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子钊，1938年4月出生于信宜市，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北京现代物理中心副主任，国家超导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54年，甘子钊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99年，甘子钊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部首届主任。

甘子钊，男，汉族，1938年4月出生，广东省信宜县人。现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常委，北京大学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北京现代物理中心副主任，国家超导技术专家委员会第一首席科学家，国家超导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实验室主任，《中国物理快报》（《汉语词类 物理学 Letter》）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物理学科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物理学科评议组成员，《Solid State 传播学》中国编委，《Modern Physics Letter B》中国编委，中国物理学会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物理学会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材料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甘子钊1959年10月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59年12月至1963年1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1954年，甘子钊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1959年，毕业后攻读研究生4年。曾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63年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历任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从事半导体物理、激光物理、固体理论的研究。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北京现代物理中心副主任，国家超导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60年代初对半导体中隧道效应做了较好的工作，解决了锗中隧道过程的物理机理。70年代初在发展我国大能量气动激光上做出贡献。

70年代后期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多原子分子多光子离解的物理模型。80年代初发展了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

80年代中，在凝聚态物理的一些前沿，如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金属-绝缘体相变、磁性半导体量子阱中极化子、杂质共振态等方面做出一些贡献。

1986年以来，在中国高温超导电性的研究和发展上起重要作用。

甘子钊教授最先在国内实现了燃烧型空气动力学激光器，为发展中国大能量激光做出突出成就。甘子钊在半导体中隧道效应的机理，多原子分子多光子离解的物理模型以及光在半际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等方面有开拓性工作。甘子钊还长期担任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负责人，为中国高温超导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9年7月，北京大学理学部成立，甘子钊担任首任学部主任。

聘为国家“高临界温度超导电性的基础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甘子钊的研究领域是固体物理和激光物理。1960年至1965年期间，主要从事半导体物理的研究工作。曾在半导体中的电子隧道过程、杂质电子状态、磁共振现象等方面进行过理论研究，解决了锗中隧道过程的物理机理。

1970年至1978年期间，主要从事激光物理的研究工作，曾在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器和燃烧型空气动力学激光器的研制、气体激光器的频率特性等方面进行过实验和理论研究，对发展中国的大能量气体激光做出一定贡献。

1978年至1982年期间，主要从事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曾提出多原子分子光致离解的物理模型和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

1982年至1986年主要从事固体电子状态的研究，曾在半导体中杂质的自电离状态量子Hall效应、绝缘体—金属相变、磁性半导体中磁极化子、低维系统中电子输运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

学生时代勤奋好学，聪颖过人，学习成绩超卓。甘子钊的课内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用大量的时间到图书馆读书，尤其喜爱鲁迅著作，甘子钊学习很用心思。读高中时，有一次在语文课本读了《卓娅和舒拉》（节选）一文，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分析文章，有独到的见解，被学生会编入墙报发表，受到全校师生的称赞。

1954年到湛江市参加高考，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学习期间，是全校出名的优秀生，第一学期人称他为“怪才”，第二学期称为“天才”，第三学期称为“奇才”。大学本科毕业后，教授们都争着接收甘子钊为研究生，结果成为著名物理学家黄昆教授的大弟子。

甘子钊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甘子钊研究的领域是固体物理和激光物理，20世纪60年代初对半导体隧道效应做了较好的工作，解决了锗中隧道过程的物理机理。

20世纪70年代初在发展中国大能激光上做过贡献，最先在国内实现了燃烧空气动力学激光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一个基本正确的多原子分子多光子离解的物理模型，对这一效应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了光在半导体中相干传播的理论，后来这方面国际上有较大的发展，这项工作起了一定开拓作用。20世纪80年代在凝聚态物理的一些前沿，如分数量子Hall效应，金属绝缘体相变、磁性半导体量子阱中极化子、杂质共振态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担任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第一首席专家，曾负责组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物理实验室”工作，在学术引导和业务组织上为中国高温超导作出重要贡献。

1979年以来，甘子钊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一年，在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短期工作两次共4个月，曾多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在国际和国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1984年被评为中原地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甘子钊学术工作的特点是致力于在凝聚态物理与光学物理的前沿研究，并总是力求把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结合起来。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从1986年开始，转入高温超导电性的实验和理论研究，主持北京大学的高温超导和全国超导攻关项目的研究工作，对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负责组建国家重点实验“人工微结构物理实验室”的工作，在国际与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甘子钊，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固体物理专业博士生导师、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第一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学评议组成员，自然科学基金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物理快报》副主编。

甘子钊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十届常委，《中国物理快报》（《ChinesePhysicsLetter》）主编，中国物理协会副理事长。

甘子钊曾多次出国访问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他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甘子钊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四点意见》

一、深入认识基础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争取适当增大投入

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包括纯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者都是以认识自然现象，探索自然规律，增加人类知识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但是前者的主要推动是学科本身或者相关学科发展的需求，评价的标准主要是看成果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后者是围绕重大应用目标或发展某种应用技术的需要，评价的标准主要是在实现应用目标和发展技术中的作用。

中原地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近几年较过去有相当大的增加，但是基础研究在整个科学技术研究中的比例该是比较低的，和国际上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一些有重大长远战略意义的领域。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国地位，考虑到中国必须有独立自主的经济和国防体系，就更感到是这样。

二、深入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适当集中力量，力争在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重大方向上有所突破

江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基础研究上要贯彻“有所谓，有所不为，选准方向，突出重点”的原则，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承认一直没有贯彻好。要承认科学方向的选择是有风险的，是不可能“百发百中”的，只要真是面对重要科学问题，真是认真地做了，就总有所得，总比盲目的“随风转”好。几十年来，作过多次规划，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应该实事求是地具体总结，以利于以后的工作。

三、当前影响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是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心态和浮躁风气

搞基础研究，用中国人惯用的话是“做学问”，是切忌急躁的。需要持之以恒，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深入钻研，常常是要好多年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有实质上的进步，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

四、科研管理上过于行政化，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多的非业务干扰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甘子钊院士在座谈会上签字

体和一个群体的创造性活动，它的成功和体制、机制、指导思想、观念上的改革并不是完全等同、一一对应的。对以探索未知自然规律为目标的基础研究更是如此。具体科研课题的成功首先和主要决定于从事研究工作的个人和团队的努力和创新精神，不能简单地把具体课题的成败都归结到体制、机制、模式、观念等上去，尤其是在中国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改革，改革的炉子也是完全正确的条件下，当前也应强调各科研实体和个人的实干和具体的创造。苏联科学界在应该说是很不好的体制下也取得相当杰出的成果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例子，前面讲到科技工作者应该反思就有这个意思。

中国科技管理上过于行政化，过于强调领导机关、指导思想、运行机制等的作用，骨干业务人员的非业务负担过重，特别是一批较年轻的学术带头人的负担就更重。本来，科研实体的主要领导者应该主要是从事学术领导，但是他们难以做到。科技领导机关的队伍实际上是越来越大，领导机关的主要经历不能放到制定政策、进行规划、宏观管理和协调服务上，而是放在具体课题管理、财务管理、行政事务以及各种活动上。从这些年来参加一些科技组织管理工作的经验看，这已经开始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人才培养

甘子钊认为：领导终究是少数人，多数院士还是要更多的做科学研究工作，另外多数人还要争取吸引人才，请一匹好马，然后让自己尽早的变成伯乐  。

甘子钊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得允许失败。半导体物理每年的发展很多，肯定有大部分没有成功。不能用商品经济的观点来看‘每个值多少钱’。” 

2002年，甘子钊在政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发言，题目是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四点意见》，他认为：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现状和对国家的贡献都是很不够的，甚至是远远落后的。不能把落后情况只归结为客观条件，只归结到领导和社会环境身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深入认识基础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争取适当增大投入。二、深入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适当集中力量，力争在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重大方向上有所突破。三、当前影响中国基础研究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争于求成心态和浮躁风气。四、科研管理上过于行政化，以及由此造成的过多的非业务干扰也是当前存在的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

荣誉表彰

甘子钊到了北京大学之后，当时学校包括吃饭在内，什么都负责，不用花钱。他的工作都是服从安排的，没有自己选的，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大学生活和工作  。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家意识到激光技术对国防意义重大。在系里的安排下，甘子钊开始从事激光物理的研究工作，在发展中国大能量气动激光上作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凝聚态物理的一些前沿，如分数量子霍尔效应、金属—绝缘体相变、磁性半导体量子阱中极化子、杂质共振态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南方日报》评）

1938年4月16日，甘子钊出生于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双山村  。

1954年，到湛江市参加高考，并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北大学习期间，是全校出名的优秀生。

1959年10月，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并考取该校研究生，师从物理学家黄昆  。

1963年1月，从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  。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

1999年7月，北京大学理学部成立，甘子钊担任首任学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