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甫春 研究员，男，1939年8月出生，凤山县人。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中南民族大学）。曾任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广西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副会长等职。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李甫春出生于西凤山县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他能够考上大学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离不开父亲和老师的支持。在李甫春的家族成员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他的外公——一位私塾先生，相当于小学教师。李甫春的父亲有个愿望，就是想让李甫春也成为一个像外公一样的小学老师，于是在李甫春小学毕业后就把他送去了初中。但是事与愿违，李甫春在初中毕业后填报志愿时，填报的是一个师范学校，而老师却觉得他个子矮、年纪小，不适合当老师，就帮他改填了东兰县高级中学，结果他被高中录取了。尽管如此，父亲并没有反对，让他继续往高中深造。

高中的生活很艰苦，由于学校在临县东兰县，离家较远，李甫春只能在放寒暑假的时候才能回家。因为家里能够提供的生活费极其有限，而他又不忍心老向家里要，所以他常常忍饥挨饿。学校食堂外面的黑板上每天都有“黑名单”，他的名字常常被登在上面——“李甫春某月某日开始停膳”。因为这，李甫春也曾萌生过退学的念头，那样也可以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他的班主任江永享得知李甫春的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了一张纸条给食堂，上面写着：“该生的伙食费从我的工资里扣除”。于是在班主任的帮助下，他最终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李甫春至今对班主任的恩情念念不忘，江老师后来在河池行署地区做行政副专员，李甫春每次去河池都会去看望他。

高中毕业后，李甫春考上了大学。在他之前，村子里还没有一个大学生，因此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很高兴，他最终没有辜负家人和班主任的殷切希望，走上了一条光明的人生道路。那时中央民族大学不收学费的政策给了李甫春很大的帮助，使他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学校每月还发给学生13元生活费，这又为李甫春和他的家庭减轻了不少负担。然而在他上大学一年后父亲就去世了，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他的妹妹还在读书，姐姐也已经出嫁，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因此家境变得更加窘迫，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为了省下路费，他放假一般都不回家，不能侍奉老母使他的心感到阵阵酸痛，也让他感到非常的愧疚。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工作，让家人都能过上很好的生活，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李甫春出了8本著作，而每本著作出版都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壮族》是一本介绍中国壮族的书，市场上仅有泰文版，那是李甫春在担任广西壮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期间跟泰国专家合作出版的。1993年，有一次去大理白族自治州做科研项目，他结识了几个泰国西北大学的学者，后来他就邀请那些学者到广西壮乡来考察。壮学研究中心在1992年成立时提出了“让世界了解壮族，让壮族走向世界”这个口号，为了这个口号的实现，李甫春策划中泰两国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合作出版了《壮族》这本书。目的是先让泰国人了解中国壮族，然后再把壮族推向世界。李甫春本来还打算出英文版，但由于他后来不再担任壮学研究中心主任了，苦于经费不足的问题，这件事情就被搁置了下来。然而李甫春至今也不想让《壮族》英文版成为一个遗憾，他说自己还会尽力找机会去实现它。

《千年等一回》是个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书名，很多人肯定会认为它写的是一个传颂千古的爱情故事，其实不然，它是一本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理论构想的书。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经济中心是在西部的长安，而唐朝末年迁都，经济重心开始往南、往东迁移。元朝大运河的修建沟通南北，使政治、经济中心分离，富庶的江南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明朝是南京，再到清朝则是苏杭。经济中心的东移使中原地区的东南部的经济文化发展远远超过了西部。当代中国在2000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方针政策，其时间距经济中心东移差不多有1000年，所以就称之为“千年等一回”。

科学研究是为生产实践服务的，一位科研人员最欣慰的莫过于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付诸实践。李甫春曾写了一本《桂西老区开发新论》，那是研究桂西盘阳河流域长寿、旅游资源开发的书。盘阳河流域周边居住有很多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年均收入都很低，而且那里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十分不利于农业生产。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这种小山沟也值得去研究。实际上那里的旅游资源很丰富，是世界著名的长寿之乡。盘阳河流域已经在进行开发，李甫春的理论终于与现实结合起来。李甫春自己也说，一个学者的主张马上变成国家、政府方针政策的极少，所以当自己的理论转换成了现实的时候，他感到很欣慰。

李甫春的新书《驮娘江畔女人国》于2006年2月底出版。驮娘江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交界处，那里的婚姻制度是男嫁女娶的一夫一妻制，是从走婚制度到一夫一妻制的过渡。这本书一改他平时写论文的风格，用通讯报告文学体写成，同时也突破了他以前从经济领域入手的研究范围，改从人类学、社会学的领域来研究，因此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超越。

李甫春从涉足社会科学学术界至今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等，其中有13篇刊登在国内民族研究权威期刊《民族研究》上；论文《论我国扶贫攻坚阶段的宏观决策》获得了中宣部1992年度“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奖。他还出了8本专著，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代表作）、《少数民族经济新论》、《摆脱贫困的新思路》（与杨柳合作）、《资源开发与民族发展》（主撰）、《桂西老区开发新论》（主撰）、《壮族》（泰文版）（合著）、《千年等一回》（主撰）、《岭南族群的变迁》（主撰）及《驮娘江畔女人国》（主撰）等。他著作颇丰。这些成果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也是可以聊以慰藉的，而对于人民，对于社会，其作用和影响又是巨大的、难以估量的。

主要从事少数民族经济、农村经济、扶贫开发、旅游经济和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曾承担国家“六五”项目“中原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承担国家“七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中的“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模式改革研究”分课题，承担国家“八五”项目“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开发研究”；参加“广西石山地区综合治理与开发战略研究”，负责其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分课题。与泰国、法国有关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开展合作并取得成效。从事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社会咨询服务。多项研究成果得到决策机关的重视和采纳，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13项；出版专著《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新论》、《摆脱贫困的新思路》、《资源开发与民族发展》、《壮族》；发表科研报告、论文等100余篇，其中论文《论我国扶贫攻坚阶段的宏观决策》获中共中央宣传部1992年“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奖。曾被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优秀专家、劳动模范等。

把握机遇的幸运之人——李甫春在1963年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广西西林县县委农村部，在那里的生产组工作。西林是广西跟云南省交界的一个很偏远的县，工作生活条件都很艰苦，当时人们戏称那里为广西“省尾”。西林县的工作经历对李甫春后来的科研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在偏远的山区待过，他对农村的贫困落后情况和少数民族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别人了解得更加清楚，在这个基础上，他才有了累累的科研成果。

1969年，正是干部下放的高潮时期，这时李甫春却从偏远的山区被调回了城市，这是一个很富有戏剧性的人生转折。他在西林生产组的时候专门负责总结典型的工作，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红太阳照亮了三江口》，其中的三江口指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三省交界的地方，也是三个省的三条江水的交汇点。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水资源，三省人民合力在这里修建了一个水电站。李甫春写这篇文章，就是要总结三江口人民修建水电站的经验。他在标题中用红太阳来比喻毛主席，以此来表达三江口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创造了幸福生活的意思。后来这篇文章在百色市的《右江日报》上发表了，当时的新华出版社广西分社社长龚敬之正好下放到百色，有人给他看了《右江日报》，他发现了李甫春写的《红太阳照亮了三江口》这篇文章，并顺口说了一句“这个人很有新闻头脑！”这句话被在一旁的百色地区革命委员会的人听到了，他们当时正打算组织一个“百色军分区联合报道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们很快找到李甫春，并把他调到了百色，后来李甫春就成了百色地区革命委员会新闻科的干事。

李甫春十年的新闻工作经历锻炼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新闻概括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他自己总结道：“其实做科研的跟搞新闻的差不多，新闻要求对时事的观察具有敏锐性，对角度的捕捉具有创新性。科研也一样。”他做新闻工作时所培养的观察力使他在搞科研时常常会比别人更容易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

1980年李甫春被调到理论宣传科工作，那段日子过得比较清闲，他就利用这段时间读了很多书。当时的书很少，李甫春找到什么就读什么。他回忆道，当时读得最多的是关于经济方面的书，其中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从这些书里汲取的知识养分，为他以后从事经济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机遇再次出现在李甫春的面前。1980年国务院批准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联合在地方招考研究人员，他报了名。因为他所在单位不允许请假复习，所以他平时的复习时间很短，在考前一周还跑到广西民族大学的一个好朋友的住处进行闭关强化复习。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顺利通过了考试。同年8月份他被邀请去北京参加首届中国民族理论科学讨论会，并带去了自己的一篇论文——《试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篇看似不起眼的论文在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参加那次会议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他，一派反对他，这对于一个来自山沟沟里的李甫春来说，真是料想不到的事。其实早在1979年他就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也就是他的成名作《发展生产是繁荣民族地区经济的必由之路》，这篇文章刊登在《民族研究》上，受到了中原地区学术界的关注，李甫春的大名也从中国的西南角传到了北京。

在北京参加完首届中国民族理论科学讨论会后，李甫春本来是被安排到中国社科院民族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工作的，但那时迁户口很难，他家有五口人，要想一下子从百色市迁到北京是件很困难的事。这个问题一直拖了大半年都没有结果，李甫春只好先将户口迁到南宁市，并在广西科学院工作。这个看似挫折的关节点对李甫春来说又是另一个发展良机。李甫春感慨道，假如他那时去了北京，他的科研成果也许不会有这么多。因为他是做民族经济研究的，常常需要进行实地考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有很多贫困的山区，那里的少数民族也很多，壮族、毛南族、京族、苗族、土家族等等。但要是在北京工作，到山区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李甫春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说，他在学术上的成功除了靠自己在西林县、百色市的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自己紧紧抓住了机遇。

劳以万里的著书之士——李甫春说：“我的文章都是脚板底下出来的”。在西林县7年的农村工作，在百色10年的新闻工作和1年的理论宣传工作，使他有机会走遍了桂西山区的壮乡、瑶寨、苗岭、仡佬冲，对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有着比别人更深的体会。李甫春在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后还常常去山区进行实地考察，这为他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资料。

倾注情谊的科研之本——李甫春觉得学术就像是一栋楼房，一个科研项目或一本书就是它的一块砖或瓦片，每做完一个科研项目或写完一篇文章就是给学术这栋大楼增加了一块砖瓦。他把自己的每一个科研项目、每一本书都视为得意之作。代表作《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是他的理论最高点，到目前为止，他觉得自己都还无法超越它，而事实上，这本书中的理论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很少有人超越的。 2004年李甫春策划了一个跟加拿大的合作发展项目，并撰写成文件，即《中国西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政策研究报告》。2004年5月份他带领十五个人员去北美进行实地考察。李甫春在该研究报告中负责“借鉴加拿大的水电开发利益共享政策创造共同富裕的自然资源开发新模式——龙滩水电站库移民政策研究报告”这一专题，根据这个研究报告李甫春在2005年《民族研究》第5期上发表了《西部自然资源开发模式改革探索》，他把这个项目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在合作领域上的新突破。

李甫春说自己做了26年的科研，最得意的是申请了五次国家五年计划的科研项目，有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参与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原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科研活动，承担其中的“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模式改革研究”分课题；承担国家“八五”中华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开发研究”等。另外，他还参与过美国福特基金项目、加拿大的中加合作发展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石山课题”等项目，并多次为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在广西的投资项目撰写社会评估报告。他获得过14项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多项科研成果受到各级决策机关的重视和采纳。他先后被评为广西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广西优秀专家、广西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