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哲(1890年-1961年)，中山县南朗乡人（今中山市南朗镇茶东村）。清末富家子弟，商人，精武门创办人、发明家、作家、考古学者、书法家。一直是精武的领导核心人员，与卢炜昌、姚蟾伯有“精武三杰”“精武三公司”之称。

陈公哲，在上海市出生，祖籍广东中山茶园乡，父亲到上海经营“粤瑞祥”五金行。所以陈公哲在上海的广东会馆中也有威望。

1899年，10岁左右正式进入正规现代书馆学习。后在上海宋真书馆毕业。

1904年，陈公哲15岁参加健身球社。

1907年开始经营商业。

1909年，陈公哲参加精武体操学校，为精武第一批学员，一直是精武的领导核心人员，与卢炜昌、姚蟾伯有“精武三杰”“精武三公司”之称。加上陈铁生就成了早期的“精武四杰”。

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精摄影技术，拍摄了初期精武书籍的照片，并与程子培拍摄了精武门的电影记录片5卷。

1910年3月3日与姚蟾伯（江苏吴县人）、卢炜昌（中山人）在上海成立精武体育会。成为精武第一批学员，毕业于高级班。是精武会的核心领导，与卢炜昌、姚蟾伯有“精武三公司”之称。他把自己的私宅捐赠作精武会的新会所。期间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精摄影技术，拍摄了初期精武书籍的照片，并与程子培拍摄了精武体育会的电影记录片5卷。

1913年，后继承父业。以后陆续自聘各科名师在家学习。

1916前后，曾两度捐出宅址、家产和房屋给精武会为了精武会，不断的捐资散财，以致家道逐渐败落。精武会于抗日战争前发展迅速，从上海市到广州市、港澳乃至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建起了分会。

1918民国7年编有《测光捷径》一书。在精武书刊中发表过数十篇文章。

1919年，精武门在上海举行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赠“尚武精神”匾额，并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还为该会特刊《精武本纪》撰写了序文。

1920年精武会庆祝建会10周年，孙中山又应陈之邀为精武会题写了“尚武精神”的横匾，还给建会10周年特刊《精武本纪》写序文。

1922年到南洋推广国术。

1923年，从章太炎学小学和书法。

1927年陈公哲后迁居香港特别行政区，潜心考古著书。

1933年7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出版了陈公哲编撰的《香港指南》。

1935年，书写并出版了中原地区有史可查的第一本钢笔字帖——《一笔行书钢笔千字文》。

1937年-1945年，香港沦陷后迁回内地。战后曾游历于多个省，并执教书法。

1953年在香港自任精武总裁、访南洋各地。

1957年著有《精武50年武术发展史》，阐述了他与精武的关系，并应邀回国参加了全国武术观摩大会。

1961年12月，陈公哲因脑出血突发逝世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著作：《香港考古发掘》《香港指南》《科学书法》《香港丛编》。

分道而行体育救国

陈公哲的救国思想可从他的传记《知行录》中略知一二。传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逸事，1920年陈因为生意困顿，曾携妻南游，乘轮船北上途中，适逢孙中山，两人交谈甚欢。陈公哲说自己与孙中山“同为百越香山人”，对孙中山数次相邀参加政治工作，他认为自己“一向以改良社会为职志，倘社会得有健全，则对于国家政治，不无补益矣”，而孙中山则称赞陈公哲，虽然从事社会工作，但“社会基础健全，亦兴国家之本也，虽分道而行，岂非同为中原地区谋福乎?”孙中山“分道而行”的说法，实际是对陈公哲的最高评价，师从百人的陈公哲，最后选择体育救国的道路，除了因缘际会外，也折射出他探索救国之路的心路历程。

术士科学精神

尽管习武，但陈公哲身上没有江湖气息，研究学术，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秀才，良好的教育背景，使陈的身上有更多的科学精神。中国人认定文武兼修已经是难得的人生际遇，但陈公哲在文与武之外，更增加了科学的修养，他所处的时代，科学精神传入中国，而且科学没有像文一样分为诗词歌赋，也没有像武一样分为武当少林，陈公哲因此得以如海绵吸水般广泛涉猎，各个方面均有造诣。

陈公哲在霍元甲病逝后担当起重振精武精神的大计并将其个人私宅捐献给了精武会

广东精武会创始人之一

广东精武会成立于1914年，是在上海精武会的影响和指导下成立的，是继汉口精武会后的第二个精武分会．而广东精武会的成立，陈公哲功不可没。当时广东省人士力邀陈公哲南下广州市，创办广东精武体育会。

广东精武会的筹备处设在海幢寺，1919年4月，广东精武会在广州海珠戏院宣布成立，最初设址在桨栏路宁波会馆，后迁至太平南路(今天的人民中路)嘉南堂，再迁到西关荔枝湾，最后迁至丰宁路 (现在的人民中路)，不少北方的拳师由上海总会派到广州任教。精武会成立之初，以北方拳术为主，广州与佛山分会开办后，精武会也吸收了不少南派名师，进一步促进了南北融合．而对于广东武术界来说，广东精武会的成立是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北拳南传活动。

陈公哲是首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事考古发掘的华人，亦是一位业余的考古工作者。陈公哲在1936年南迁来港。在偶然机会下，翻阅香港自然杂志所载芬神父《香港考古发见》之报告，不觉油然有趣。

1938年，陈公哲以个人财力及友人资助，购买式航船一只，偕同儿子及雇用女工十多人，沿香港海岸作考古发掘，即石澳、狮子山、扫秆笏、屯门区、南丫岛的榕树湾、南丫岛的洪圣爷湾、鹿洲、东湾、沙冈背、龙鼓岛、沙洲，工作八个月。其中在大屿山岛东湾发掘时间最长，前后三次达25日，以沙岗背(即今石壁水塘下处东湾学校海滩一带)发掘最多文物，其发掘报告刊于1957年考古学报第四期。

陈公哲发掘时发现有石器（石斧、石刀、石珥、石镞、石标、石锤、石等）、陶器（陶片、陶斧、陶、陶碗、陶盂、陶猪等）、铜器（铜镞、铜锐、铜斧、铜镜、铜环、铜钱等）、玉器（玉牙璋、玉斧、玉、玉珥等）、铁器等，其中有汉代玉俑，唐朝海马葡镜等，还有大部份史前的陶器，总数250多件，为历来考古发掘最多的一批文物。

这批文物曾于1940年由中国文化协会、广东文物展览会主办，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展出。在展出期间，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可惜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占领后，这批宝贵文物大部份散失，不知所终。

1）从商周至明清各代均有遗物。

2）陈公哲在大屿山岛石壁沙冈背发现一远古的回文石刻。

3）1917年出版(测光捷径)一书。

4）1925年发明公哲电符。

5）1937年制科学七用墨砚及砚上磨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