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大捷是中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近海保卫战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1883年6月20日，法使脱利古在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会谈中，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恫吓。次年2月14日战役随之石浦港在打响。

1883年6月20日，法使脱利古在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会谈中，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恫吓，在整个中法战争中，只有镇海战役是完全依靠本省的财力和兵力，坚持了长达103天的战斗，抗击住装备优良的法国远东舰队的进攻和封锁，并取得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完全胜利的。镇海大捷是中国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近海保卫战的胜利，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1883年6月20日，法使脱利古在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会谈中，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恫吓。清廷下令沿海防务实力筹办，浙江省的筹防工作随之积极开展。

浙江的海岸线很长，防御的重点是镇海、宁波市。如何在镇海地区布防，应采取什么防御方针？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主张多募兵，分兵把守，力求稳妥。认为“宁波、镇海空虚可虑”，“敌人循海登岸之路广……南岸如象山县、奉化区，北岸如由慈溪市以达余姚市，路路可通……”；定海“非有重兵不能拒守。”如欲在在周密，百不一疏，非兵力从厚，未易语此。”“而战守关，又不得不力求稳固也。”（《史料》第57、62页）第二种意见认为“敌人长在水战，不若精练陆师，择险设伏，联络团堡，引彼深入，方与力战。”主张“避水战，先防其炮之利；诱其陆来，而故示以兵之单，敌若登岸……聚而歼。”在具体措施上，主张把招宝山和小港口炮台精炮拆迁到远离海岸的隐蔽处。刘秉璋不同意前两种主张，他认为“军事贵扼其要，若枝枝节节，实有防不胜防之势”，“敝意必须留策应之师，正为敌由何处登岸，我可以行队截剿也。”薛福成则明确地提出：“敌船不入口，胜添十营精勇”，“大抵中国既无得力北洋水师，则防务唯以炮台与堵口及陆营三者相辅并行”，“战守之把握，陆营当得四成，炮台当得四成，堵口当得二成。”他的意见得到刘秉璋的肯定。

1884年2月5日到17日，刘秉璋巡视乍浦镇、定海区、镇海等地。在镇海两次到小港、青峙岭实地勘察，就兵力部署、修筑防御工事问题，与欧阳利见等面商后，分别作了布置。决定了以镇海地区为重点的、有两翼和纵深配置，由炮台、陆营、水中障碍组成的完整而有效的防御体系的总体布局。水中障碍体系，由6只武装巡逻小船，6排48枚水雷，3重三杠流网，3000余支桩木横22丛、直立10丛和41只装满石块的大船排沉桩缝内，最后是南洋水师的陈一白、南瑞、开济3艘巡洋舰和超武、元凯等兵轮，组成5道障碍构建的水上堡垒。

陆上阵地，以甬江为界，分成南北两个体系。前沿主防御工事为海岸炮台，计有威远县、靖远县、镇远县、定远、安远、南北拦江和自然、天然9座，土炮台10余座，各种大小炮70余尊，其中最大的一尊为德国博洪厂造的后膛螺丝(即来福纹)钢炮，口径21公分，弹重240磅“弹路及八里，可以洞穿铁甲。”其次，有长达四五十里的堤卡、围墙、长城、防炮长堤以及堡垒、隧道、堑壕和由中国人自己改进的干电引爆的地雷筹组成的步兵防御阵地。从前沿一线，有层次地布置，南翼到布阵岭、育王岭、县的横溪、墙下潭；北翼到湾塘、贵驷、澥浦镇；纵深到清水浦、梅墟和宁波。形成有前沿、有两翼、有纵深的阵地体系。

关于兵力配置，南岸有欧阳利见直接指挥的湘军4个营和2个旗，共2500人；北岸由记名提督杨歧珍统领的淮军6个营2500人驻守；由记名总兵钱玉兴统领的小队营、处练军及淮勇8个营2500人，分扼宁波至梅墟、育王岭、墙下潭等隘，作为策应之师；成邦干、贝锦泉统率的8个营防定海，作牵制之师。兵力的配置主要集中在以招宝山和金鸡山为中心的甬江口岸一带的前沿阵地，在纵深和定海也相对地集中了一定数量的策应和牵制之师。前沿阵地的兵力配置，也有几个层次，各炮台背后都部署了步兵，以防止敌人登陆后从背后袭击炮台；除防守力量外，还配置包抄突击力量和预备梯队。这样就形成有重有轻；有纵深，有前沿；有预备梯队(包括任策应的总预备队)，有防守力量，也有包抄突击力量。总之，兵力配置不是简单的一触即溃的那种防御。完整的水中障碍体系、完整的陆上阵地体系加上比较科学的兵力配置，构成了镇海战役完备、有效的防御体系。这是在时间短、财政困难、部队仓促调募，地形散漫，涉外关系复杂的条件下实现的。在马江和台湾就缺乏这种上下一致的正确、完整的防御方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镇海也没有这样的方针和体系。这是镇海抗法保卫战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镇海抗法保卫战，在刘秉璋的决策下，不仅确定和坚持了正确的积极防御方针，而且运用了打近战、伏击战和袭击、主动出击等多种战术。在整个战役中，清军守中有攻，攻守结合，机动灵活。同时，又采取文武结合，虚实结合，即实战与攻心战相结合，军事斗争与外交活动相结合的策略，用以疲劳、瓦解和孤立敌军。在总体上实行军民结合，重视发动群众，组织民团、渔团。这一整套的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使镇海军民抗法保卫战出现了一种生气勃勃的局面。

在沿海形势紧张，战备加紧时，刘秉璋考虑到浙江省饷缺兵弱的问题。在镇海口，原只有欧阳利见的湘军达字4个营，新募的淮军数营皆未经战阵，又苦无宿将，“非久练惯战之师所可同日而语”，枪械装备，较津沽防军“弗如远甚”；而且南北两岸分别由湘、淮两军驻守，不便统一指挥。此外，“定海孤危，宜驻大支劲旅”，需要有良将统带。所以，他不顾屡遭驳回，前后4次上奏请调战斗力较强的旧部吴长庆带4个营来驻镇海，腾出欧阳利见4个营改驻定海。他认为“吴长庆之资望固足节制杨歧珍等，即欧阳利见之资望亦足节制定海成邦干一军，如此办理，庶淮、楚皆成片段，气势较为稳固。”这说明刘秉璋在用人问题上敢于坚持己见，大胆直陈。终因光绪帝以直隶海防和朝鲜局势“均关紧要”，仍予驳回。

当时，在镇海口已陆续调募了有湘淮两大派系，分属4个统领21个营，以及海岸炮兵等部。各军名归浙江省提督欧阳利见节制，其实都“自作自为”，“不甚相统摄。”欧阳利见对刘秉璋的部署和“事权不能归一”极为不满，觉得自己“真一统领不若也。”刘秉璋对欧阳利见则“素轻其人”。湘淮两军，南北两岸驻军也“不无龃龉”。

总之，镇海地区的部队搀杂，指挥不一，矛盾重重。欧阳利见主张分兵把守和徙炮，还听信部将郑鸿章之言，屡求撤去吴杰。吴杰不同意拆徙招宝山后膛大炮，“流涕力争”。“欧阳利见志在必行”，要将吴杰“正法”，被刘秉璋“严电饬止”。所以，欧阳利见是难于胜任贯彻执行刘秉璋的防御方针，团结各军加强战备共同战斗的。于是，刘秉璋表面上令各支部队“统归提臣商酌调度”，实际上凡属“增营募勇分地任人”一切重大部署，皆自己“一人主之”。

宁绍台道薛福成到任后，刘秉璋非常赏识，立即打破常规，建立营务处，任命薛福成为宁防营务处，檄令“综理营务，尽护诸军。”即把统一指挥和协调各支部队关系的艰难任务交给他。刘秉璋的一切“传宣号令、筹议大计，悉下营务处。凡战守机宣，无巨细，一埤遗之。”又任命治行卓著，识略颇的宁波市知府宗源瀚为营务处提调，辅佐薛福成；任命精明强干的试用同知杜冠英为宁镇营务处，联络上下。并根据薛福成的建议，添设宁波至镇海有线电报线路，完善通讯联络，以便及时掌握情况，指挥作战。刘秉璋还重用和保护了“临财廉，任事勇，操练勤，威望素著”的管带镇海各炮台守备吴杰；委派了曾在定海办防熟悉情形的台州市知府成邦干帮同定海镇总兵统筹防守。从而使统一指挥和协调各支部队关系这一复杂的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实践证明，刘秉璋这样部署是有效的。在薛福成的协调下，临时从各地调集和组建的，分属不同派系的几支部队间的严重矛盾并未扩大，或暂时有所缓和，基本上能积极备战，共同战斗，奏出近代军事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的一曲凯歌。

镇海战役时，浙江省的财政是相当困难的。据统计，光绪九年用于采办外洋军火和修筑防御工事的经费计银17万余两，防军开支83万余两。光绪十年采办军火和修筑宁波市、镇海、定海防御工事经费猛增到47万余两，添招陆勇三倍于前。按清廷规定，这一年浙省厘金、地丁草、盐课三项应解京饷共银52万两，指还洋款50万两，还有边防经费、各省协饷等也需支出10多万两。但是，这一年浙省“民情惶惑，，完纳钱粮观望不；”“市廖寂，货滞商稀，厘金大绌，比旺收之年，仅乃及半”；“蚕丝歉收，约计短厘数十万”；宁波口岸堵塞后，常洋关税无征，财政更形困难。刘秉璋说：“支绌万状”，实不为过。

在这种情况下，刘秉璋只得奏请“免解京协各饷”，同时不得不“照会公正绅士，分投劝谕，以资集腋”，仍照例“给予宫职”。自光绪十一年二月开办起到十二月止，“除自行银赴局上兑不计外，宁波市、绍兴二府由绅士劝捐银三十余万两，实为饷需大宗。当镇海封口，丁厘无收，待饷孔迫之际，全赖此款陆续接济，以固军心，为功不浅！

在整个中法战争中，镇海战役取得了外交和军事上的完全胜利，刘秉璋在镇海保卫战最关键的三个问题上，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近年来有研究者如黄振南和北洋水师网站站长陈悦认为，这场战斗实际没有给法舰造成什么象样的损伤，其战果被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