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是一位德国著名诗人，被誉为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他毕业于图宾根大学神学院，曾担任过家庭教师，但因爱上雇主的妻子而备受煎熬。他的小说《希波琳》是以这位女子为模特儿创作的。1798年后，荷尔德林因情场失意，身心交，陷入精神分裂症状态，1802年徒步回到故乡。他在霍姆堡当图书管理员，但1807年起精神完全错乱，生活不能自理。荷尔德林的作品包括《自由颂歌》《人类颂歌》《致德国人》和《为祖国而死》等诗歌。他将古典希腊诗文移植到德语中，被认为是世界文学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荷尔德林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谢林曾在图宾根的新教神学院同窗，互为好友。

1770年 3月20日生于内卡河畔的劳芬。父亲是当地修道院总管，在他出生后的第3年去世，母亲是牧师之女，1774年改嫁。

荷尔德林先后在登肯多尔夫、毛尔布龙修道院学校学习。

1788年进蒂宾根大学神学院，他曾阅读柏拉图、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研究让-雅克·卢梭、巴鲁赫·斯宾诺莎、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伊曼努尔·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与谢林、黑格尔结为朋友。他最喜爱的作家是卢梭。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他和同学们的热情，曾组织诗社，写诗歌颂人权。

诗人施瓦普、乌兰德和凯尔纳于1826年出版了他的诗集。

1793年于四川神学院毕业，资格担任神职。但他后来并未担任牧师职务，因为他接受的基督教教条同他潜心研究的希腊神话并不相容。他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看成是真实存在的力量。对他来说，诗人 的职责就是在神和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同年结识席勒，他的那些诗歌如《许涪里翁》都发表在席勒的刊物《新塔莉亚》上，这些诗深受法国大革命精神的鼓舞，歌颂自由、人类、和谐、友谊和大自然。

1794年去耶拿，曾多次访问席勒，并听约翰·费希特的课。次年回到尼尔廷根。

1796年初他到法兰克福银行家贡塔尔德家当教师。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内，与女主人苏赛特·贡塔尔德之间发生了爱情。完成小说《许佩里翁，或希腊的隐士》，小说和诗中的狄奥提马，就是女主人苏赛特。

1798年，与贡塔尔德发生争吵，被迫离开法兰克福，住在附近的洪堡，试图创办期刊《伊杜娜》(日耳曼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并创作悲剧《恩沛多克勒斯之死》。

1798年2月12日，荷尔德林给他的兄弟写信：“我们生活的时代不是诗人氛围。”在写这封信的六个月之前，荷尔德林还曾在给他的朋友纽佛（Neuffer)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给予自己的唯一乐趣在于，偶尔在纸上写下发自一个热情的灵魂的几行字；但你知道，这种乐趣是转瞬即逝的。在我的职业里，人们获得的结果在本质上都太隐秘了，让人难以感受到它的力量。

1801年初荷尔德林去瑞士的豪普特维尔，第3次做家庭教师，不久回到尼尔廷根。在这期间创作了一些挽歌和赞歌。同年去法国的波尔多，又做家庭教师。

他翻译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于1804年出版。同年友人辛克莱接他去洪堡从事图书馆工作。

1802年回到斯图加特足球俱乐部，精神失常。

1806年进图宾根精神病院医治。

1843年 6月 7日逝世。

席勒认为荷尔德林的诗过于内向、主观。19世纪的评论家仍停留在席勒的评价上。20世纪初很多重要的遗稿被发现。同时，时代的剧烈变动使人们对他的诗作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直到现代，他的诗作对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还在产生着影响。他的作品语言新鲜、自然、真纯、简洁；诗中的比喻形象，含蓄，引人深思。荷尔德林早期(图宾根时期)的诗受席勒的影响，以有韵的八行诗节为主。这些诗曾被称为“人类理想的颂歌”，它们的风格和布局，很象席勒的《欢乐颂》。每一颂歌以某一理想，如自由、友谊、博爱等为对象。它们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前后德国青年的热情以及对让-雅克·卢梭哲学思想的向往和对封建社会的反抗。

他对未来社会的歌颂，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他的哲学思想的不妥协性，是他后期的小说、悲剧和诗歌的重要主题。荷尔德林的诗，有古典颂歌体诗(即“哦德体”)、挽歌体诗和自由节奏诗。他的颂歌体诗使用两种格律：阿尔凯奥斯诗律和阿斯克勒庇阿德斯诗律。这两种格律有人比之于音乐的大调与小调之分。阿尔凯奥斯诗律如《致命运女神》；阿斯克勒庇阿德斯诗律如 《海得尔堡》。荷尔德林颂歌体诗中的德语与古典诗律结合成浑然一体，它们兼有形式节奏的完美性和思想感情的深刻性。

荷尔德林1800年后创作的挽歌体诗和自由节奏诗有着令人神往的美。这些瑰丽的无韵诗篇以诗句的节奏为特色。挽歌是按照古典格律以双行诗句构成的长诗，音调和谐，格律严谨。如《梅农为狄奥提马而哀叹》、《漫游者》、《返回家乡》、《斯图加特》、《面包和葡萄酒》等以及六音步诗(荷马史诗格律)《爱琴海群岛》。晚期的自由节奏诗表达了诗人对德意志民族和人类历史的关怀和信念，被称为“祖国赞歌”他曾经以希腊文化为典范，憧憬着古代神与人的交往。后又由怀念日耳曼的过去转向民族的未来。他在诗篇中把基督塑造为古代英雄和天神的最后一个伟大形象，预言民族与社会的得救，自然与艺术的交融。因而有人把这部作品比喻为崇高的交响音乐。“祖国赞歌”。包括《和平的节日》、《给大地母亲》、《在多瑙河源头》、《漫游》、《莱茵河》、 《独一无二的一个》、 《帕特莫斯》、《怀念》、《伊斯特尔》、《记忆》。研究者不断地在探讨这些诗篇的意义，它们是荷尔德林创作的顶峰。

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34/1935年的冬季学期专门开了一个学期的荷尔德林研讨课，后来又陆续写了一些以荷尔德林为主题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作为他阐释哲学思想的参照系，诚然有其历史背景，这一背景在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所著的《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从思想上来讲，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作为他的阐释对象，是因为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是最纯粹的诗人，他受诗的天命的召唤，直写诗的本质，他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思想家：“荷尔德林今后，这就是说，从来日想入曾经，是个诗人，因为他吟咏过了吟咏之本质。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同时是歌唱家和思想家。荷尔德林的《长成恩培多克勒斯的根基》，《消逝中的形成》，《论宗教》以及《俄狄普斯王》、《安提戈涅》两译著中包含的深义，谁要是稍微加以思考而说了，他就是一位思想家，而这个思想家又超出了这个名称许多，尤其是当他如此思考着同时又是一位歌唱家而且甚至是思考着吟咏出来的歌唱家。荷尔德林是否如此‘同时’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甚至更多，而且惟一无二。”（海德格尔：“哲学的本质”，载于《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33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更为明确地阐释了他之选择荷尔德林作为诗与思的对话的原因：“为了揭示诗的本质，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荷尔德林的作品？为什么不选择荷马或者索福克勒斯，不选择普布留斯·马罗或者但丁·阿利吉耶里，不选择莎士比亚或者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呢？按说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同样也体现出诗的本质，甚至比在荷尔德林过早地蓦然中断了的创作中更为丰富地体现出来了。……我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仅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荷尔德林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乃是诗人的诗人。所以我们把他置于决断的关口上。”（《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6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海德格尔的目的并不是要阐述文学作品，揭示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本质，理解某首诗歌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而是要进行一场诗与思的对话，是要从哲学上显现存在的意义。因此海德格尔阐释的方式与一般人进行文学上的阐释方式完全不同，海德格尔特意从荷尔德林的诗歌中摘出5段诗句。这5段诗句的前4段分别阐述了诗、语言、人、思与存在之间的至情至性、至亲至近的关系，最后，落实到第5段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荷尔德林的作品表达了自己使祖国摆脱专制主义的理想，他对古希腊的不倦的追求是对德国现状的批评。他主张对一代新人进行教育，使他们的个性得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他的作品多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古典主义的内涵，同时又注重主观感情的抒发，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情绪，反映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不可调和，具有浪漫主义的特色。荷尔德林用他的作品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诗人在他生前以及19世纪未被重视，死后几乎被遗忘了近一百年，到20世纪初被重新发现，他作品的价值重新被认识。并在欧洲建立了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