政治级别，仅次于希特勒的级别。10月20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表演讲，并解释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不是为了准备战争。11月8日，戈培尔出席最高法院国会纵火案审判现场作证，但法院依然将纳粹指控的德国共产党主席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被拘捕，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等人无罪释放，这让戈培尔认为法院不在纳粹的掌控之下，应该设法更换。

1934年的复活节，戈培尔购买了一个白色的游艇“巴尔度”，有时会在勃兰登堡州湖区举行游艇聚会，经常会邀请演艺界的一些明星比如燕妮·尤格（Eugenie Walter）、路易丝·乌尔里希（Luise Ullrich）等参加。这些女明星大多都成为了戈培尔的幽会情人。为了进一步控制电影界，戈培尔让宣传部的电影处处长泽格尔（ Zengel）监管整个电影业的影片制作。并且在此后的几年了，戈培尔每天晚上一有空就会亲自用自己绿色的“部长笔”审核剧本，并进行修改。从1935年10月起，纳粹德国电影任何政令的发布皆有戈培尔主导。

1934年4月15日，戈培尔的女儿希尔德（Hield）诞生。6月中旬，戈培尔被希特勒派去波兰进行外事访问，向波兰释放纳粹德国的“善意”。6月17日从波兰回国后，戈培尔在格腊举行的图林根州党区大会上直接攻击资产阶级保守派，并在第二天，在弗莱堡的一个大型聚会上攻击不满希特勒的时任德国副总理巴本（Papen）不具备领导才能。12天后，戈培尔接到通知，希特勒命他火速前往巴特戈德斯堡。戈培尔以为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剿灭类似巴本这样的反动派。然而，到了那里，他才知道，这是让他参加斩首冲锋队的任务。虽然戈培尔并不认为冲锋队会影响到纳粹政权，但他依然忠心地接受希特勒的安排。

第二天早上，戈培尔跟在希特勒的后面前去达巴特维塞的汉斯鲍尔旅馆，逮捕了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他们随即回到慕尼黑。到了之后，戈培尔立即通知赫尔曼·戈林可以开始“蜂鸟行动”了，即清除柏林地区的冲锋队队员。晚上戈培尔陪同希特勒返回柏林。一向与希特勒对着干的、戈培尔的死对头施特拉塞也在这次清剿活动中被杀害。7月4号，戈培尔通过德国广播电台针对6月30日的清剿活动发表讲话，并将这次活动粉饰为制止了德国走向混乱，并一再强调这次活动是合法的“国家紧急防卫”。

同年8月1日，希特勒向内阁提交了继任法，将总统和总理的权限和在一起，第二天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去世后，该法也就随之生效。兴登堡的葬礼由戈培尔负责，他先于8月6后安排国会在科洛尔歌剧院举行惦念大会。次日，在戈培尔的安排下，兴登堡的遗体被运往为纪念兴登堡1914年大捷而修建的纪念碑旁。

阿道夫·希特勒宣称兴登堡没有留下任何遗嘱，但在兴登堡总统去世12天后，巴本给希特勒带来了兴登堡的遗嘱，该遗嘱多次提到希特勒会带领德国走出备受压迫的深谷。但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受到了质疑，一个是语言表达不符合兴登堡日常的习惯，另一个是多次提到希特勒，但是没有提到兴登堡一直念念不忘的德皇和雅威。这份不合时宜出现的遗嘱并未给希特勒继位增加合法性，而是引来了诸多争议。为了让自己合法继位，希特勒必须另辟它径，由于他们还没有掌握军队，于是希特勒决定再来一次选举，通过选举的合法性来摆脱兴登堡遗嘱的负面影响。为此，戈培尔在此开始全国的宣传，为希特勒获得更多的支持。然而，戈培尔的对头、监管民社党精神和世界观教育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趁机攻击戈培尔，声称戈培尔6月30日所发表的演讲给国民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不利于吸引投票。

双方首要争夺的就是德国的音乐代表人物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 ）。戈培尔抢先一步任命施特劳斯为他一手扶持的德国文化协会下属的音乐协会的主席。在施特劳斯70岁生日时候，戈培尔以宣传部的名义赞扬他的音乐成就。但罗森贝格立即指责戈培尔让施特劳斯请一位流亡的犹太人写歌剧《沉默的女人》是不可被接受的。戈培尔表示这是一位居住在奥地利的犹太人斯台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写的，不是流亡的犹太人写的。由于这个歌剧已经得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首肯，所以并未对戈培尔造成实际的影响。

11月初，罗森贝格转向攻击戈培尔手下的德国音乐会会员、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认为他文化政治方面不够合格，是颓废文化的代表。11月25日，音乐协会副主席、指挥家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撰文说欣德米特是一位天才不能轻易放弃。然而，当天晚上，富特文勒在国家歌剧院《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结束后，观众以长时间的鼓掌来抗议富特文勒对欣德米特的抗议，戈培尔与“盖世太保”创建者赫尔曼·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也都在场。戈林事后向阿道夫·希特勒汇报说有人公开表达厌恶民社党国家领导人。戈培尔也很恼火，对富特文勒说他会让别人知道谁更有力量。12月4日，富特文勒因无法抵抗罗森贝格的攻击而辞去音乐协会副主席并决定流亡美国。

由于受到对头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的阻挠，富特文勒赴美计划没有成行。戈培尔趁机于1935年2月28日在希特勒的示意下与富特文勒谈判。这次会谈后，富特文勒先为之前观点表示道歉，同意政治文化方面也很重要。随后，戈培尔立即撰文为富特文勒辩护，拒绝罗森贝格进一步处理富特文勒的要求，并声称富特文勒并没有进攻帝国文化政策。另外，他还表示帝国的文化政策只能有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希特勒授权的宣传部长决定。

10月，罗森贝格插手了电影协会主席和语言工作者协会主席接替事情，这让戈培尔决定重新建立一个帝国文化委员会，以此重新确立起自己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不过在戈培尔真是行动之前。罗森贝格已经于9月11日在希特勒的授权下组建了帝国文化委员会。为了挤掉罗森贝格，戈培尔特意找到希特勒，并进行一次详谈。这次详谈让希特勒意识到帝国文化委员会与文化协会这两个名字及功能及其相似的机构同时存在并由两个人分别负责对帝国没有好处。于是，希特勒叫停了罗森贝格的计划，并允许戈培尔亲自组建帝国文化委员会。10月22日，戈培尔与文化协会的负责人共同决定了105名帝国文化委员会成员名单。

虽然罗森贝格是自己的死对头，但是戈培尔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法彻底扳倒他，于是想和谈，并邀请他加入文化委员会，但遭到了罗森贝格的拒绝。1936年6月，一直寻找机会攻击戈培尔的罗森贝克有了新发现。盖世太保截获了时任德国音乐协会主席施特劳斯给歌剧《沉默的女人》作者斯台芬·茨威格的一封信，在这个信中施特劳斯表示自己担任音乐协会主席并非忠于纳粹而只是想做一些善事，防止更大的不幸的发生。面对这封信，戈培尔只得向罗森贝克屈服，并强迫施特劳斯辞职。

1935年开始，戈培尔在德国文化协会开始清洗犹太人。这一年秋天，戈培尔下令要求经营艺术品、古董的犹太商人在12月10日之前必须卖掉自己的企业。另外，他也命令犹太人书商在年底之前卖掉自己的企业。同时，戈培尔也发布命令，10月1日起，德国不允许出售和陈列面向犹太人的杂志。虽然戈培尔这些举措遭到了时任经济部长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Horace Greeley Schacht）以顾全经济大局为由的阻拦，但戈培尔仍旧坚持清洗。1936年初，戈培尔清洗犹太人计划被暂时搁置，因为沙赫特多成功说服阿道夫·希特勒戈培尔的犹太人清洗政策会影响德国的进出口贸易。

1936年1月22日，民社党国外组织、瑞士小组组长威廉·古斯特洛夫（Wilhelm Gustloff）被谋杀。2月12日，希特勒在古斯特洛夫的葬礼上声称犹太人应为此负责。戈培尔趁机继续启动文化领域的犹太人清洗计划。4月底，戈培尔发布新的清洗指令，要求德国文化协会内所有拥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或者与拥有一半、四分之一血统犹太人结婚的人都要被清理出去。

1938年11月7日，德国驻法大使馆三等秘书法姆·拉特（Fam Ratt）被犹太人枪杀。戈培尔迅速发表演讲，抨击犹太人。并趁机鼓动纳粹冲锋队员打砸烧抢德国犹太人教堂、商铺。此次行动中大约有520座教堂被烧毁，也有说法是烧毁了1000多座教堂；约7500所犹太人商店被抢劫烧毁。并且有20000多犹太人被装上闷罐车送去位于达豪、不痕瓦尔德或奥拉宁堡的集中营。由于这次针对犹太人的清洗运动受到德国民众的反感，阿道夫·希特勒下令戈培尔终止对犹太人的报复行动。并要求戈培尔消除不良影响。之后，戈培尔在宣传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切关于抢砸犹太人的报道都是谎言。

同时，由于纳粹发现犹太人受到的损失都会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这意味着任何损失最终都要转移到了德国的经济上来，于是希特勒等人开始筹划如何将犹太人彻底清除出德国的经济生活之中。1938年11月12日，戈培尔与赫尔曼·戈林等人在帝国航空部会议大厅商议以何种方式终结彻底终结犹太人问题。戈培尔建议禁止犹太人出入任何文化场所以及参加任何文化活动，也不允许犹太人和德国人共用一个火车隔间。然而戈培尔这种不顾及犹太人在德国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做法引起了戈林的嘲讽。不过会议最终决定德国保险公司不准对犹太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并且政府当天命令犹太人必须交出10亿马克的集体罚款为射杀政府官员法姆·拉特赎罪。紧接着，戈培尔宣布，犹太人必须廉价出售其在德国的企业，并禁止犹太人出入任何文化场所，12月16日，政府开始抓捕犹太人，然后释放承诺一定会离开德国的犹太人。1938年11月10日到1939年9月1日，约有11.5万犹太人离开德国；自从纳粹掌权以来约有40万人逃离德国。

1936年11月26日，戈培尔对自由艺术进行批评，认为它是“公众生活之癌”，并发布禁令，禁止艺术家从事自由艺术。戈培尔要求任何艺术批评都必须建立在民社党提倡的民族社会主义理念与“心地纯正”的基础之上，并且必须在规定的尺度内，少评价多表述，以正面报道为主。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与戈培尔以民社党掌权4周年纪念日为契机，吸收内阁中“无党派”成员加入民社党，但遭到了信仰天主教的交通邮电部部长埃尔茨-吕本纳赫的拒绝，这让戈培尔与希特勒感觉受到了羞辱。2月22日，希特勒在“教会问题大会上”认为基督教与犹太教混淆不清，并认为基督教已被犹太人控制，所以在德国消灭“基督教”迫在眉睫。3月21日，基督教教皇庇护十一世要求德国天主教牧师在天主教布道坛上朗诵他谕旨《心急如焚》，该谕旨主要就是批评纳粹种族主义。而在前一天晚上，戈培尔才得知这件事情，虽然生气，但并没有采取过激举动。而是要求收下禁止和没收印有庇护十一世牧函的教会宣传片，并通过“经济制裁”来处罚教会。4月之后，戈培尔以一名男孩在比利时一个修道院被强暴致死的惨案为开始去猛烈攻击基督教教会。戈培尔宣传声称就是在希特勒的保护下，德国的青少年才能够免遭教会的毒手。5月28日，戈培尔向两万名纳粹分子发表演讲并全国直播，宣传天主教会的性犯罪，以此让普通天主信徒远离该信仰进而关闭宗教学校，鼓励人们前往“去宗教化”的社区学校学习。

1936年，戈培尔就想筹备一个“堕落时代的艺术”展，以此来让民众学会甄别艺术的好坏。虽然戈培尔这个展览在党内没有多少人支持，但6月29日，希特勒批准了该展览，并要求戈培尔全权负责。戈培尔命令手下在德国各级博物馆搜查17000件堕落艺术品，然后被集中拉到柏林。次年5月，小部分油画、水彩画、素描和版刻被卖往国外以换取外汇。还有5000多份艺术品在1939年3月20日被集中销毁。

在清洗文化之余，戈培尔依旧继续清理文化领域的犹太人，并怂阿道夫·希特勒同意他起草一份“禁止犹太人进入德国戏院和参加文化活动”的文件，并以警察局通令的形式发布。由于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被纳粹投入集中营卡尔·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戈培尔十分恼怒，于是特别设置了一个奖金为30万马克的“科学艺术国家奖”。

1938年，希特勒准备出兵奥地利，以满足其扩张德国领土的愿望。3月11日晚，德国联邦国防军越过德奥边界线进军奥地利，夜里12点钟，戈培尔在希特勒授意下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演讲，声称德国此举是应奥地利新成立的民社党政府请求而行动，目的是确保奥地利公平自由地选举出民主政府。4月9日，戈培尔来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市政厅阳台上，并宣布该日为“大德意志帝国日”。

在进军奥地利的同时，希特勒也决定要对犹太人加大压力，并要求将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赶出去，同时颁布法令，要求财富超过帝国五千马克的犹太人必须申报。德国随即掀起了驱赶犹太人的浪潮。戈培尔在6月3号的演讲中就直接表明要将犹太人全部从柏林中去赶出去，20天后的奥林匹克体育馆演讲中，戈培尔也重申了这一观点。但德国声势浩大的清除犹太人的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对，德国外交部长为此显得忧心忡忡，戈培尔与外交部长在凯撒霍夫饭店见面，保证行动会温和一些。

1938年3月，戈培尔指使帝国首都柏林市长利佩特（Lippett）以柏林市政府的名义购买了罗特施尔德银行行长位于天鹅岛海岛街12/14号的一处位于9600平方米的别墅，只花了117500帝国马克，价格十分低廉。然而，最后签署合同的时候，买主从柏林市政府变成了戈培尔。就这样，一处绿树环绕的豪华别墅成为了戈培尔的囊中之物。在戈培尔收购豪宅的同时，希特勒已准备开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为了配合阿道夫·希特勒，戈培尔取消了不允许讨论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的禁令。随着戈培尔事业的蒸蒸日上，他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戈培尔让他的情妇、德国著女演员丽达·巴洛娃（Lida Baarova）前去和自己的妻子玛格达坦白戈培尔想过三人世界。玛格达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立马去找希特勒，要求元首准许他们离婚。但希特勒认为戈培尔与玛格达离婚会引起外界议论从而影响自己的权威，所以不允许他们离婚。待玛格达走后，希特勒立马召戈培尔过来，要求戈培尔断绝与丽达·巴洛娃的关系，并明确告诉戈培尔，他的政治生涯与玛格达的婚姻紧密相关。戈培尔无奈只得强硬地与丽达·巴洛娃断绝关系，而丽达·巴洛娃的德国电影生涯也随之结束。

由于玛格达拒绝与戈培尔缓和关系，坚持要求，让戈培尔大为恼火。玛格达前去希特斯加登找到阿道夫·希特勒，强烈要求与戈培尔离婚。10月23日，戈培尔被希特勒叫了过去，玛格达也被叫了过去。希特勒要求他们尝试着过3个月，期间戈培尔必须对玛格达规规矩矩。如果两人还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那么戈培尔必须交出自己的职务。1938年年底，戈培尔越来越焦虑，因为玛格达的最终态度将决定他的职业生涯。1939年1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让戈培尔去见他，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希特勒要求戈培尔尽快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最终，戈培尔以孩子为要挟，令玛格达不再坚持离婚。1939年初，戈培尔给自己在赫尔曼·戈林街修建了豪华的柏林官邸，十分奢华，装修费320万帝国马克。

1939年，戈培尔开始开始准备扩建自家的朗科别墅。但遭到了当地政府的反对，因为朗克别墅位于利浦尼茨湖自然保护区。此举被罗森贝格获知，他支持当地政府阻挠戈培尔别墅的扩建。但他的支持并没有效果，身为帝国林务官的戈林同意了戈培尔的扩建。1940年11月，戈培尔与戈林联手，以电影的名义将226万帝国马克资金投入到朗克别墅的建设之中。同年10月份，戈培尔拌入了赫尔曼-戈林街20号的官邸之中。此次，戈培尔与玛格达生下了第六个孩子，海妲（Hyde）。这个孩子也让夫妇二人的关系进一步缓解。

1938年8月31日，希特勒告诉戈培尔，他要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安慰戈培尔说，德国已经做好了英国全面干涉的准备了，但他预计这次行动，英国不会真正干涉。所以戈培尔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宣传了。同时，戈培尔领导的宣传部门也被正式编入国防军一个独立的指挥部参加9月份德军的演习。为了缓和与欧洲诸国的紧张关系，阿道夫·希特勒声称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地区是德国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诉求，即占领苏台德后不会再进一步扩张。然而，第二年1月30日，希特勒违背之前的承诺，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升级，3月14号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攻占。4月份，恰逢希特勒的生日，所以安排在这个月的阅兵仪式也就十分重要，为了给希特勒庆生，戈培尔特亲自安排12名精心挑选的摄影师拍摄了长达9000米的阅兵仪式胶带，然后仔细挑选出二十分之一来编辑、配乐制成阅兵仪式纪录片。该纪录片受到了好评。

希特勒想联合波兰去对抗苏联，但遭到了波兰的拒绝。因此阿道夫·希特勒决定要先解决波兰。1939年4月28日，希特勒宣布终止德国与波兰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及与英国签署的海军协定。在希特勒的示意下，戈培尔将宣传的矛头对准英国。戈培尔撰文指出英国处心积虑地围堵德国是为了阻止德国崛起，在欧洲大陆构建大陆均势。5月份，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钢铁盟约》，双方关系进一步亲密。戈培尔对外宣称此举是为了应对英国的“封锁政策”。从5月开始，戈培尔一直在给各类日报下达指示，要求针对波兰进行仇恨宣传：好像波兰所有的德意志人（其中以但泽为主）都一直在忍受波兰人日益严重的暴行，波兰人在往死里欺负德意志人。6月17，波兰战争爆发的前夕，戈培尔在国家剧院发表针对英国的挑衅性演讲，以刺探英国的反应。7月14日，阿道夫·希特勒下令德军进攻波兰的波美拉尼亚首府格但斯克。

波兰媒体对德国的攻击怒不可遏，认为德国只不过当年波兰的一个附属国，因为德国发源地东普鲁士是波兰共和国的一个封地。戈培尔立即将波兰这些具有挑衅的报道分发到各个编辑部进行报道，以增强德军的向心力。

在戈培尔看来，希特勒不仅要和波兰打，还要和英国、法国打，甚至是苏联。戈培尔认为这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他立即终止与苏联、布尔什维主义的论战，以达到安抚苏联，减少德国对抗压力的目的。戈培尔此举得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肯定，苏联也害怕将德国推向英法海底隧道阵营，于是也积极与德国沟通，表示不对出手救助波兰。8月，德国与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德国攻打波兰时候再无后顾之忧。随后帝国宣传部的反共产国际办公室也被戈培尔取消。

8月23日，戈培尔飞去萨尔茨堡与希特勒见面。此前英国大使亨德森已经向希特勒递交了张伯伦的信，信中表示英国不会坐视不管波兰战役。希特勒与戈培尔会谈时候表示，攻打波兰要像攻打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迅速，唯独不知道英国等国家是否会出兵干涉。不过希特勒并不在意英国是否会插手，执意进攻波兰。在希特勒授意下，戈培尔继续加强对波兰的舆论攻势，声称波兰一直在迫害德意志少数民族。

8月31日，德国正式入侵波兰。戈培尔在当地时间晚上23点左右发布了特别新闻，宣布因波兰突袭德国电台，所以德国予以回击，出兵波兰。同时，为了国外新闻制造混乱，戈培尔起草了《无线电广播特别规定》，禁止德国人民偷听或者传播国外电台消息，违者将会被送入监狱，特别严重的甚至会被判处死刑。在戈培尔的领导下，德国针对波兰的每一次战争都配有宣传攻势，通过罗列波兰人的罪行或假消息来扰乱波兰人并提振德国民众的信心。德国对波兰的战争比较顺利，但戈培尔却遭遇到了挑战。9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命令对外宣传的职责主要有外交部负责，这意味着戈培尔对外宣传的权利被分了出去。9月底，戈培尔开始反击，为了将新闻报道权利抓住，每天上午十一点，戈培尔召开宣传部下属各个科室负责人和主管的“碰头会”，主要是自己下达命令，安排该如何宣传、如何报道等任务。在宣传中，戈培尔更是极力渲染波兰人对在波兰境内的德意志人造成种族灭绝上的威胁。

占领波兰后，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戈培尔开始“驯服”波兰人。他在波兰占领区的克拉科夫总督以及克拉科夫、卢布林、拉多姆和华沙四个区分别开设一个公共启蒙宣传部。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授意下，德军在波兰开始驱逐和屠杀犹太人。这些做法，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就会引起波德国国内民众的反感。于是戈培尔开动宣传机器，说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同时，也通过《永恒的犹太人》《犹太人苏斯》等影片，向德国民众宣传犹太人的残暴，以证明德军针对犹太人的暴行是有据可查的。

波兰很快就被德国拿下，希特勒将矛头对准英法等国。戈培尔得到希特勒的指示，加强对英法的宣传攻势。9月3日，一艘“雅典号”远洋邮轮被击沉，船上28名美国公民丧生。英国说是德军击沉的。戈培尔立即通过媒体反攻说这是英国击沉的。10月19日，戈培尔对外宣称“雅典号”是时任英国皇家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命令击沉的。两天后，戈培尔继续撰文称丘吉尔此举是为了挑拨德美之间的矛盾。截至1941年4月，戈培尔所领导的宣传部对外宣传处人员迅速扩充，从原来的20名，扩充到了41名。同时，戈培尔也通过投放宣传单、香烟等方式挑起盟军之间的矛盾，比如投放英国士兵觊觎法国妇女的漫画，甚至给香烟盒上印制了丘吉尔丑陋的外形。

1940年4月9日拂晓，纳粹军队以进行“威悉演习”的名义入侵丹麦和挪威。戈培尔无法将这次入侵说成自卫反击，于是便吩咐媒体说，这是因为英国想要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变成对德作战的战场，而德军此举是不得不做出的回应。由于英法等国的支援，此次入侵丹麦挪威并未像预期那样顺利，德军应对较为吃力。戈培尔不得不想方设法隐瞒德军在这次战争中所遇到的危机。例如，他禁止国内媒体报道已经有2万名英军、法军和波兰军队在纳尔维克（挪威北部的不冻港）登陆。德军与英法等军队开始了僵持阶段。

1939年11月，戈培尔就决定要创设一个新的报纸，因为他发现公众对德国媒体的单调性是不满意的，并且纳粹德国也需要扩大对外宣传。最初该刊物的拟定名字为《德国评论报》。1940年春天，该报纸名字确定为《帝国周报》。戈培尔要把该报办成类似德国《观察》那样的精英报纸，除了面对国内精英读者之外，主要面对的是秉持中立态度的外国读者。戈培尔也借着这次机会，重新开始撰文作宣传用。紧接着，德国出版集团与戈培尔签订了一份合同邀请戈培尔撰稿，每篇稿费2000帝国马克。这段时间，戈培尔第一个撰稿的报纸是《人民观察报》，每天文章大约在1个小时左右撰稿完成。戈培尔喜欢用电影来增强宣传效果，比如《犹太人苏斯》《罗斯柴尔德》等，其中《犹太人苏斯》是典型的反犹太电影。9月30日，负责纳粹党卫队和警察的希姆莱也要求党卫队与警察要在冬天时候看到这部电影。

10月17日，阿道夫·希特勒召见戈培尔，要他负责法国占领区的宣传任务。戈培尔与希特勒商量想制作一个“伪装系统”，让法国民众感觉不到是谁操控舆论。为此，戈培尔特别重视电影，因为1939年德国的电影工业创造了50亿帝国马克。并且1940年德国电影纯收入为7亿帝国马克。戈培尔为了能够从财政部那里弄来一笔钱，特别推出一个新影剧院建设的“特别基金”，并跑去向希特勒邀功。另外，他还设置500万帝国马克的文化基金、1500万帝国马克的冬季战争救济会基金，其目的也是向希特勒邀功。

1940年11月起，戈培尔的在新闻方面的权限被明显缩减，希特勒将新闻大权移交给了约瑟夫·迪特里希（Josef Dietrich），戈培尔关于新闻的指示、政令都需要经过迪特里希特审核。随着英国对德国的攻击越来越猛烈，戈培尔也抓紧对英国的宣传攻击。他连续写了《英国及其财阀》《丘吉尔的谎言工厂》《伪社会主义者》等发表在《帝国周报》上的社论，向英国发起舆论攻击。同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美国可以无偿将武器装备租借给英国。戈培尔立即撰文予以攻击，认为此举威胁了美国的威望，也暗示着英国已经输掉了，现在只是依靠美国的“输血”才可以苟延残喘。

罗森贝格一直批评德国电影届“烂拍亲英片”，戈培尔立即拍摄以因反抗英国南非政策而遭逮捕的保罗·克吕格尔（Paul Krüger）的故事为原型的《克吕格尔大叔》，以强化突出英国的反面形象。另外，戈培尔认为应该拍摄一些轻松的娱乐影视节目，比如1939年拍摄的《我们跳遍世界》反响就不错，好让德国军民保持愉悦的心情。1940年和1941年，在戈培尔的主持下，德国宣传部先后制作了电视节目《点歌》和电影《旷世之恋》。

1941年3月28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宴请日本外相的空档私下跟戈培尔说了自己想要攻打苏联的打算。后来，戈培尔手下，对外宣传处处长波默尔在柏林保加利亚大使的招待会上因为醉酒而把德国将要攻击苏联的绝密情报泄漏出去。戈培尔在得到希特勒的首肯之后，立即撰写了一篇《克里特岛战役》的阴谋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德国要全力以赴进攻英国。因而，国际外交界反而认为德国宣传部的对外宣传处处长透露的攻打苏联的事情是声东击西，为了遮掩其攻打英国目的。

然而，1941年6月15日，戈培尔被希特勒召见，希特勒决定对苏联攻击。7天后的早上5点30分，宣布希特勒将德国的命运交给了德国联邦国防军，这也是戈培尔发出的战争宣言。当天，戈培尔在苏联部长会议中认为如果不解决苏联，那么德国就无法集中精力征服英国。就是同一天，德军已经进入苏联边境。7月6日，戈培尔在《帝国周刊》上发文宣传德国针对苏联的战争是文明对决邪恶的正义之战。该篇文章被视为德国正式进攻苏联的号角。同月，德国宣传部曾经被废除的反苏宣传部门又被重新设立。另外，为了做好反苏宣传，戈培尔特别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反苏宣传机构，独立于他领导的宣传部，另外，他还成立一个秘密电台从事反苏宣传。采取的宣传措施拍摄电影、印制宣传单海报、给广播车制作唱片等。戈培尔领导下的秘密电台也从3个增加到22个，每天用18种语言播放34种不同的政治节目，全部都是攻击约瑟夫·斯大林政权。而德军是为了解放那些被苏联政权压迫的人而进攻苏联的。

11月9日戈培尔再次发文，号召全体民众打一场“社会主义“战争。12月14日德意日三国最终签订协定,约定在战胜美国与英国之前共同作战,决不放弃。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这一系列事情让戈培尔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战，因此培尔认对局势报道应该客观，不再屏蔽了所有坏消息。但是对苏联作战的报道中，他一再宣传是寒冷的天气导致了作战的困难，全然不提领导层的战略失误。12月18日，戈培尔立即着手:冬季赈济捐献。他号召民众为东线士兵募捐冬衣,称之为“家乡赠予前线的圣诞礼物”。捐献衣物的人蜂拥而至,活动还不得不延长到1942年1月11日。1月14日，戈培尔通过帝国广播电台发表演说称，这六千七百多万衣物是“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了德意志民族意志坚定,暂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直至胜利。”

到1942年5月末为止，国防军占领了刻赤半岛，在哈尔科夫南部的包围战中歼灭三支苏联军队。6月初,德军开始进攻克里米亚半岛,并在为期四周的艰苦奋战后攻下这一要塞。在这些军事行动进行期间,戈培尔的宣传主要是“分辨”苏联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虚假不实”宣传，就是当事情的进展与敌军从前的乐观报道以及预测不一致时，这些报道就被打上了“不实宣传”的烙印。针对军事行动也只报道局部情况。而且出于帝国境内食品配给日渐缩减的情况,突出报道对苏战争的经济目的——争夺原料来源。9月中旬,阿道夫·希特勒的新用主任约瑟夫·迪特里希表示,斯大林格勒争夺战正在接近“胜利的结尾”。尽管并没有获胜,但是德国各大报纸仍宣布了胜利即将到来。在以粉饰太平为基础的宣传路线中,戈培尔也坚持宣称胜利仍然可能到来。

2月1日刚刚晋升为陆军元帅的弗雷德里克·威廉·保卢斯（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就带着他的残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投降了。戈培尔在宣传中，隐瞒了德军幸存者向敌军投降的事。等到希特勒同意将此事公之于众后,戈培尔在报道中通过矫饰色彩的言辞报道了德军的失败，但是还是遮掩了投降的事实。2月6日前往波兹南参加党区领导人会议前,戈培尔就开始在柏林党区着手实施他的计划，下令关闭那些不是为战争服务的企业。即便面对的是觉的高层，也丝毫不能退缩，因为他害怕“如果不拿出点态度”，民众会觉得自己受骗上当了。但希特勒对于动员国内,只是泛泛地表示很有必要,并没有做出具体部署。

2月18日下午，戈培尔前往柏林体育馆准备演讲，在演讲中他把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英勇斗争的象征，并描攀着各种各样的恐怖场景，目的就是鼓励民众以暴制暴，宣传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是通往救赎的道路，让德国群众意识到只有总体战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据当时媒体报道，群众的确因为这场演讲而大受鼓舞。1943年7月,盟军的一支部队在西西里岛登陆,就此开始进人欧洲大陆;在东线,德军在库尔斯克附近发起的进攻与苏军坦克进行了艰苦战斗，由于红军已经成功地开始反攻,德军最后不得不退了下来。但是德国境内的宣传对此只字不提。与之相反,戈培尔等人只是号召大家坚持到底,反复鼓吹对最后胜利的信念，并污名化苏联。认为如果欧洲不想要一朝覆亡,就必须要抵御他们对德军防线的进攻。面对东西线的进攻，于4月15日他在其发表于《帝国周报》发表社论，呼吁继续抵抗，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4月16日清晨柏林战役打响。为了能在最后一刻挑拨西方列强与苏联反目,4月19日,戈培尔在例行的广播讲话描绘苏联以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可怕”。

1942年，戈培尔计划“后方阵线”，即逐步将德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兵营，战争是唯一的主导，只允许“战争所需”，禁止其它的一切。没有参加战争的人后方生产军备与食品，这一计划于10月初获得了希特勒的赞同。然而直到12月初希特勒也没有着手实施该计划。12月21日,国防军的增援在距斯大林格勒战役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止步不前，无法继续进攻,这让戈培尔都明白了形势的严峻性。1942年圣诞节假期结束后，希特勒开始让戈培尔实施“后方阵线”军备生产的计划，委托戈培尔尽快草拟出总体战所需的公告，即“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男性与女性均需全面投人到保卫帝国的工作中去”。

1943年1月，戈培尔在部长级会议上开始迫切要求阿道夫·希特勒宣布全民皆兵，发动总体战（total war)。希特勒虽然支持这一想法，但是实施进程十分缓慢，戈培尔准备发动公众集会向希特勒施压。2月，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动演讲，全国播放，煽动总体战计划。总体战一昧压制国内民众消费，将资源转移到军工生产中，提高军工产量，但德国境内原材料早已缺乏，即使取缔与战争无关的生产消费，德国军工生产也难以为继。

与此同时，戈培尔开始谋求清理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8月18日,戈培尔面见阿道夫·希特勒时请求尽快解决“犹太问题”。希特勒答应戈培尔，只要交通工具一到位,就首先将柏林的犹太人“驱逐"到东方。10月18日,第一列驱逐犹太人的火车载着一千零一十三名犹太人驶离柏林开往罗兹。11月初戈培尔参观了维尔纽斯的犹太人聚居区,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必须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

1942年1月20日的万湖会议上，将欧洲犹太人驱逐到苏联地区犹太人聚居区。3月19日，戈培尔与希特勒会面，在立法方面，希特勒赞同戈培尔的建议，于是戈培尔开始大力推动构建相关法律基础,对那些违背民族社会主义领导下约定俗成的原则的人处以监禁，严重情况下处以极刑。戈培尔认为种族灭绝进展得一直都不够快。因此,5月18日，当有人袭击了位于柏林鲁斯特加滕的反苏展览时，他马上把责任推到了犹太人头上，于5月27日被速捕杀害一批犹太人，另外,5月29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前往位于布拉格附近的潘内斯科一布列扎尼新庄园的路上遭到袭击，戈培尔再次故技重施。除杀戮行动外，柏林的犹太人仍不断被赶往东部的犹太人居住区,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措施相继出台，其中大部分是由戈培尔发起制定，如5月29日颁布的禁止犹太人去理发店,6月11日的禁止犹太人购买烟草制品等。5月30日戈培尔与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见面，他再次敦促希特勒“清理”仍然生活在柏林的四万名犹太人。

在夏天，除了德占区的犹太人外,帝国境内的犹太人也将被装在牲口车的围栏里被运往集中营，主要目的地是奥斯维辛。与此同时，人民法院的法官奥托·提拉克（Otto Thierack）升职为司法部长，提拉克听从戈培尔建议，宣布以“转移危害社会的人,执行对他们的判决”为口号,为驱逐所有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其他不受政府欢迎的人构建相应基础，可不经诉讼就将这些人赶往集中营，将犹太人驱往奥斯维辛的行动就此拉开帷幕。1943年1月到5月，大量犹太人被被驱逐出帝国首都,其中大部分送往奥斯维辛。5月19日,戈培尔的党区宣布已经“肃清犹太人〞，他认为这是他的“最大的政治成就”。

从1942年末开始，英国广播电台和苏联信息处都对大居杀的规模和形式进行了报道，报道比较真实,部分采用了德语。对此,戈培尔的境外宣传更多地将重心放到攻击苏联上,将其贬损为“臭名昭著的世界公敌”，败坏其作为盟军反法西斯同盟的名誉。

1943年11月中旬,英国人和他们的盟友开始有计划地对帝国首都发起空袭。于缺乏全面的防空措施，也没有时间构建相关设施，戈培尔不顾反对坚持开放了地铁交通设施，当空袭开始时，数千人为了躲避熊熊烈火逃到了井道中去。在解除空袭警报的时间段,戈培尔是唯一一位奔波于火光四起的柏林民社觉“高层"领导，这引起巨大的公众反响。包括在柏林，很多人都蜂拥而至，与他握手或是和他交谈。他的努力最终为他赢得了希特勒的嘉奖。1943年12月21日,希特勒委任他掌管新近建立的帝国民事防空措施审查机构。自12月15日起,除文化政策与新闻报业这两个工作领域外，各帝国专署办事处的宣传处全部归属戈培尔的宣传部管理。

此外一年多以来盟军一直表示要发动人侵，德国民众人心惶惶。为此戈培尔几个月以来都试图让德国民众、甚至自己相信，对方是不可能打败自己的。在希特勒五十五岁生日前夕,他将戈培尔任命为柏林主席,给子他“指挥领导帝国首都的绝对权力”。在祝寿词中，戈培尔再度表示,能有幸为阿道夫·希特勒分担困难对他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幸福。

7月20日的暗杀希特勒行动时，戈培尔恰巧是纳粹党在柏林的唯一最高干部，对镇压反叛者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同年7月25日被希特勒任命为总体战全国领导者，有权对整个民事领域以及帝国最高部门负责人做出指示。8月3日,党区领导人大会在波兹南宫召开。会上戈培尔详细地向与会人员解说了有关总体战的各项措施。哪怕只是稍微违反总体战法令的人送上断头台,戈培尔计划出台一部框架法律来推行实施他的动员措施。戈培尔身边的人都因为害怕他而装作对战事很有信心。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被戈培尔指责为“悲观主义”。1945年4月29日，希特勒在自杀前与爱娃·布劳恩结婚，戈培尔为证婚人之一，并且见证两人于4月30日自杀死去。希特勒自杀同一天，戈培尔按照希特勒的遗言继任帝国总理。

面对敌军进攻，继任总理后，戈培尔同意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出任谈判特使，并且和苏联军队交涉投降条件，但是约瑟夫·斯大林的指令是如果德国不能全境投降或者柏林不能投降,那么苏联红军将继续向德国政府所在区域发起冲击。苏联要求无条件投降让谈判破裂。1945年5月1日，把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用氰化钾毒死，之后和玛格塔夫人一起自焚殉党。

阿道夫·希特勒称戈培尔是“一个非常机智甚至是狡猾的人”。

《约瑟夫·戈培尔》的作者赫尔穆特·海贝尔认为戈培尔是“没有信念的投机主义者和已呈疯狂之态的市会最终使其成了可笑之人”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的作者维克托·赖曼认为戈培尔是理性的宣传鼓动者。

《第三帝国的真面目》作者约阿希姆·费斯特将戈培尔描述为“最后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1933年完成经济雅利安化后，德国高层开始腐败化，但是通常被指责的是希特勒的下属，而希特勒本人很少有人指责。比如一则笑话中，戈培尔的孩子被请到赫尔曼·戈林等领导人家里做客，回家后，孩子们兴奋地描述那些奶油蛋糕有多好吃，他们吃了多少糖果。但是孩子们去希特勒家里做客的时候，只吃到了麦芽咖啡和小蛋糕。于是孩子们就问戈培尔，元首已经退党了吗。

1936年柏林运动会期间，丽达·巴洛娃开着自己买的宝马车去天鹅岛。下车散步后，巴洛娃遇到了正牵着女儿散步的戈培尔。戈培尔主动与巴洛娃打招呼，说自己刚在这里买了房子，是他们的新邻居。戈培尔邀请巴洛娃与他一起参观弗勒利希先生的房子，巴洛娃欣然同行。后来8月19日，戈培尔亲自邀请巴洛娃与弗勒利希乘坐他的游艇出游。到了晚上，弗勒利希因为要拍电影而提前离开，巴洛娃也要跟着走，但被戈培尔留了下来并在戈培尔的别墅里喝了一杯酒。从这以后，巴洛娃就保持与戈培尔的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