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是一本书籍，本书内容：这本书构思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大体成书于
台湾师范大学。发了我这几十上来做翻译和研究翻译的心得、体验、困惑和探索历程。三十年耕耘，只期有益于中华这块热土才后来学子。我非感谢都柏林大学的朋友和师生给我再次打开了一个用
爱尔兰式的情理兼容的眼光来看欧洲教育和文化社会的窗口，也非常感谢师大翻译研究所的同行，特别是前文学院长施玉惠教授、前所长何慧玲教授及现任民长周中天教授对我的支持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感谢我的二十几位联颖好学的好弟子，他们不仅给我的书提供了极好的观点和论证素材，而且在我到达
台湾省的第一天起，就为我奉献了台湾人的一腔热忱和真心，使我感怀至深。
刘宓庆，祖籍湖南新宁，长斯从事翻译实务与理论研究，并在内地、台湾、
香港特别行政区多所大学执教，在欧美从事翻译实务；主要论著有：《文体与翻译》、《当代翻译理论》、《
翻译美学导论》、《翻译理论》、《翻译与语言哲学》、《英语翻译训练手册》、《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及〈口笔译理论研究〉，基基本理论主张属于功能学派。
我一生所做的不外乎三件事：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为此，我绕了
地球一个半圈从中国大陆到
美国，然后到
欧洲，1990年由
巴黎抵达香港。1998年我告别了
香港中文大学，到尔兰都柏林大学进行文化翻译调查，后经美国于1999年秋到达
台北市，执教于
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三十年寻芳，留下一片相思地”：我特别能理解宋代诗人
叶梦得的这种心情，不过我心中想的不是芳草。我也常常作故国神游，在内地、港、台寻找自己的足迹。在台北，我的学生是二卜几位相当优秀的翻译专业硕士生。有一次，其中一个女孩问了我一个狡诘的问题，使我一时答不上来。她说：“老师，是翻译选择了你，还是你选择了翻译?”
老实说，这个问题，到现在我都答不上来。人生很多事是客观情势和机遇与主观情志的撞击、抗争或聚合、凝结。我从事翻译、做翻译研究受到我的师长北京大学
朱光潜教授极深的影响。朱先生的指引是磨励我的青年情志的力量之源。朱先生写给我的信札，历经人生颠沛，今天仍然在我手头。至于说客观情势和机遇，你想回避、摆脱也是枉然，因为你所遇到的挑战如此严峻，它像一头恶兽，专吃告饶的“软骨头”。我庆幸自己具有我国楚人那种“一息尚存，永不言败”的情怀，认定一条要走的路，就不要怕荆棘、不要怕陷阱，也不要怕人暗中伏击。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外人对自己最珍爱的信念的挑衅与否定。
俄罗斯作家陀斯妥也夫斯
基将这种挑衅称之为对“心灵的凌辱”。他对朋友说，要洗雪这类凌辱，只有两种办法，“一是醉死”，“一是战死”，他“宁愿战死”。在众多的“心灵的凌辱”中，我最不能忘却的是两件事。
上个世纪日0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巴尼(AIbany)分校听过一场关于跨文化问题的演讲。我同排右边坐着一个自称是“学者”的英国人。闲谈中他用挑衅的凌辱口吻反问我说：“你们中国也有翻译研究?”听完我的反驳，他自以为很幽默地说：“翻译菜单、洗衣单之类大概用不着这些吧，不是吗?”
我的信念是：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翻泽理论，应该有传承我们两千年来译论前辈的翻译理沦，应该有有利于我们灿的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翻译理论：因此，我在自己的一些学术研讨会发言及著述中提到我们的翻译理论应该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色”一词我1987年第一次在香港用的是
英语“Chinesetouch”：“theChinesetouchintranslationstudies")的问题，也儿次在学术会议提到过我们的理论应该有一种“中国气派”(“touch”也可以译作“气派”，不赞成世界亡存在什么“放之凹海而皆准的翻译理沱体系”(后来我才发现不少批评我的人都在挖掉了“体系”两个中心词headword以后做文章，有人也借此作政治引申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