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童心，金陵协和神学院儒家基督徒神学倡导者，著有《儒家基督徒神学：儒家神学的二次重建》，在中国神学思想史上系统地论述了儒家基督徒神学路线，主张矫正西方神学之偏，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2019年出版《基督易传》。

田童心，1967年生于山东枣庄市城。1986年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1988年阅读福音书，1990年受洗。1993年至1997年于山东神学院兼职讲授基督教哲学，自1997年开始于金陵协和神学院编辑《宗教》季刊以及多部神学和圣经书籍，专职讲授东西方文史哲和耶儒对话课程，提倡儒家神学以矫正西方神学之偏，认为“儒家神学”的现代重建必然走向和等于“儒家基督徒神学”。著有《神学的觉悟》（2003年）、《儒家神学新议》（2005年）、《儒家基督徒神学：儒家神学的二次重建》（2012年）等，提出了“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循道称义”“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儒家基督徒神学”“不同文化传统的联结点” “生存论论证”“悔改决定归算的原罪论”等神学概念。《神学的觉悟》（2003年版）在知识界首次提出“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借助于《多马福音》确立了“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为基督教的中国化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儒家神学新议》（2005年版）借助于基督信仰在董仲舒之后第二次重建了儒家神学，提出了具有中国文化根基的“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理念，在文化上重补了自从1911年以来中国政治学所丧失的政治神圣合法性言说体系。《儒家基督徒神学：儒家神学的二次重建》（2012年）系统论述了儒家基督徒神学路线的现代拓展之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一些基础神学理论命题。

《神学的觉悟》（2003年）。

《儒家神学新议》（2005年）。

《儒家基督徒神学：儒家神学的二次重建》（2012年）。

田童心论述“儒家基督徒神学”：

作者认为从利玛窦以来的400多年里，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一条儒家基督徒神学路线，它是儒家神学藉着基督信仰的重建，这条神学路线在现代的继续拓展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比起传统神学来，儒家基督徒神学更加有助于基督徒的悔改。田童心2007年“耶儒对话”文献《论“儒家的基督徒”》。田氏在该文里阐述了“耶儒互相需要”的儒家基督徒文化路径在现代社会继续拓展延伸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儒家的基督徒”这个概念如果能够在今天继续成立，至少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必须能够肯定儒家文化在当今世界乃至未来世界依然具有极其宝贵的全球价值，而且儒家文化资源对于这些价值的支持和提醒，是其它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难以替代的。其二，必须有一个说明：儒家自身文化体系在经历了数千年以后在当今已经是不能够自我满足的，儒生在坚守儒家良性价值之外成为基督徒具有文化必要性，耶稣信仰之核心是任何民族文化无法替代的。这样我们可以肯定，成为“儒家的基督徒”乃是现代世界全球知识分子的敬虔而睿智的选择，这条文化路径具有超越东亚区域的普世意义，并且也是论说“耶儒可以融合而非对抗”的极好例证。在解决好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谈论关于“儒家的基督徒”的一些更加具体深入的话题，比如它的历史由来、儒家基督徒文化流脉的今昔对比和未来前景走向等等。同时该文特别提及，现代社会的信仰日益非体制化或超体制化的趋势给“儒家基督徒”这条心灵和文化路径在当今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伸展契机和存在空间，这就意味着现代社会的大量儒家基督徒的存在状态是非体制的或超体制教会的自由信仰的人群。在2012年出版的《儒家基督徒神学》（Confucian Christian Theology）一书的绪言里田氏又说：“作为儒耶融合的结晶品的现代儒家神学即儒家基督徒神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并且获得自觉性，其理论支撑点就在于原始儒家的上帝信仰存在着对于耶稣所见证的神圣真理信息的印证。儒家基督徒神学其存在的必要性既在于唤醒华夏民族的敬天传统并且促使其更新置入耶稣对于真天的见证，又在于通过儒耶印证可以矫正西方传统主流神学的不足和偏失， 从而使得基督所传达的真理信息更加彰显，并且能够对现代社会的人生有所裨益。所以，儒家基督徒神学绝非可有可无的古董。在此问题上，只有尊重逻辑的力量胜于尊重传统神学权威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有审视和倾听的耐心。实际上，在“儒家基督徒”话题上，真正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只有两个：基督神学为何需要中国文化。儒学为何需要基督信仰。更加深入的探讨是，这种相互的需要不仅仅是历史的还应当是逻辑的。

现代儒家神学事实上是儒家基督徒神学，这是中国四百年来绵延不绝存在至今的唯一清晰的神学路线。在这条路线上，儒学的神学化和基督神学的儒学化是一物的两面。

如果说利玛窦时期是儒家基督徒神学的草创期，那么21世纪可以期望迎来儒家基督徒神学的成熟期。在现代社会，“儒家基督徒”文化路线区别于“汉语神学”“中国神学”等提法的地方在于：

1、超越教会和学术界。在现代宗教非体制化背景下，“儒家基督徒”文化路线不仅仅是神学路线也是信仰路线，不仅仅学人可以成为儒家基督徒，任何赞成儒家基督徒文化观念的普通信徒也可以自我认同为儒家基督徒。

2、超越各个宗教和各种文化背景。此条耶儒融合文化路线在历史上曾经贯穿了儒家、天主教、新教以及现代非体制存在的基督徒，故儒家基督徒神学不会被束缚在某个宗教背景内，它更适应现代宗教的非体制化的自由信仰趋势。它鼓励跨宗教对话和批判性的超宗教的文化融合。故传统宗教概念意义上的体制化的“儒家基督教”不是它的目标。（如果有人用“儒家基督教”一词称呼现代非体制化的儒家基督徒人群，则属于广义的宗教概念的运用了），而“儒家基督徒”以及受此影响而出现的“佛家基督徒”、“道家基督徒”、“墨家基督徒”、“法家基督徒”、“犹太教基督徒”、“印度教基督徒”、“伊斯兰教基督徒”等却可能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壮大而大量地自由地存在于全球各地和各种文化背景。以基督信仰扬弃并且统帅人类文化的局面可能形成。

3、超越东西方。这条文化路径在历史上以至于现代都是超越了东西方的，是超越东亚区域的具有全球普世意义的一条文化路线，不仅仅局限于汉语世界和中国区域。行走在此文化路线上的人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传教士和西方神学家。

4、具有相对稳定的被儒家基督徒们所普遍接受的信仰内涵，比如重视以信仰巩固道德，积极入世而又超世，关心社会政治，相信中华文化具有普世价值内涵，相信普通启示特殊启示不可偏废一方，不相信人性全然败坏，等等。而“汉语神学”、“中国神学”等等提法仅仅属于笼统学术范畴用语，不属于具有特定信仰内涵的神学路线，如同说“德语神学”、“法语神学”、“英语神学”或者“德国神学”、“法国神学”、“英国神学”等等概念差不多，我们可以就学术分野意义上运用这些词汇，但是应当清楚这些词汇不具有神学路线意义。而“儒家基督徒”却是一条文化路线和信仰路线，“儒家基督徒神学”是一条神学思想路线。

田童心对于西方神学思想的批判：

西方神学是存在问题的神学体系，这是毋庸置疑、必须断定的。今天看来，西方神学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原罪论和预定论这两大理论核心。在文化层面，若是西方神学核心两论无可质疑则儒家基督徒神学本质上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若是西方神学核心两论无可质疑则任何耶儒融合工作都显得多余和逻辑不通。在逻辑上，只有按着和西方传统主流神学两论相反的方向解释才可以顺理成章。而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正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不止是中国人而是全人类何以需要儒家基督徒神学的理由之一，就在于此。

田童心不仅破旧而且立新，他提出的若干具有创造性的神学思想概念，丰富了中国神学思想史，比如：

“普通启示与特殊启示的关系关系三方面” “人文主义耶稣信仰”“真理见证论的基督论”“循道称义”“民主评判下的民本贤能政治”“儒家基督徒神学”“不同文化传统的联结点” “生存论论证”“约拿定律”“以西结定律”“悔改决定归算的原罪论”“敬虔高于神学”“（对彼岸天堂和地狱的）存而不论”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伟驰2011年在为田童心《儒家基督徒神学》一书所写的序里说：

对他（田童心）的结合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在强化双方某些成份时又淡化它们之中的另一些成份，吸收它们当中的某些因素时又对双方做出修正的做法，我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尽管我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之艰巨和将引起大量议论甚至非难的工作。但是任何一种思想，并不是只有“基要”可守，亦有与时俱进和适应时代语境和当代人心灵需求的使命的，我相信，在当代正在发生着的基督教由西方向南方大转移的宏大时代背景中，以悠久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著称的中国人，必定能够以创造性的工作，将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完美地嫁接起来，融为一体，畅传无碍，一个中国人完全既可以做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也可以做百分之百的基督徒。而且这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心智上的。

田童心先生这本新著《儒家基督徒神学》相较于他此前的两部著作，既是延续（如讲儒家上帝观的一章和讲教会民主的部分），更是推进和突破（如反思与颠覆原罪论和预定论的两章）。他有很强的结构观念，是真正的破旧立新的框架式、结构式转换，而不是修修补补的、拾遗补缺的改良式做法，显示了一种大视野和宽阔胸襟，这在今天只顾着用大量脚注堆砌所谓“学术”的年轻学者当中尤其可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2005年11月《儒教研究通讯》第一辑编者按语：

（田童心）认为在中华民族和儒学活力日衰的背后，是学术层面和宗教层面人格上帝信仰在心灵里的彻底沦丧，而固守传统只会把儒家文化送进博物馆，从而应验列文森的谶语。站在基督教的立场，田先生认为儒教的重建必须把以“真理见证论”为核心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引进内圣修养体系，实现以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为核心的终极归宿：儒家神学化。因此这里不是“援耶入儒”而是“以耶统儒”。同时，他以基督教发展的经验认为：“在体制神权日益淡化的这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背景下，儒学走体制化的儒教复兴之路又如何可能？”且不论其立场如何，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为我们洞开了中西比较视域下儒教问题研究的另一面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