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阳逸史》是明代晚期京江醉竹居士创作的小说。创作于明朝崇祯五年（1632）。小说由于涉及淫秽，长期以来被禁毁以致流传稀少。《龙阳逸史》专门以男性同性恋为题材，主题集中，篇目繁多，反映面广的文学作品，是明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男色故事专集。

《龙阳逸史》全书共20回，由一系列独立的人物故事组成，叙述了二十个小官，即江南地区卖淫少年的故事。小说采用拟话本形式，图文兼并，篇首有诗词概括故事大意，并有题辞、序及简单眉批。小说中使用俚语俗言行话，对各种小官现象采用平铺直叙几近实录的叙写。但作者津津乐道于各种玩弄小官的性行为，却少有对两情相悦的同性爱的描述，因此，也体现出小说的笔法乏善可陈，语言糙劣粗俗，结构粗率随意。

《龙阳逸史》采用暴露艺术手法，给后世的谴责小说、狭邪小说以启迪。作者在小说中立场鲜明，反对小官男妓。通过20个独立故事，揭露了小官贪得无厌、金钱至上、嫌贫爱富等丑陋面目，以惊醒世人，描述了晚明社会生活的另一方面。

男男同性相恋称为“龙阳君”，最早出自于战国时期的楚顷襄王的男宠龙阳君，以龙阳来指称现代的男同性恋。龙阳现象也出现在先秦的卫灵公的男宠弥子瑕。在汉朝，载于信史的就有刘盈是男宠闷籍，刘恒的邓通，刘欣的董贤，胶西王常的侯得等，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明谢肇制的《五杂姐·人部四》书中都有专条叙述男男同性恋之事。

明代中晚期的男性同性恋风气从时间上看是随着普遍的纵欲风气而迅速形成的。在明初期的文献中虽然也有关于男性同性恋的记载，但基本上是零散个别的现象，没有形成风气，更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明中晚期，形成了冲破一切道德规范束缚、刻意追求新奇和刺激的社会思潮，造成了男性同性恋的泛滥。热衷于这种性爱风气的人员上自帝王公侯，下至庶民百姓，而士人是其中最为活跃的领导时代潮流的阶层。苏州市的男色同样很盛，而且尤以出童著称。

在明代，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和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反映性爱内容的小说也进入了黄金时代。明嘉靖以后，同性恋描写穿插在这些作品中，成为展现性爱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明万历年间，出现了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关男男相悦的文言文小说《金兰四友传》。崇祯以后，男色小说大兴，醉西湖心月主人的《宜春香质》和《弃而钗》集中涌现，京江醉竹居士的《龙阳逸史》也是其中代表，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了流行于当时的男男同性恋的社会习气。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文学反映时风、文人张扬潜欲的必然结果。男色消费流行的衍生品即男风小说，男风小说的畅销又进一步推动了男色商品化，两者相辅相成，三部男色小说即产生于这一社会文化大背景中。

《龙阳逸史》之“题辞”署“崇祯壬申阳月阳至日蔗道人题于中”，其“叙”署“崇祯壬申中秋节望前二日新安程侠题于南屏山房”。小说创作于崇祯五年（1632年），作者“构室于南屏之左”，“墨酣笔舞，不输日，神工告竣”，可知此书作于浙江杭州。图版署“洪国良刻”，洪国良为明末苏杭一带著名刻工，所以此书极有可能也在杭州市出版。

作者虽然为每回故事都假托了一些地名，如麻阳苗族自治县、巴陵、金州等等，但从人物的语言及作品的细节推断，小说中的男色故事其实都发生于杭州一带地方。

《龙阳逸史》总共有二十回，目录前题“新携出像批评通俗小说龙阳逸史”，章回之前题“新镇出像批评龙阳逸史”，署名“京江醉竹居士浪编”。末署“崇祯壬申阳月至日蔗道人题营中”。作者“京江醉竹居士浪编”及作序者“程序”的生平均不详，只是从序中知道作者京江醉竹居士“生平磊落不鸭，每结客于少年场中”。即指作者京江醉竹居士是个社会层次不高的落魄文人，常流连于此类场所。

《龙阳逸史》流传稀少。清朝顺治时期，话本小说集中艳情类的有《一片情》《八段锦》《龙阳逸史》等，因过于猥亵，因此在清代曾遭禁。在刘廷巩的《在园杂志》一书中曾提到《龙阳逸史》一书，而在后世的禁毁书目都没有被列入，近代的小说书目也大多是注明已失。但日本东京大学藏有明末刊本一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关于部分古旧小说出版的管理规定》（1993年5月20日（93）新出图612号），包括《龙阳逸史》等一批古旧小说作品均属于淫秽或含有淫秽内容的作品，出版必须经过新闻出版署审批。1994年台湾大英百科Inc.出版了明崇祯五年（1632）的排印本，同年，香港永泰出版社也出版了《龙阳逸史》。 2002年5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龙阳逸史》，署名作者为佚名。后续的出版版本增多。

《龙阳逸史》全书共二十回，由一系列独立的人物故事组成，叙述了二十个小官（书中所称“小官”，即江南地区对卖淫少年之惯称，即男妓）的故事，全面反映了当时男色兴盛的状况。

围绕男风盛行这一主题，《龙阳逸史》描述了原生态的男色世界：有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如第一回中的秀士韩涛；有的为控住小官而与其订立包身契，如第二回中的富豪邵囊；有的千里寻觅倾心的小官，直至到手方罢，如第六回中的钱员外；有的包养鼓女与小官男两姐弟，如十一回中的官员沈葵；有的气不过自己包养的男姑跳槽而贴出讨小官榜文，如第十九回中的无赖乌良。而小官们也使出浑身解数勾引有钱大老（嫖客），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乘青春年少用色相与肉体赚取尽可能多的钱。有的小官二十多岁仍然厚着脸皮冒充扒头，反被无赖白白玩耍，如第五回中的刘玉；有的为了与鼓女争夺生意而对薄公堂，结果败诉，如第八回中的范六郎等；有的为争抢一个大老而争风吃醋，如第十二回中的满身骚与满身臊；有的在家门口挂出招牌推销自己，如十八回中的葛妙儿。男娼甚至成了社会公害，导致夫妻反目、家庭失和，因此他们总是败诉公堂，第八回中的典更还颁布了禁男色令。

《龙阳逸史》采用拟话本形式。篇首皆有诗词，概括故事大意。《龙阳逸史》有题辞、序及简单眉批，眉批共计250条，皆以片言只语加以点评，粗率随意至极。

小说中有许多俚语俗言行话，对小官等级、小官塌坊（经营或住处）、小官招牌、小官与牵头（经纪皮条）及大老官（嫖客）之间的关系、小官精及网巾鬼的传说、官府的禁男风令、老官与小官的交易契约等等都有几近实录的叙写。

小说的情节极其简单，一回叙一个小官故事，往往平铺直叙，几乎谈不上什么艺术构思。描绘的皆是社会底层的男色交易，商人、艺写、小市民、山大王、市井无赖、私垫先生等人是他作品的主要人物，没有风花雪月的温情，只有低级原始的欲望。在艺术手法上乏善可陈，有的只是最本色的叙述。

《龙阳逸史》采用前图后文的形式，有图二十幅，每回一幅，一页两面，正图反文，且图文均设计成别具一格的圆形；京江醉竹居士还在《龙阳逸史》每回族末以一首诗收束全文。

成书于崇祯五年的《龙阳逸史》是明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男色故事专集。但作者津津乐道于各种玩弄小官的性行为，却少有对两情相悦的同性爱的描述，流露出了他的男色嗜好及低级趣味；对小官的见利忘义、牵头的贪得无厌及其他丑恶的社会现象也予以了揭露，但笔法乏善可陈，语言糙劣村俗，结构粗率随意。与《宜春香质》《弁而钗》相比，写实强而文学色彩弱。

《龙阳逸史》很少有温情存在，更多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书中多次提到因小官的兴盛影响了鼓女的生意，有的地方建起了小官榻坊，甚至有人以贩卖小官为业，籍以发财。同时，对小官的等级、营业、与牵头和大老官的关系都有细微描写，生动地反映出杭州市一带南风兴盛的社会现实状况。《龙阳逸史》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明晚期的社会现实生活。

《龙阳逸史》和另两本男色小说《宜春香质》《弁而钗》一起构成了晚明颇具规模的同性恋文学系统，它们丰富的内蕴和广阔的生活面为我们打开了过去所完全没有看到过的晚明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中国古代性爱风气、道德观念、审美倾向、性交易状况的信息。

《龙阳逸史》专门以男性同性恋为题材，主题集中，篇目繁多，反映面广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可以算是第一部。在这部小说出版数年后，艺术上相对成熟的《宜春香质》《弁而钗》相继出版。李渔也专写了以同性恋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构思及语言已相当精致。再到爱新觉罗·旻宁年间的《品花宝鉴》构成了中原地区明清时期很有特色的同性恋文学体系，《龙阳逸史》这种暴露艺术手法，给谴责小说、狭邪小说以启迪，算是开风气之先。

作者在小说中立场鲜明，反对小官男妓。小说故事情节简单，涉及性爱的地方，不是有意渲染，而是重点揭示小官的嘴脸，如果把全书作为一个群体看，小官的形象和个性尤为突出。通过这20个故事，基本上把小官的丑陋面目暴露无遗。如揭露小官贪得无厌、金钱至上、嫌贫爱富等，以惊醒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