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鼎制度”是周代的一种礼制规定，用于区分不同等级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具体表现为：天子使用九鼎，诸侯使用七鼎，大夫使用五鼎，士则使用三鼎或一鼎。这一制度在东周时期有所变化，天子和诸侯仍使用九鼎，而卿则使用七鼎，大夫使用五鼎，士使用三鼎或一鼎。这些鼎和其他铜器如簋等都被视为“礼器”，在周代的丧葬制度中，它们是贵族独有的陪葬品，而普通百姓通常只陪葬日常使用的陶器。

“列鼎制度”通过陪葬礼器的组合来体现社会等级和尊卑关系。在周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中，这一制度得到了印证。京山市地区的高级贵族墓中发现了九鼎八簋的陪葬物；河南上村岭虢国墓中，中等贵族墓随葬七鼎六簋或五鼎四簋；而低级贵族墓中则随葬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此外，拥有五个及以上鼎的贵族可以陪葬真正的车马，而低于此数量的贵族则只能陪葬象征性的车马器。只有三个及以上鼎的贵族才有资格使用双重棺椁。

“列鼎制度”反映了非宗教性质的丧葬精神。按照这一制度安葬逝者，实际上是对原有尊卑秩序的忠诚宣示。在周代的封建宗法体系中，这种尊卑秩序具有政治性和伦理性，构成了周礼的精神基础。由于礼器代表着死者生前或死后的政治或社会地位，因此陪葬礼器有时会超出死者实际身份的要求。这种情况并非为了让逝者在死后享受更高的地位，而是表明继承者的不安分守己，即所谓的“逾礼”。

在丧葬过程中，超越礼制的行为通常是“加等”的结果。例如，鲁国的臧僖伯去世时，尽管他的身份是卿大夫，但由于他是隐公的叔父，所以“葬之加一等”；许国的郑穆公去世时，虽然他的身份是男爵，但他因参与齐桓公讨伐楚国而“葬之以侯”。在当时的背景下，当权的大夫或陪臣掌握国家命运，他们往往能够轻易地超越礼制。

在墓葬方面，晋国的贵族墓中出现了九鼎、八簋、三套编钟和一套编磬的豪华陪葬，这甚至超过了鲁国季氏的“八佾舞于庭”；而在山西侯马地区，即使是士阶层的末流贵族，也使用了一套编钟和两套编磬作为陪葬，这已经超出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卿大夫身份的虢国太子墓。在平民墓葬中，这种“逾礼”的现象更加显著。洛阳中州路的165座墓葬显示了从春秋到战国期间平民墓葬的变化。除了少数含有铜礼器的墓葬外，大部分墓葬中的陶器组合在春秋早期主要是一般的大宗商品，但在春秋晚期，陶制礼器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战国时期，豆、壶等陶礼器完全取代了鬲、盆、罐等日常生活器具。在修建墓道方面，原本这是天子的特权，但在战国时期，无论是中型还是小型平民墓葬，都可以随意修建墓道。

自春秋战国以来，从贵族到平民的丧葬普遍逾礼的现象，反映出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随着周代东迁，封建宗法秩序陷入混乱，象征着封建秩序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另一方面，随着平民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升，“礼”不再只是贵族的专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礼制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如何通过维护旧礼制来恢复旧秩序，二是如何将平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融入这个礼制体系。最终，被称为儒家的一群末流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承担起了调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