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川书跋》共10卷，前4卷记述周、秦钟鼎器、权量铭文及《诅楚文》、《山铭》等石刻文字，共75种，皆详加考辨；第5卷记汉代金石铭文及石刻，共27种；第 6卷记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碑帖38种，其中多数为繇、皇象、王羲之、王献之、智永等名家作品，北魏只收1种，隋碑 2种；第7、8、9卷为唐朝书法家的碑帖，共74种，其中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诸名家书法，多有收入；第10卷为五代十国至北宋书法家的作品，共13种。

董逌（生卒年不详），字彦远，东平县（今山东东平）人。精金石书画之鉴赏，为世人所推重。政和中官徽阁侍制，题曰广川。著有《广川藏书志》、《广川诗故》、《广川书跋》及《广川画跋》等。

中原地区南宋碑帖考释论著，董撰此书和其所著《广川画跋》均为世重。据其后人董孤序云，董仲舒而颖悟，刻苦务学，博极群书，对书中所述材料，除自藏者外，曾多方求访，石刻则传拓墨本。至其辨真伪、订源流、求旁证，都相当严谨。由于此书成书时间较早，记述比较丰富，论述亦多精当，尤其其中不少作品现已不存于世，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广川书跋》为作者注录金石碑帖文字及简述鉴赏心得之作。其中卷一、卷二、卷三跋《父乙尊彝》、《雄敦》等周代以前铜器铭文六十五则；卷四跋《秦公敦铭》、《诅楚文》等秦朝铭刻十则；卷五跋《古枪铭》、《谷口铜莆铭》等汉代石刻二十七则；卷六跋《钟繇贺表》、《皇象隶字》等魏晋至陈书迹三十八则；卷七、卷八、卷九、卷十跋《砥柱铭》、《醴泉铭》及《鲁直作乌丝栏书》等唐宋书迹八十六则，共二百二十六则。

此书举凡钟鼎彝器之考辨、石刻碑帖文字之订证，书家书体之流变，莫不兼而备之。而最富特色的乃是作者对书法源流和风格的点评。如跋《怀素七帖》云：“书法相传至张旭后，则鲁公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旭于草字则度绝绳墨，怀素则谨于法度。”其评价公允且富有书法美学的哲理；又如跋《欧阳通别帖》云：“笔力劲险尽得家风，但微失丰浓。故有愧其父，至于惊奇跳骏，不避危险则无异也。”于比较之中究本钩源，且道出了各自的特色，颇得书法要领。其次，对前代遗物之考辨亦刻意精求，如跋《虎彝》篇云：“伯时《虎彝》则异《父乙尊》为虎以饰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自为二器，盖周所制也。”所判充分体现了作者“刻苦务学，博极群书，讨 卫究详阅，必探本源”的治学精神。

书首有其子董莽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年）的题记，称乃父“或涉同异，事出疑似者，必旁证他书，使昭然易见；探古人用意之精，巧伪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临摹不能乱。”但其据《左传》姬诵有岐阳之，序定《石鼓》为成王所作，恐未必确当。又如 法以纪为裂矫之国，不知其是卿非侯；以“窗中列远”为谢灵运之诗，而不知其为谢胱，则亦有失疏。然总体则古今鲜明，涉笔广博，自成一家体例。

原作当时未有刊行，仅“藏诸家庙，别，录以示子孙”。《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宋志》俱不载，蕉氏《经藉志》始载 之。传世的有《四库全书》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源》本、《丛书集成》本、《书苑》本、八千卷楼钞本、《槐庐丛书》本、《行素草堂金石丛书》本和《适园丛书》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