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之战”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
上海市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中财委主任陈云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将大批粮食、棉纱和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准备以经济实力压垮投机商，并采取政治手段收税和收公债等。在市场物价在投机商人哄抬之下达到顶点的时候，指导各地集中时间、集中物资统一向市场抛售，同时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暴涨的物价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上迅速下跌，“米棉之战”最终取得了胜利。
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四次全国性的涨价风。以
上海市为例，批发物价指数从解放后的第一个月(即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仅仅8个月的时间就上涨了20倍。
物价的频繁上涨，严重影响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整个社会人心惶惶，许多人由此对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关注，指示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委员会迅即查明原因，采取有效对策。一场同不法投机商的经济战由此拉开序幕。先是人民政府打击了大城市的金银投机商，稳定了金融秩序，接着“米棉之战”打响。不法
投机商不甘心在金融领域里的失败，又在追逐暴利的心理驱使下，将投机目标转向粮食、棉纱、布匹和煤炭。
上海市、北京和
天津市等大城市的投机商人，相互联手，统一行动。在他们的哄抬下，全国物价三日一小涨、五日一大涨。上海从6月21日到7月21日，米价上涨4倍，纱价上涨1倍。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米价又上涨3倍，纱价上涨3.5倍，
煤油火柴也上涨2倍。
中国国民党特务这时乘机浑水摸鱼，给一些大投机商鼓气，狂妄叫嚣：“只要控制了‘
两白一黑’(大米、棉纱和煤炭)，就能置北京政权于死地。”显然，这又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经济战。毛泽东同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紧急商量，决定依靠强大的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再打一场“米棉之战”。
为确保这场斗争的胜利，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调运一批大米、棉花和布匹，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直接掌握，在适当的时候集中抛售，给
投机资本家以毁灭性的打击。11月中旬，全国刮起了又一次涨价风。这次涨价风势头更猛，许多粮店、布店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价格一日三涨。资本家们不仅囤积大量货物不出售，而且拼命抢购，造成广大群众有钱买不着货，生计困难，怨声载道。
中央人民政府悄悄地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11月15日至30日，从
东北地区每日调运1000万吨粮食进入关内；
华中地区的棉花也在源源不断地向东部沿海地区输送；在
陇海铁路上，成百吨的纱布夜以继日地向
西安市等大中城市流去。在这期间，
上海市、
天津市、北京、
武汉市、
广州市、西安、南京等大中城市都调集了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和油料。11月25日，当市场物价达到高峰时，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各大城市一齐行动，大量物资像潮水一样涌入市场。投机商们措手不及，无法吞食这么多的物资，26日市场物价立即下降。连续抛售10天后，粮、棉、布等商品的价格急剧跌落。投机商们见势不妙，便竞相抛售存货，但是，市场早已饱和，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投机商们大都是借高利贷抢购囤积的，结果不仅所囤货物亏本，而且还要付很高的利息，于是纷纷亏本破产，不少私营钱庄也因贷款无法收回宣告倒闭。这场“米棉之战”后，
投机商人元气大伤，再也形不成气候了。
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在党中央的精心指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这场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也给了资产阶级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不得不相信，共产党不仅能够打天下，而且善于治天下。事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场经济领域的斗争，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拿下了一场新的
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