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某些领导干部的普遍称呼，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曾讲过：简单来说，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派人。

“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语，首次出现在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走资派”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在实施篡党夺权阴谋计划过程中一步步“推”出来的。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走资派”的概念成了历史。

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某些领导干部的普遍称呼，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讲过：简单来说，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派人。毛泽东对当时中国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做了错误估计：且形成了共产党内也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认识，是形成“走资派”概念的根子。

“走资派”这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语，首次出现在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层的政治运动，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原地区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

“走资派”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在实施篡党夺权阴谋计划过程中一步步“推”出来的。林彪、江青一伙借评《海瑞罢官》，大搞罢官，步步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把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秘密策划下，上海市《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一部分人。北京市被批判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1966年8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发表了十分激烈的讲话，指责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镇压学生运动”“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8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中这样规定：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林彪、江青集团进一步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政治纲领，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央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被“指定”的。干部分成了正反两大派，反面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就是“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理所当然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

林彪、江青之流利用了这个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走资派”的“左”倾概念，把红卫兵当成阴谋夺权的工具，诬陷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突击力量，并于1966年8月1日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表示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9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10月开始，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进一步把红卫兵的造反狂潮引向党内，引向“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操纵下膨胀起来，逐渐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他们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随后参与了全面夺权。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市“赴广州市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市“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1月６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并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的攻击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５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提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整党建党文件。文件提出，凡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恢复组织生活。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走资派”的概念进行重新认识，提出了“犯走资派错误"的概念。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草稿中写上了这样的话：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九大和九大之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谈话中，他再也没有提到“走资派”一词。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走资派”的概念就成了历史。

“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在北京红卫兵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当红卫兵像流星般划过中原地区的政治天空后，是对中国文化遗产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对几代中国人（包括他们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