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堂（1843－1909），原名，又名承暄，字嘉玉，号爱堂，归圣乡马迹塘（今湘东区下埠镇光华村）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贡生。光绪年间，任江苏东台县知县四年，离任后民众为其立德政碑，续任职泰州市、南通市，政声远播。光绪十八年（1892），任上海市知县达七年，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尤其是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坚持主权，维护国格，保护民众，富于气节。离任后，市民撰文记其政绩，并将一条街道命名为“爱堂路”。后任四川省盐茶道、按察使、布政使。

黄爱堂因捐贡生，清光绪十年（1884）到江苏东台县当知县。

光绪十四年（1888）调任泰州，把泰州治理得和东台县一样。

光绪十六（1890），又调任通州（今南通市）任职。

因为黄爱堂治理有方，光绪十六年（1890）任上海县知县。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朝选拔黄爱堂担任四川盐茶道。

宣统元年（1909），因政绩突出受朝延召见，走到四川涪州，突然患病。八月，带病回归故乡，重阳节病逝。

东台县靠近运河，洪水常常泛滥成灾，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根治水患，他亲自踏看地形，筹集款项，率领当地人民修筑一条90多里长的堤坝，挡住了洪水，使沿河60多万亩农田免受水害，年年丰收。当地人民为纪念他这一功绩，将长堤命名“黄公堤”。他治理东台县4年，人民生活安定，刑事案件很少发生。

当时上海市已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国家在上海纷纷设立租界，并设立工部局，规定我国人力车工人要按月缴税。有一次他们突然宣布加税，激起几千名人力车工人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工部局不但不听，反而召集印度巡捕进行武力镇压，数百名车夫被打伤。于是人力车工人便到上海县衙告状，并以印度巡捕的红头巾和马刀等证物交县衙验证。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则调兵遣将，开炮恫吓，气焰十分嚣张。黄爱堂接到报案，立即飞马赶到现场，那些外国领事盛气凌人，反而诬赖人力车工人寻衅滋事，责令黄知县捉拿人犯。黄爱堂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并出示头巾、马刀作证，驳得洋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垂头丧气地溜走了。在法租界有幢“四明公所”，是宁波商人建造的，法国人早就打了这幢房子的主意。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们强迫宁波商人交出房子，遭到严词拒绝。于是他们便偷偷毁坏界碑，把商人抓起来。这件事激起了广大商民的义愤，纷纷集众罢市，表示抗议。法国人不但不认错，反而开炮示威。黄爱堂接到报信后，立即赶到现场。不顾弹片横飞，镇定自若。商民见了，欢声雷动，齐声高呼“不准伤害我们的好官！”他下轿安慰商民，又马上到法国领事馆交涉，他摆事实，讲道理，义正辞严，驳得法国领事无话可说，最后“四明公所”还是归宁波商人所有。黄爱堂在上海政绩显著，人民景仰。清朝曾两次将其调任别处，都被上海市官民坚决挽留。一直在上海当了7年知县，为表彰他的才干和政绩，光绪帝两次特旨召见。他离任后，上海人民特地把一条街命名为“爱堂路”，以示敬仰和怀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农历乙未年，萍乡市遇大旱，颗粒无收，人民以草根、树皮、观音土充饥。黄爱堂闻讯，接连派船从安微芜湖买米装运，沿长江、湘江一直运到湘东黄花桥登岸，运粮船数百只，运稻米数百万斤，由县衙分给灾民。醴陵市、浏阳市百姓也受其惠。

管理盐茶，流弊很大，不容易搞好。但他公而忘私，毅然上任。一到任就深入30多个厅、州、县，调查了解情况，体恤商民，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措施。这样不仅商民满意，国家每年也增加不少收入。四川总督将他的政绩上奏朝廷，朝廷特赏头品顶戴（官服），还先后两次任命其为按察使，一届布政使（二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