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僖伯（？- 前718年），姬姓，名彄，字子臧，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封地于“臧”（今山东省境内），谥号僖。他是鲁孝公之子，鲁惠公之兄，鲁隐公之伯父。臧僖伯以忠诚严正著称，他曾劝谏鲁隐公不要前往棠邑观赏捕鱼，认为国君应当以国家大事为重，不应沉迷于游乐之事。他的谏言体现了春秋时期对于国君行为规范和礼制的重视。

隐公五年（前718年）春季，鲁隐公打算到棠邑（今鱼台县西南）去观赏捕鱼。臧僖伯进谏说：“凡是一种东西，不能够用来演习大事，它的材料不能够用来做器用，那么，国君就不要去理会它。国君的职责，就是使人民的行为符合法度与礼制的规定。所以，用讲习大事的行动来检验法度的差等，就称为法度；用材料来表明器物的文采，就称为礼制。既不合乎法度，又不合乎礼制，这就称为乱政。乱政屡次出现，就是导致衰败的原因。因此，春猎称，夏猎称苗，秋猎称狝，冬猎称狩，都是为了在农闲的时间用这些方式来讲习大事的。每隔三年，还要出兵演习，(并借此来检验成果)演习完毕，再整治队伍回来，到庙堂里饮酒庆贺，祭祀祖宗，清点军用器物。彰显器物车服旌旗的文采，分清贵贱的区别，辨别等第伦次，安排少年和老人的顺序，这都是为了熟悉这种表示威仪的礼制的。如果鸟兽之肉不是用于祭祀，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是用于军用器物，国君就不用亲自去猎取，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至于山林河湖的物产，把它们取来做大宗商品。但那是贱役的小事，有关官吏的职责，不是国君要亲自过问的。”鲁隐公说：“我要去巡视边境。”于是前往棠邑，在那里陈设捕鱼的器具，加以观赏。臧僖伯托病，没有随从前往。

同年12月，臧僖伯去世。回想臧僖伯的忠诚严正，鲁隐公颇为后悔，下令将其丧礼“加一等”，以示褒奖。

史官记载说：“鲁隐公在棠邑陈设捕鱼器具。”意思是说，鲁隐公这一行动不合礼法，并且讥讽他跑到远离首都的棠邑去。

隐公五年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称疾，不従。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

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

夏，葬卫桓公。卫乱，是以缓。

四月，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曲沃叛王。秋，王命公伐曲沃县而立哀侯于翼。

卫之乱也，人侵卫，故卫师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従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也。

宋人取田。邾人告于郑曰：“请君释憾于宋，敝邑为道。”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以报东门之役。宋人使来告命。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辞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今问诸使者，曰‘师未及国’，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臧僖伯的劝谏行为凸显了鲁国对传统周礼的重视和维护，向国内臣民展示了礼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了国君行为应符合法度与礼制，为鲁国的政治运行提供了行为准则和规范，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鲁国的政治秩序。

尽管鲁隐公没有听从劝谏放弃观鱼，但臧僖伯的进谏在一定程度上对鲁隐公的行为形成了舆论压力，让鲁隐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引发的争议和批评，使其在后续的决策中不得不更加谨慎地考虑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臧僖伯提出国君的职责是 “纳民于轨物”，使民众的行为符合法度与礼制，这一观点引发了鲁国统治阶层对国君职责和使命的深入思考，促使他们反思自身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规范，为鲁国的政治治理理念提供了有益的探讨方向。

臧僖伯的谏言内容充分体现了周礼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通过这次劝谏事件，周礼的内容和精神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传承，加深了鲁国臣民对周礼的理解和认同，有助于周礼文化在鲁国的延续和发展。

其劝谏所依据的理念与后来儒家所倡导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等级观念和道德规范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为儒家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素材和实践案例，对儒家思想在鲁国的孕育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事件被史官详细记载下来，成为《左传》等历史文献中的重要内容，为后世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史料。同时，也为后世的历史记载树立了典范，即重视对统治者行为的记录和评价，以史为鉴，警示后人。

臧僖伯的劝谏行为以及鲁隐公的回应成为后世评价统治者行为和政治得失的一个标杆。后世学者和政治家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时，常常会以这一事件为参照，探讨统治者的职责、行为准则以及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从而为治国理政提供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