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清吕留良撰。吕留良自幼即论文习武，立志报效国家。明亡后，他散家财结客，图谋复明，事败后居家研读，传授弟子，并行医乡里。顺治十年，出就试，为诸生，后颇悔之，遂拒绝征辟，不以猎取功名为念。为避免迫害，他遂削发为僧，名耐可。吕留良是一位公认的民族思想家，他的诗文创作同他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吕留良的著作遭清廷几度禁毁，目前流传下来的已非全貌。仅为其中一部分。

吕留良（公元1629年——1683年），字庄生，一字用晦，号晚村，别号吕留良、吕医山人、东海夫子、南阳郡布衣。晚年削发为僧，更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县崇福镇）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又是诗人和出版家。

《吕晚村先生文集》是吕留良书信、论文、序跋及其他杂文的汇编，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由其曾孙吕为景刊刻。吕留良文字狱案发后，此书亦在被禁毁之例。《文集》卷一至四为书信；卷五为序、论文；卷六为论辨、记、题跋；卷七为墓志铭、祭文；卷八为杂著。《续集》卷一、二为《宋诗钞》列传，是吕留良为《宋诗钞初集》入选诗人所作的小传记文；卷三是《质亡集》小序，收集了吕姓为己故的友朋所写的小传，卷四为吕留良代人草拟的《保甲事宜》。《吕晚村先生文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其中不少文章反映了吕留良的文学思想。《宋诗钞序》《题钱湘灵和陶诗》《宋诗钞小传》《质亡集小序》等作品都涉及到不少文学问题。如《宋诗钞小传》，不仅记载了宋代八十四位诗人的生平经历，并且还对各位诗人的作品进行了简洁明了的评价。

重大意义

他的这一作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是在明前后七子尊唐抑宋风气长期影响之后，对宋诗作客观的评价，实开清代宗宋一派诗人之先声。他与吴之振、吴自牧合编《宋诗钞》，不仅对宋诗的广泛传播起了巨大作用，而且还为清代颇为兴盛的宋诗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在《题钱湘灵和陶诗》一文中，吕留良独具慧眼地指出：苏轼的和陶诗与陶诗“气味”并不相似。这是因为苏与陶是思想性格各不相同的两个人，苏轼在其“一生升沉得失之际”，满腔“郁勃孤愤”流变为“禅悦、神仙方伎、滑稽、饮酒近妇人。”而陶渊明却有一定的思想原则、精神操守，是一位高风跨俗的耿介志士。因此苏轼的和陶诗和陶渊明的原作是气味不同的，苏轼的和陶诗只是“游戏韵脚”而已，后人模仿而作的大量和陶诗，实际上都是在和苏。在这里吕留良强调了思想品质对于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是很有见地的。

哲学思想

其次，《吕晚村先生文集》中许多文章还反映了吕留良的哲学思想。留良是朱熹的忠实信徒，他在文章中阐述发扬朱子的学术思想，不遗余力。他称朱熹是“头等圣人”，朱熹的书有“大醇”而无“小”，因此人们必须“笃信死守”而不能妄加疑虑（《与张考夫书》）。客观来讲，吕留良对于朱熹的评价是有偏颇的，也是相当迂腐的。由于他“笃信死守”朱子之学，所以留良对于佛、道、玄等其他各种学说，以至于理学中的陆九渊、王守仁一派，都一概贬斥，所谓“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又所谓“留良于佛老家言，无不穿穴，诸儒学案，悉所穷究。若仓扁之于疾，洞见其肺腑受病所在，故能力斥其非，詖淫邪遁之辞，披扶呈露，莫得而隐也。”吕留良推尊朱熹学说对社会有巨大贡献，认为当前社会之所以缺乏人才，是因为读书人不尊奉朱子之学而被诸多异端迷惑。

这些异端即佛禅玄学之流，因此他说“自嵇、阮出而礼义荡然，神州之陆沉也，王安石、苏轼继之，而北宋以陷。陆九渊继之，而南宋以亡，王守仁、李贽继之，而乾坤反覆，此历历不爽也……”（《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张菊人书》）。吕留良把上述诸人的学术思想视作亡国亡族的祸首，所以他痛诋之为异端，并且说“三代以下学者大都被司马迁、苏轼二子教坏，令人靡所不为，其病中于心术。人必不为二子所惑，而后可以言学。”（《答张菊人书》）。为了维护程朱儒学的正统地位，对司马迁、苏轼二钜子也一律诋排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见。他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就曾被人视作“异端”。留良所作的《自题僧装像赞》一文很能说明他的思想及个性，兹录其原文如下：“僧乎不僧，而不得不谓之僧。俗乎不俗，亦愿不可概谓之俗。不参宗门，不讲义录。既科呗之茫然，亦戒律之难缚。有妻有子，吃酒吃肉，奈何衲领方，短发顶秃。儒者曰：是异端。释者曰：非吾眷属。咦！东不到家，西不巴宿，何不袒裳以游裸乡，无乃下乔而入幽谷。然虽如是，且看末后一幅，竖起拂子一喝曰：咄！唠叨个什么？都是画蛇添足！”

《吕晚村先生文集》中还收录有不少杂著，反映了吕留良对于国计民生的意见和想法。如《赈饥十二善》一文，详细论述了赈灾的具体办法和应该注意的问题。《保甲事宜》则论述如何利用保甲制度强化社会治安，并就此提出了具体意见。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吕留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天下事、国事、家事的深切关心，这是非常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