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岚（1918年—1967年），女，原名龚敬，上海市崇明区人，是崇明县堡镇开明绅士之女，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战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

朱岚出身豪门，文笔颇佳。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和弟弟积极抗日却被日军杀害，朱岚怀着家仇国恨放弃学业，投奔抗日武装，从事宣传工作。1940年，她加入新四军，在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1师3旅9团文工团任职，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朱岚随新四军军部北移，在华中野战军第23军任宣传干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朱岚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陶勇去世后，“造反派”抄家、监视她，对其审讯、体罚，逼迫她揭发陶勇“罪行”，承认是“日本特务”，朱岚不屈，将陶勇死亡疑点写成材料准备上报党中央、中央军委，“造反派”恼羞成怒，将她秘密关押、轮番围斗。1967年9月，朱岚不堪折磨跳楼，以死抗争。她与陶勇共育七个子女，她去世后，孩子们在许世友等帮助下度过艰难岁月。1977年，朱岚得到平反。

陶勇被她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

1941年4月下旬的一天，陶勇骑一辆摩托车沿着河堤向北驶向三旅九团驻地——沙家庄。

九团编入三旅的时间不长。陶勇作为三旅旅长，一直处于紧张的指挥战斗之中，以前很少到九团。这次，他骑着摩托车，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想趁战斗间隙多多接触九团的干部战士。

驶近沙家庄，远远地就听到操练声和歌唱声。陶勇放慢车速，观看着战士们的操练。他看见树林里、空地上，一队队战士有的练刺杀，有的练队列，有的在匍匐前进。陶勇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时，九团团长廖金昌、政委罗永华、政治部主任韩念龙等人热情地迎了上来。陶勇跳下摩托车，与九团领导一一亲切握手问好。

循着阵阵歌声，他们走向村头。转过一幢草房，看见一大群人围成几圈，正在高唱抗战歌曲。韩念龙介绍说：“政治部民运股和文工团的同志们正在练习唱歌，地方工作的一些同志和老百姓也跟着学唱。”

陶勇说：“那我们不要靠得太近，以免影响他们唱歌。”

正当陶勇准备转身离开时，只见队列中一个中等个头的女兵走出队伍，向大家鞠了一躬后，双手向空中一扬，队伍里便整齐地唱起了《新四军军歌》。

陶勇被这激越高昂的歌声所感染，更被这位女战士的神采和英姿所陶醉，不知不觉地站在那里听完了《黄桥的新生》等3支歌曲。

陶勇非常欣赏这位女兵优雅、洒脱的指挥动作和活泼清新的气质。陶勇问：“做指挥的那位女兵叫什么名字?”

站在陶勇身后的韩念龙回答：“她叫朱岚，是我们文工团的活跃分子。旅长现在要不要见见她们?”

“朱岚!”陶勇记下了她的名字，“现在不打扰她们了，让她们继续唱吧!”

到了团部，陶勇首先检查了工作和训练计划以及各项规章制度，接着询问各营连的干部配备、人员武器、军政素质等具体情况。按事先安排，陶勇还给九团干部战士讲话。陶勇兴致特别高，临场发挥也很好，人往主席台上一站，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任务、新四军与三旅的任务，从重建新四军军部讲到粉碎日伪顽合流的阴谋、反“扫荡”的胜利……指战员们都听得入了迷，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陶勇的报告给九团指战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朱岚和文工团的几位姐妹对陶勇满心敬佩，猜想：旅长八成是个知识分子干部，至少长期做过思想政治工作。可知情的人告诉她们：陶旅长连小学都没念过，他是一位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学习文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理论的军事干部。每次缴获的新式武器，都是陶旅长最先要捣鼓捣鼓，直到捣鼓明白为止。比如，他是全旅最早会开摩托车的人。听了这些，朱岚她们更佩服了，更想了解陶旅长了。还比如，陶勇深入虎穴谈判，长征路上九死一生，危急关头舍己救人……所有这些“道听途说”的故事，都令朱岚她们怦然心动。

这期间，陶勇又多次到九团来。陶勇多次到九团来的目的，让韩念龙等人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因为陶勇过去一直冲冲杀杀，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谈恋爱，至今还是“光杆司令”一个，陶旅长似乎看上了朱岚。于是，韩念龙等人就热心地做起了红娘。

朱岚感受到了陶勇的细心和实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陶勇和朱岚两人终于第一次单独约会了。那一天，陶勇和朱岚相约在丰马河边，迎着柔和的晚风，他们肩并着肩，互相倾诉着对彼此的好感与爱慕，各自介绍家世、童年和革命经历。

通过直接见面交谈，陶勇对朱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朱岚，原名龚敬，1918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县，上过县立师范，时年23岁。她的父亲是开明士绅，倾向革命，拥护抗日，经常同抗日游击队来往。她的哥哥和弟弟都参加了崇明抗日自卫总队。担任警卫排副排长的弟弟在回家养伤期间，日伪闻讯而至，包围了她的家，把她父亲和弟弟绑在树上严刑拷问，要他们供出游击队的驻地和情况。父子俩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被敌人用刺刀活活戳死。她深怀着家仇国恨，毅然放弃学业，投奔了抗日武装，跟着韩念龙打了出来，转移到启海地区，并加入到了陶勇的部队，前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勇深深同情朱岚的身世，佩服朱岚的勇气。

同时，朱岚也了解到：陶勇原名叫张道庸，1913年1月21日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附近的一个雇农家庭，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军部队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教导师长，参加过长征。1938年，陈毅为他改名陶勇，先后任支队司令员、纵队司令员、三旅旅长等职。

后来，经过几次接触和多渠道了解，朱岚又逐渐摸清了陶勇的性格和爱好。她觉得陶勇实在、豪爽、可爱。陶勇虽然身居要职，却仍然保持着农民纯朴、憨厚的本质，为人光明磊落，刚直不阿。

战争年代的陶勇和朱岚实在没有多少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时光。这期间，日伪军又数次“扫荡”，部队几次转移、作战，他们几经磨难，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1941年7月，陶勇与朱岚的婚礼在沙家庄举行。婚礼既简单又热闹。

按部队规矩，婚礼上新郎新娘要“坦白”恋爱经过。陶勇快人快语说：“我和朱岚同志恋爱的经过，大家也都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不如让朱岚同志唱支歌，为大家助兴吧!”

应邀前来的九团文工团的几位女干部却不依不饶，一定要陶勇一起唱。陶勇爽快地答道：“好，我们就一起唱《新四军军歌》。”

陶勇和朱岚刚唱几句，文工团的战友和其他人也都先后跟着齐唱起来。那庄严高昂、雄壮有力的歌声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

战争年代的军人，注定要与硝烟为伴。结婚才几天，陶勇就投入到抗日的反“扫荡”斗争中去了。当时，日伪军调集1.7万人开展夏季大“扫荡”，形势很紧张，陶勇、朱岚被迫过上了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后来就是打退了日伪军，环境稍微安定了，他们也是聚少离多。

1941年底，陶勇和朱岚奉命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第三期)学习。陶勇向来以“土包子”自谓，足见他正视自己的短处，也决心改变自己“土包子”的形象。这次学习机会，陶勇十分珍惜。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一位老战友派通信员送来一封信，要陶勇去军部叙旧。陶勇接到信，非常高兴，很想立即去见见这位生死与共而多年未见的老战友。但考虑到不是假日，自己作为学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不便请假外出。于是，陶勇到第一大队找到朱岚说明事由，叫朱岚执笔回信。朱岚按照陶勇的意思写了一封回信。当复读回信的最后一句“不克前往，请谅”时，陶勇问：“‘不克’是什么意思?”

朱岚解释说：“‘不克’就是‘不能’的意思。”

陶勇说：“他是工农干部，要写得通俗一点，就写不能前去，不要文绉绉的。”

朱岚敬佩地瞥了陶勇一眼，切实感到自己的疏忽和不足，非常佩服陶勇的细心和实在。

陶勇和朱岚在生活上互相关心体贴，患难与共地度过了20多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