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子行吟图》是由明代画家陈洪绶，依据屈原《离骚》，《怀沙》幽思、悲愤情绪，参照《全本史记》《屈原传》对屈原长相“隆额、高鼻、瘦身”的记述创作出来的。

《屈子行吟图》是《九歌图》组画的最后一幅。画中屈原面部憔悴，身体羸弱，然而神情刚毅、步履坚定，挟长剑带危冠着宽衣沿河岸喁喁独行，沉浸在内心的孤独和痛苦之中。这样的描绘符合《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描述。这一屈原像，也被大家奉为经典，于1616年，被上海图书馆收藏。

在画面居中画有屈原伫立于湘江河畔，头戴高管的切云冠，身着宽袖长袍，双手交插置于胸前，身佩长剑，徘何于江水之畔。屈原面部清瘦，满怀忧愤，略示憔悴，长剑垂胸，双目炯炯有神。

万历四十四年（1616）冬天，时年十九岁的陈洪绶为友人所著的《楚辞述注》作插图。他的插图依照屈原《九歌》所作，共十一幅，两天即告完成。当时陈洪绶居于绍兴市，师从浙东进步学者周宗周，深受其爱国思想的熏陶，与学友一起研读屈原的《离骚》，为屈原的崇高品德及其爱国精神所感动，又单独创作了表现屈原出行吟诗场景的图画，定名为《屈子行吟图》。

《屈子行吟图》呈现的是屈原被放逐江南，忧思徘徊的形象。画面上屈原孤身一人，迈着艰难的步履神情忧愤地缓步而行，颇有《渔父》中形容的“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形象。图中清晰可见高冠与腰间斜佩之长剑，这与《涉江》里“带长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的自我描写较为相合。陈洪绶给人物主体营造了一个荒野的自然环境：屈原在画作中被置于一个微有倾感的斜坡之上，山石寥落，草木隐约。人物主体虽身在画面中心，但所占画面比例却并不大，四周被一派旷寥萧瑟的图景所环绕。图中诗人面露忧思，愁眉垂目，颇有屈原怀忧之态。纵观《屈子行吟图》，蹒跚于荒野中的诗人，衣袍鼓起，蹒跚前行，有清挺秀之态，清白高洁之质，但是却于天地间茕茕而立，形影相吊，四顾茫然，仿佛于其中可见屈子“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倔脱俗之气。

《屈子行吟图》中的屈子站立直行，双手相环，面容清瘦，而其丰满的衣袍加重了下半身的体积感，头上的高冠则更拉伸了诗人头颈纵向感，两相映衬更显出人物消瘦枯槁，孑然孤立之态。其纤瘦的面庞加之高冠形成的延伸在故意夸大的衣袍衬托下带有了一种上锐下丰的变形意味，而这也是后来陈洪绶惯于采用的夸张形态之一。显然，陈洪绶《屈子行吟图》人物之形态可以说已经不是一种写实形象，而是在其主观创作意图的影响下进行了艺术性的重构处理。虽然屈原形态有变形的意味，但却在其独特的人物造型上体现出了陈洪绶对屈原人格情怀的个人领悟。

《屈子行吟图》作为一幅不加设色与环境景物衬托的白描创作，图中以线造型，黑白映衬直接凸现了其独特的线条之美。《屈子行吟图》中屈子衣袍转折，线条勾勒都多见方笔，线条简练利落，有一种去除精致流转的朴拙大方，也更彰显出了屈原的瘦硬枯槁与卓然不群。而这种方折之笔可以说恰是陈洪绶线条表现的争奇求新之处，已经颇有其后来成熟老辣线描的风范。

此画构图非常简洁。人物比例不足画面九分之一，这更给人以寥天孤鹤之感，从而更有力地烘托出屈原的心事浩茫，体现了屈原爱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和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坚定信念。背景硫朗空旷，头顶是空寂的天空，江岸边二三石块和几丛小草，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只画出其树根和少许树叶，造成了荒寒凄凉的意境、象征着屈原遭流放后的劣环境。做到人景契合，用笔细致流畅，展示了画家的高度才能。这些疏落的背景使画面更显得气氛肃穆，烘托出人物悲愤焦虑的心绪。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心棋：这件作品在技法上采用以线条勾描为主的白描手法，笔势苍老润洁，清劲挺秀，勾勒简综畅率，刚柔相济，尤其是衣纹线条有金石味、“森森然如折铁纹”，古拙粗犷。这种画法，不仅使人物形象更趋鲜明生动，并使画幅极具装饰性的形式美，这都显露了年轻的陈洪绶，作画有变化多姿、削黛求简之妙的才华，以及迂描怪诞的画风。

《屈子行吟图》成功地刻画了屈原的伟大形象和非凡气度，以后人们无不以此作为借鉴的屈原形象依据。其中清癯高古的孤崛形象成为了一种典范，直接影响着后世屈子形象创作的模式。

陈洪绶（1597—1652年），字章侯，号老莲、悔迟，诸暨市（今属浙江省）人。明代画家。早年受业于著名学者刘宗周、黄道周门下，1642年曾到北京市为国子监生，授中书舍人，供奉内廷，不久即离京南归。明朝灭亡后，为躲避清兵，一度在绍兴云门寺出家为僧，自号悔迟，亦号老迟。后在杭州市以卖画为生。工诗，擅画，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其画初受蓝瑛影响，后广泛临学古人，并大胆突破创新，所作人物、花鸟形象古拙，擅用夸张变形手法，独树一帜，为晚明变形主义绘画大师。与崔子忠齐名于南北，世称“南陈北崔”。其画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著《宝纶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