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论(日语汉字：脱亜论；日文假名：だつあろん；英语：Datsu-A Ron)是福泽谕吉于1885年3月16日（明治十八年）在日本报章《时事新报》发表的著名短文。作者主张“日本应该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方文明。”该文至今仍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影响巨大，而福泽谕吉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鼻祖。

近世以来，交通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乃借此东渐，其势遒劲，所向披靡，虽草木清风竟不免。概而论之，古今之西人殊无大异，且远古之西人颇称愚钝，然今世反得灵通，盖因借交通之利器也。东方诸国视此西风东渐，倘阻之以螳臂，似未为不可，然放眼四海，洞见五洲，则万不可行也。阻之无益，何若因势疏导，同沐文明之和风，扬帆东海，共享其利，舍此别无他途也。

西洋文明恰如疹疫之蔓延也，东京之疹疫，先发于关西之长崎市，借春风而东，旋即弥散，当此时也，虽恨其之毒，然防御之策安在？余曰：无良策也。所谓百害之疫，其势汹汹如此，况利大于弊之西人文明乎？故螳臂之阻不可为，惟推波助澜使之广，期国民早得沐此文明之风，诚智者所必为之者也。

西人近世文明入我国，以嘉永元年始，虽民心早有所向，然肉食者鄙，循守旧制，奈何？彼等拒之千里，与西洋文明势同水火，如脱旧制，彼等无存，若留彼等，国将不国，幸我朝有识之士，秉「国为重」、「肉食者为轻」之大义，更赖帝室尊严，断然废旧制，立新政，朝野一心，革除旧弊，举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强，以图傲视亚洲诸国。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

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而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原地区、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本与我国旧制无异。或人种之异，或虽同师所授，所得不同，三者相较，彼二国何其相似乃尔，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之属。

处当今之世，于文明之风熟视无睹，实与掩耳盗铃无异。然仅见闻尚不足以动人心，概因循守旧实为人之常情。若论新旧之争，必伐所谓之「儒教」，其号虽称「仁义礼智」，实徒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如无耻之徒，傲然尚不自省。

愚以为，彼二国者，于今文明东渐之际，保全疆土尚力有未逮，若非突起智者义士，效法我朝，革旧弊，聚民心，则不出数年，彼定国将不国，自裂其土以供文明诸强分而食之。

当西洋文明如疹疫流行之际，彼二国逆天而行，杜言防川以自闭，实属不智。虽云「唇亡齿寒」，然彼于我无丝毫之助。非特如此，盖因地理相连，西人或将我与彼二国等量齐观，是故鄙彼即非我也。如彼无法可依，西人疑我亦无法也；二国无知，西人谓我亦如此；彼等卑屈无耻，西人则视我之侠义为无物；韩人刑酷，西人思我亦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比如邻庄之人皆无法无天，愚昧残暴，偶有一二品行端庄者，亦不免受其累也。如斯例也，今之彼二国於我，有百碍而无一利，此乃我国之大不幸也。唯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

随著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来，西洋文明之风逐日东渐。其所到之处，就连青草和空气也被此风所披靡。大致说来，虽说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没有多大不同，但他们的举动在古代较为迟钝，而今天变得活跃起来，无非是利用交通这个利器的缘故。对于东方国家的当务之急来说，此文明的东渐之势十分强劲，如果下定决心来阻止它的话，这样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观察当今世界的现状，就会发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与时俱进，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样。眼下东京的麻疹最初是从西部的长崎市地方向东传播，并随著春暖的气候逐渐蔓延开来。此时即便是痛恨该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御它的话，又有可行的手段吗？我确信没有这样的手段。纯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势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当前不但不应阻止文明，反而应尽力帮助文明的蔓延，让国民尽快沐浴文明的风气，这才是智者之所为。

西洋近代文明进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间的开国为开端，虽然国民渐渐明白应该采用西洋文明，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但在通往进步的大道上，却横卧著一个守旧衰老的政府（这裏的政府指江户幕府――译者注）。应该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话，文明是绝对进不来的，因为近代文明与日本的陈规旧套势不两立。而要摆脱陈规旧套的话，政府也同时不得不废灭。如果试图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国的独立也不能保证，因为世界文明的喧闹，不允许一个东洋孤岛在此独睡。

对此，我们日本的有识之士，基于「国家为重」、「政府为轻」的大义，又幸运地依靠帝室的神圣尊严（这里的帝室指日本天皇――译者注），断然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国内无论朝野，一切都采用西洋近代文明，不仅要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细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虽然我日本之国位于亚细亚东部，但国民的精神已经开始脱离亚细亚的顽固守旧，向西洋文明转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这里的支那指中原地区――译者注），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自古以来受亚细亚式的政教风俗所薰陶，这与我日本并无不同。也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也许是尽管大家都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之中，但在遗传教育方面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与日本相比，支国与韩国的相似之处更为接近。这两个国家一样，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思改进之道。

在当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对文明的事物不见不闻是不可能的。但仅仅耳目的见闻还不足以打动人心，因为留恋陈规旧习之情是千古不变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交锋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理原则的知识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来看，这两个国家在今日文明东渐的风暴潮之际，连它们自己的独立都维持不了。当然如果出现下述的情况的话，又另当别论。这就是：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画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那么毫无疑问，从现在开始不出数年他们将会亡国，其国土将被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支、韩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支那、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支、韩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

假如支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陈旧专制体制无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怀疑日本也是无法律的国家；假如支那、朝鲜的知识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阴阳五行的国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假如朝鲜王朝对人使用醢刑，日本人就会被推测也是同样的没有人性。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打个比方，屋院相邻的村庄内的一群人，在他们出现无法无天的愚行而且残酷无情的时候，即使这个村庄里偶尔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会被他人的丑行所淹没。和这个例子一样，支、韩两国的影响已成为既成的事实，间接地对我外交产生了障碍，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少，可以说这是我日本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积极提倡在当时正经历明治维新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国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学习西方文明。写作当年，他所支持的朝鲜人尝试在朝鲜筹组改革党派，但没有成功。他曾邀请一些朝鲜的年轻贵族到他的学校，但他们只是嫖饮挥霍，浪费光阴，福泽便减少他们的旅费。于是，他们就去偷钱。他决定不再支持这些贵族，然后写作《脱亚论》。

其实，日本在1880年代给朝鲜的支援，并非为了让她独立，反而是增加日本在朝的影响力。福泽支持的朝鲜人在朝鲜引起权力斗争，以及后来日本发动的中日甲午战争，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福泽谕吉的这篇《脱亚论》写于1885年，当时这篇文章并无题目，是作为《时事新报》（现在日本《中国产经新闻》的前身）的社论发表的，《脱亚论》这个题目是后人出版福泽谕吉的著作时加上去的。福泽谕吉之所以作此文，是因为那时在日本舆论界展开了一场思想争论：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打交道？

文章主旨

《脱亚论》开篇说道：「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无不风靡于一草一木。」福泽又写道：「文明又如麻疹之流行，......我辈断乎不具（治愈）其术。有害无益之流行病尚且不可阻挡其势，何况利害相伴且常以利为主之文明乎！」他认为西洋的文明必将征服世界，东洋各国对它绝对没有抵抗能力，就像东京人无法抵御从长崎市传来的麻疹；既然无法避免，因此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风气」。福泽在日本也正是这样做的。

对日本看法

基于福泽对日本现代化的看法，他很支持中日甲午战争。一如不少日本政府的官员，福泽深信要实行亚洲的现代化，最好的途径就是战争。他认为中原地区的弊病在于她那些陈腐、不变的制度。中日交战时，清代仍有缠足的陋习；醢刑在日本早已被废除，但仍在中国盛行；鸦片大量出口到中国，令国人精神萎靡。清朝的政治制度未能防范外国侵凌：朝廷被迫出卖铁路、采矿等权利，以偿还公债。当时的日本，同样要承受不平等条约的委屈。对福泽而言，战争不但可以给日本一个翻身的机会，还可以借此令她强大，让其他亚洲国家早日「警醒」，变革图强。

对邻国的看法

福泽曾写道：「依吾之见，以西方文明猛击东方之势，此两国(中原地区与朝鲜)诚不能存活矣……此如一城以愚昧、法斁、暴横与无情而恶名昭彰，一义者居于此，其德鲜有人知，此为乡人丑行之所蔽也。」

对于东亚的邻国，由於福泽谕吉基于优胜劣汰的思想，认定东方文明必定失败，因此他呼吁与东亚邻国绝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他对当时的东亚其他国家采取蔑视的态度，比如将中日甲午战争描述为一场「文野之战」；认为朝鲜、中国是「恶友」。故而《脱亚论》又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在主张与东亚邻国「绝交」之外，福泽还主张「东洋连带论」。他认为东亚各国只有进行改革旧体制的革命，才有可能摆脱被西洋国家殖民的宿命。因此，福泽主张对邻国的洋务派给予实际支持，帮助西洋文明在东洋的「蔓延」。福泽曾支援朝鲜的金玉均等人，并将自己的财产投入到朝鲜首份以朝鲜文字出版的报纸《汉城旬报》的创办上。

对西方文明的看法

福泽谕吉对于西洋文明并非没有取舍。可以说在其自由主义的表像之下，始终贯彻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他的思想中隐含著日本日后军国主义思想的萌芽。此后，也有人批评福泽是一位肯定侵略行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但是，根据平山洋的《福泽谕吉的真实》（文艺春秋新书）的文字，其实这应该归因于《福泽谕吉传》的作者、《时事新报》的主笔、《福泽全集》的主编石河干明。根据平山县的论点，虽然福泽批评了支那（中原地区）和朝鲜的政府，但是并不是贬低其民族本身。至于将清代的士兵称为「猪猡」等种族歧视的说法，其实是石河将自己的观点伪造成福泽的说法写入全集的。但是，对于这种观点，仍有不少人表示质疑。

兴亚论与脱亚论

1853年，美国炮舰侵入长崎市，迫使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日美亲善条约》。此后英、俄、法等国接踵而来，强迫日本签订类似条约，其遭遇与中国非常类似。日本被迫「开国」后，有识之士提出学习西洋的强国之术，自强保国，1868年的明治维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起的。由于当时中原地区和日本、朝鲜同样被西洋列强侵略，都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因此中日韩三国在「抵抗」西洋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有人提出「兴亚论」（后来又被称为「大亚细亚主义」），代表人物有日本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胜海舟、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樽井藤吉等。「兴亚论」认为日本与亚洲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日本的邻国一旦亡国，日本也会遭殃。所以他们提出唤醒亚洲(主要指中国和朝鲜)，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结成反法西斯同盟，日中韩相互提携，共同抵抗西洋列强，这是日本的最善国策。中原地区也同样产生过类似的亚洲联合起来抵抗西洋侵略的思想，比如梁启超的「亚粹主义」，章太炎的「亚洲和亲主义」，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等。这个「兴亚论」后来又变成亚洲在日本领导下，共同抗击西洋列强的理论，比如「大东亚共荣圈」、「东亚新秩序」等。

不过1880年代的「兴亚论」，还是主张日本以平等的关系与中国和朝鲜结盟抗击西洋，因为那时日本的国力还很弱，比起当时的大清国还有相当的差距。对于这种「兴亚论」，福泽谕吉提出相反的思想理论，即「脱亚论」。针对「兴亚论」唤醒亚洲、共同对抗西洋侵略的设想，福泽反论说：中国和朝鲜死守陈规旧套，不思改进，不愿革新，所以日本不应该对中国和朝鲜的醒觉抱有希望（当然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和朝鲜国内出现有识之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维新，将另当别论）。福泽指出：陈腐守旧的中国和朝鲜，不但对日本毫无帮助，反而因为他们落后腐败的「坏名声」，会让西洋人误认为日本也是同样的落后腐败。因此他主张日本不要再犹豫，应该拒绝与中原地区和朝鲜这两个不文明国家（「坏朋友」）继续交往，而与欧洲的文明国家交往。福泽指出中国和朝鲜这两个国家没有前途希望的关键是：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中国和朝鲜想把自己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而维新后的日本对西洋文明采取主动接纳的态度，把自己也投身于西洋文明之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福泽认为中国和朝鲜对西洋文明的抗拒不可能成功，因为西洋文明有像「麻疹」那样的传染性，对西洋文明抗拒的结果就是亡国，国土被西洋列强瓜分。

福泽谕吉的肖像印在日本一万元银行券—“万元札”上被整个日本民族所铭记，而他的“脱亚论”也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脱亚论亦称为“脱亚入欧论”，文中论点反映了明治初年主张「文明开化」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对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设计。文中包含了贬抑中华文明的因素，鼓动日本积极加入列强行列，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福泽谕吉身为日本近代史上的启蒙思想家，其脱亚论思想对日本此后的亚洲政策和思想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多名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学者称福泽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