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野谦（平野 谦，Hirano Ken，1910年10月30日 - 1978年4月3日），原名平野朗（平野 朗，Hirano Akira），是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和明治大学的长期文学教授。他是《现代文学》杂志的七位创始人之一。

平野谦于1910年10月30日在日本京都出生，原名平野朗。他的父亲是一位佛教僧侣，业余时间写文学评论。平野五岁时，他的家庭搬到了岐阜县，他在那里长大。在青少年时期，平野拒绝了父亲希望他继承家业成为僧侣的愿望，而是选择了进入名古屋市的第八高中，他的同学包括本田秀五和藤枝静男。1930年，平野进入东京大学，但在1933年退学，1937年重新入学，并于1940年以文学学位毕业。在他的大学年代，平野参与了非法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随着战时国家压迫的加剧，他与这些活动保持了距离。毕业后，平野在二战期间在内阁信息局工作。

平野谦在1945年与本田秀五、羽仁田豊、新井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和山室静一共同创办了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他在杂志《新生活》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反论”引发了所谓的“政治与文学辩论》。此后，新日本文学会的无产阶级作家与平野的《现代文学》团队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933年发表第一篇评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读唐木顺三的〈现代日本文学序说〉》，提出客观现实的变革者亦应提高自己的问题。后因日共发生“小特务事件”，开始对无产阶级运动采取批判态度。在《关于〈断层〉的性质》(1936)、《论高见顺》(1937)等文章中，分析作家的转向问题，提出知识分子自我道德完成这一主题进行探讨。战后初期，被选为新日本文学会中央委员。1946年与本多秋五等人创办《近代文学》杂志，主张发展个性，形成“近代的自我”。

他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政治与文学辩论”以及1960年代初的“纯文学辩论”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平野呼吁新日本文学会的无产阶级作家对他们在战时的责任进行更深入的自我反思。更重要的是，平野批评了他们文学中的“政治优先”，并呼吁更多元化的文学，尊重每位作者的个性。平野的立场得到了新井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人的支持，但受到了中野重治、仓原惟人等与新日本文学会有关的人的强烈反对。

他所写《一个反题》《基准的确立》《政治与文学》等评论，站在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立场，对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战后民主主义文学坚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继承战前无产阶级文学传统等问题提出批评，并在对小林多喜二的评价和“政治与文学”关系问题上，同中野重治、岩上顺一展开论争。有关论文收在《战后文艺评论》(1948)一书中。其中论及组织与个人关系等问题，对“战后派”作家影响较大。他的文艺理论著作还有论述日本“私小说”的形成与停滞的《岛崎藤村》(1947)、《艺术与现实生活》(1958)和《昭和学史》(1959)。1963年辑录为报刊撰写的评论成为《文艺时评》上、下两卷出版。

1950年，平野接受了新成立的相模女子大学的文学教授职位。1957年，他转到明治大学，直到他在1978年去世都在那里教书。

平野谦在1960年写了一篇对之前不知名的作者倉橋由美子的短篇小说“派对”的好评，这是一篇尖锐地嘲笑日本共产党官僚主义的讽刺作品，然后利用他的影响力让这个故事在文学杂志《文学界》上重新发表。在文学杂志上，日本作家和评论家们辩论倉橋的故事是否有任何“文学价值”，以及平野推广它的适当性，这成为了对共产党在文学界影响力的不同观点的代理战争。1961年9月，平野发表了一篇非常短的文章，其中他写道，被高度赞扬的“纯文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概念”。这个评论的背景是类型小说，特别是松本清张和水上勉等作者的侦探小说的日益流行，以及日本文学界对于纯文学，即“纯粹”或“高雅”的文学，是有意为艺术而非为赚钱而写的，正在被低俗的类型小说迅速取代的担忧。对于这些恐惧，平野认为所谓的纯文学并不是一个永恒和普遍的概念，而是一个特定地基于战前和战后时期的政治，并用来证明为什么某些书是可以接受的，而其他的书则不是。平野认为，某些高质量的类型小说值得被视为艺术作品。平野的立场引发了日本文学杂志对于类型小说（taishū bungaku，即“大众文学”）是否有艺术价值的广泛辩论。

在1980年代，文学评论家江藤淳严厉批评了平野在为内阁信息局工作期间写的一些文章。江藤认为这些文章表明了平野对战争努力的支持，并使平野呼吁其他作家接受他们自己的战时责任的呼声显得虚伪。

1959年，平野出版了一部影响力深远的日本文学史，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昭和文学史》。1977年，平野因其在文学评论领域的终身成就，被日本艺术学院授予了皇室奖。平野于1978年4月3日因蛛网膜下腔出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