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升三级》是“单口大王”刘宝瑞的传统单口相声精品，由刘宝瑞于1955年创作。该作品也被选进了中学语文课本，被翻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连升三级》讲述了一个不学无术、一字不识的地主少爷如何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最后竟然还连升三级的荒诞故事。该故事辛辣嘲讽了封建皇帝、文武百官、地主少爷等人，揭露了封建官场拍马行贿、阿谀逢迎的腐朽黑暗现实。

2018年，《连升三级》被翻拍成影视作品。1958年2月，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连环画由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23年，参考了《连升三级》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上映。

《连升三级》的故事说的是：明代天启年间，山东临清州有个大地主出身的纨绔子弟张好古，他整天吃喝玩乐是个大文盲，人们称他“狗少”。有一次，他官迷心窍，竟异想天开，上北京闯进了选拔人才的贡院考场。由于皇帝和文武大臣的昏庸腐败、尔虞我诈，使张好古钻了空子，居然金榜题名，进了翰林院，并且阴差阳错的把他当成国家的栋梁，一时间官运亨通。

故事中的主要情节巧妙地运用了误会手法，深刻地鞭挞了那些显贵权臣的昏聩无能和朝政腐败。表演艺术家刘宝瑞在建国以后的代表作之一。

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宦官专权、特务政治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魏忠贤正是这些特点的集中体现者。他本是个无赖，因为跟地痞流氓赌博，输了，受那些人的气，于是自阉。后来进入皇宫，侍奉太子朱由校。待朱由校即位，魏忠贤便逐渐掌握了朝廷所有大权。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排除异己、陷害忠良、遍插亲信，位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俨然是一个有实权而不挂名的皇帝了。当时，趋奉他的，可以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稍不如其意者则随时可能被抓、被杀。在他的统治下，民不聊生，人人自危，早已衰朽的明王朝更加虚弱，被推到覆灭的边缘。故事闲绕着这样一个人物展开，使得作品具有更大的典型意义。

《连升三级》的作者已不可考，可能是民国初年由民间艺人集体创作修改而成的。这篇优秀的讽刺作品在旧中国显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即使在今天，也有相当大的认识意义。它不仅让我们知道“白卷先生”连升三级并不自今日始，是古已有之的。也不仅使人们懂得当前社会上的许多不正之风源远流长，而且还可以促人深思：我们耳闻目睹过的许多怪事，竟是封建主义的毒瘤，不把这个根子挖掉，早晚还会出现赵好古、钱好古的。

相声之所以能够使人发笑，主要是靠着它的独特的艺术手段一一“包袱儿”。所谓“包袱儿”，就是经过精心组织的、为表现主题、刻划人物形象服务的笑料。“包袱儿”的组织方法多种多样，但其基本规律是一样的：要使人感到“出乎意料”，却又“合于情理”。

在《连升三级》中，张好古去赶考，按照一般人通常思维的规律来判断，这是胡闹，但结果他不但考中了，而且得了第二名，不久又混进了翰林院。这本来已经出乎人们的意料。待魏忠贤死，魏党被诛，靠着魏忠贤力量爬上来的张好古本应就此完蛋，不料却又加升三级，更出乎人们一般的猜想，连续的“出乎意料”引起了笑声。张好古的官运来得的确离奇，但细想想，却又不是不合情理的。“狗少的脾气’促使他进京；意外的机会让他碰上魏忠贤得以进入考场；考官见了魏忠贤的名片让张好古考中；文武百官为了私利而吹捧张好古；朱由检认为骂魏忠贤的就是自己的忠臣，这不是都很合情合理(封建社会的情和理)吗？唯其出乎意料，所以可笑；正因为合于情理，所以可信。《连升三级》就在这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感染了读者和听众。

相声为了使人们鲜明地感到“出乎意料”，强调要“铺平垫稳”，也就是把所要叙述并赖以构成“包袱儿”的事物交代得清清楚楚，并反复强调，让观众的思维情绪集中在这个事物上向着一般情况下的逻辑方向发展。以便与后而出现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照。《连升三级》第一段对张好古“狗少脾气”的交代，叙述张好古凭着“很好、很好”这样一句话在翰林院楞混了一年等处，都是有意的铺垫。对口和声因为是两人合说，所以铺平垫稳与抖落“包袱儿”(突然说出可笑的结局)比较容易。单口相声则不然，一个演员站在台上，按时间顺序款款道来，不允许有较大的跳跃和转折，也就是出乎观众意料的结果不便于突然蹦出来。因此单口相声的最可笑之处，往往落在演员在一定的关口说出的简短有力的总结或评价式的语言上。这些概括性的语句，往往一针见血，尖锐深刻，画龙点睛，而且是观众的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连升三级》在表演时，象下面这些地方通常都要引起笑声：“这一来有了领道的了”、“这叫什么事”、“嘿，他们两人全给包办了”、“这倒不错，老师拜徒弟，倒了个儿了”、“还好哪”，等等。特别是全篇结尾一句，引起的笑声更大。这是因为观众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故事，来不及思索给予评价的语言，经演员一语道破，既出乎意料，又正中下怀。痛快解气，不由得发出会意、欢畅的笑。这笑声既是对故事中人物的蔑视与唾弃，也是对演员爱憎态度、机智俏皮的赞许。

《连升三级》通过目不识丁的张好古借助魏忠贤的势力中进士、当翰林，又由胡涂皇帝朱由检给他加升三级的故事，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昏暗，生动形象地告诉人们：封建统治者的最上层净是些作威作福的蠢货，只知图谋私利的逢迎拍马者一一“一群混蛋！”

把这个故事安排在明朝末年，是很巧妙的，增加了作品的说服力。封建社会的一切腐朽、肮脏、野蛮的东西，在一个王朝的没落阶段总要集其大成。明末更是如此，天启、崇祯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