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进入了一个专业化和学院化的时代。后现代的大潮，颠覆了知识元语话的合法性。在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夹攻下，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否还有可能，又如何可能？在本书中，以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而闻名学界的
许纪霖，将近年来最新的思考奉献给有着共同精神关怀的读者们。其中，既有对新世纪知识分子命运前途的冷峻讨论，也有对上世纪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激情回眸。以学理论证思想，以思想提升学理，成为本书的特色所在。
许纪霖，1957年生于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教育部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中国现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问题研究。出版有《无穷的困惑》（1988）、《智者的尊严》（1992）、《
中国现代化史》（主编）（1995）、《
寻求意义》（1997）、《
许纪霖自选集》（1998）、《另一种启蒙》（1999）等著作。
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词，但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还是有其渊源和前身。
帕森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崛起，事实上同两个因素休戚相关：一是文字的出现。只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出现了书面的文字，它才需要一种特别的人，一种掌握文字的人来进行记录和书写。因为文字在当时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符号，具有神圣性，受到大众的崇拜，因此这群懂得文字书写的人便逐渐形成一个特殊阶层，这便是知识分子的雏形。而这些人最早是从巫师、婆罗门以及僧侣等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另一因素是哲学的突破。
卡尔·雅斯贝尔斯指出过人类历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这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包括古希腊、中国、
印度在内几乎都出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就被称之为“哲学的突破”。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文化主体最终的形成，是和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的。只有在哲学突破以后，知识分子才获得了自身存在性，即以一种体系的方式获得了思想的形式。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在那时候，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无论在社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远远还不是一个自明的社会群体。从古代到
中世纪，知识分子实际上都依附在另外一些系统之中。如中国古代的“士”，就是依附在皇权体制下，成为“士大夫”。而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教士来承担的，在宗教的系统里面求发展。
欧洲的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的前身，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真正独立，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不可能存在一种没有传统、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有区别，就与他们不同的历史传统密切相关。
回过头来讨论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是功能性的，而不可能是实质性的。从语用学的意义上，要看置于什么样的结构中来运用。从一般的常识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有知识的，是所谓的“脑力劳动者”。过去中国教育不普及，一般受过中等教育的就算知识分子。如今教育普及了，人事部门又将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算作知识分子。这是从教育背景上划分。但常识不一定是可靠的，它只是世俗社会中某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教育背景只能证明某人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不一定是知识分子。
一般的社会学家通常从职业或知识分工角度界定知识分子。一个最著名的定义是
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所下的：知识分子就是在社会中那些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