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男，1943年2月9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公共政策分析师和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商业教授教授，并担任该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主席。

1960年，斯蒂格利茨考入美国东部的阿默斯特学院。1967年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之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至1974年他分别在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1979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同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87年，他创办了《经济学展望杂志》。1988年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委员会主席。1997年起，他又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并于2000年被要求辞职。2001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开始他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2008年，斯蒂格利茨担任法国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主席。2009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2011至2014年，斯蒂格利茨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2017年3月，斯蒂格利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并在论坛上发言。次年4月，他出席了2018高层峰会。2019年3月，斯蒂格利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建议。次年8月，他在中国财富论坛“全球剧变下的财富管理趋势”上阐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有三点影响。他在2021年12月和2023年5月分别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和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G7）部长级会议。

斯蒂格利茨对现代经济学重要的贡献是在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面，特别是对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他也成为信息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2月9日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

1960年，斯蒂格利茨考入美国东部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1964年获学士。1967年，本科毕业仅三年，仅24岁的斯蒂格利茨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斯蒂格利茨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1974年至1976年，斯蒂格利茨任职于斯坦福大学。

1979年，斯蒂格利茨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同年，36岁的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6年，斯蒂格利茨和同事布鲁斯·格林沃德以比较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时，市场机制不会自己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些内容形成了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定理。1987年，他创办了《经济学展望杂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经济学杂志所设立的专业化障碍。1988年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委员会主席。1997年起，他又担任了国际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身为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他却不断对该机构提出尖锐的批评，斯蒂格利茨的行为引起世界银行的不满，2000年，他被要求辞职并很快得到了批准。2001年，他选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开始他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生涯。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斯蒂格利茨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7年，斯蒂格利茨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2008年，斯蒂格利茨应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邀请担任经济绩效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主席。2009年，他被联合国大会主席任命为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主席。

2011至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截至2024年9月12日，斯蒂格利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商业教授，并担任该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主席。

发展经济学，经济学与政策，国际金融，货币理论。

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

1989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邀请斯蒂格利茨发表了题为“政府的经济角色”的演讲，并邀请七位学者进行书面评论，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1920 –2015）。1998年，斯蒂格利茨第一次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专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该演讲在中国引起了高度重视，随后全文登载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

2017年3月18日至20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斯蒂格利茨出席并发言。2018年4月12日，斯蒂格利茨在纽约哈佛俱乐部出席“2018高层峰会：新世界格局下的中美商务关系”。

2019年3月23日，斯蒂格利茨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新）成立大会暨中国经济学70年演进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表示“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处在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转型时刻。中原地区正面临着全新的经济上的挑战，但中国可以运用新的工具来建造新的模型，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同年3月23日至25日，斯蒂格利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建议。首先，中国要考虑增加研究方面、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资，包括学前教育和农村的投入，此外还要继续为妇女和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劳动力的队伍。

2020年8月22日，斯蒂格利茨参加在青岛市举办的中国财富论坛“全球剧变下的财富管理趋势”，阐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有三点影响。2021年12月19日，斯蒂格利茨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并就从特朗普到拜登，中美两国之间在经济关系方面产生的不同、包括在气候、环境、海洋、医疗等领域的全球合作的作用等方面与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进行了探讨。

2022年3月2日，斯蒂格利茨与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李晓教授围绕着两位的新著《双重冲击》和《美国真相》中的部分核心论点，以及近期在大国博弈和疫情“双重冲击”下的全球化分裂、世界经济增长困境和2022俄乌冲突升级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跨洋对话。

2022年4月26日，斯蒂格利茨出席第四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会上指出有效率的经济体需要市场与政府间的平衡。单靠市场无法做到高效率，也无法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扮演监管、投资和协调的角色。面对新冠疫情，人们需要依靠政府来控制疫情传播、推广疫苗接种和保护经济。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开发，它同样需要政府投资于基础研究、引导基础研究过渡到应用研究再过渡到生产。

2023年5月12日，斯蒂格利茨在日本新潟参加七国集团（G7）部长级会议上警告称，美国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竞相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可能会破坏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危机的国际行动。

论风险问题

斯蒂格利茨对风险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迈尔·罗斯柴尔德（M.Rothschild）在70年代早期合作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之中。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论文《递增风险：定义》（1970）中，首先对风险的传统定义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新的定义方法。斯蒂格利茨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的《递增风险：经济影响》（1971）论文中，进一步对递增风险的经济影响及其具体应用进行了论述，分别就不确定性对储蓄收益率的影响、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厂商的生产问题和厂商多期计划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考察。斯蒂格利茨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研究，直接导致了他对委托－代理及道德风险、信息甄别、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是它对前述分析工具和基本思想的理论应用，又构成了他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的立足点。

“一带一路”对全球化贡献大

斯蒂格利茨很关注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在《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一文中指出：中国经济以后将会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对此，美国不能遏制，必须加深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对推进全球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因为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穷国、一些被忽视的国家都被纳入进来。同时，帮助他们实现跟世界经济的联通，这是推进全球化的一个好方式。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国际秩序大不相同。新的秩序必须拥护多极世界，实现更持续、更平衡的发展，全球化也会继续支持各国的国力提高，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水平。

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斯蒂格利茨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常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阐述问题。他曾尖锐地指责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关国际机构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的“消灭贫穷计划”——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中原地区在重建世界新秩序方面承担的作用和角色

斯蒂格利茨在他的著作《自由市场的坠落》中提到：截至2012年中国的GDP仍然大约只有美国的一半，要想超过美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想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中国要走的路则更长，中国人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1/8。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及广义上最大的制造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比危机发生之前有所减缓，但增速每年仍超过美国7个百分点，如果以该速度持续发展，中美两国GDP的差距每10年会缩减一半。如果发展得好的话，在未来的25年内，中原地区很可能成为在亚洲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在经济总量上，亚洲很可能超过美国。

中国经济增长有许多潜在的战略转变方式，例如，通过创建更多的地方性银行，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扶持。在大多数国家，中小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国民收入的提高，从而改变收入分配结构，以增加国内消费。中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反映了中国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冲突。该刺激计划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绿色”经济。新的高速铁路系统的建设使中原地区的经济地理环境瞬间发生巨变，这有助于打造出更强大的国民经济实力。

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2015年初，斯蒂格利茨在《名利场》杂志发表《中国世纪》一文，文中说道，在出口、居民储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中国甚至早就超过了美国。在创新和专利方面，中国虽然落后于美国，但差距也正在缩小。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批评美国的相关政策

2024年5月，斯蒂格利茨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专访，谈及中美贸易争端时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从未预料到会有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并非是中国出现贸易违规，而是美国出现了战略错误。斯蒂格利茨在他的书籍《通向自由之路》认为美国社会不平等及由此产生的绝望感，催生出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他称特朗普为“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自私”、“唯物主义”和“不诚实”等特征，同时建议美国政府在网络监管、带薪病假和带薪假期等方面向欧洲学习。

美联储加剧了通胀问题

2024年9月，斯蒂格利茨在采访中表示，美联储抑制通胀的激进举措可能反而加剧了问题。他呼吁美联储在即将召开的政策会议上降息50个基点。

备注：仅列示部分信息

斯蒂格利茨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著名的专家。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斯蒂格利茨是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作者和编者，包括十分畅销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门经济学》（诺顿公司）和与安东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讲义》。

斯蒂格利茨为人和善，天性乐观，乐于在演讲台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中是一名无可争议的巨人。他的名声来自于一种有趣的理论，这种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家的常识一样。（《经济学家的故事》主编何晓波、梁胜 评）

斯蒂格利茨在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把他在理论上的洞察力，应用于看上去没有关联的不同市场。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改变了我们认识经济行为和现象的方式，也为我们分析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钱颖一 评）

在2021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斯蒂格利茨博士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最大。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强调假如不考虑信息的不对称性的话，那么经济学模型很可能是误导性的。他的这一警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就不对称信息来说，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可见斯蒂格利茨的一系列论著不仅是进一步探索信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文献，而且也是有关领域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瑞典皇家科学院 评）

斯蒂格利茨博士在信息经济学文献中堪称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在更广泛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如此 。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 他所著的《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成为继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格里高利·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经济学家的故事》主编何晓波、梁胜 评）

参考资料：

他斯蒂格利茨从小聪明好学、成绩优秀，尤其具有数学天赋。在就读阿默斯特学院时，他开始喜欢上了经济学。21岁本科毕业后，斯蒂格利茨直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师从著名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两年后就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并创下了当时最年轻的博士获得者纪录。

斯蒂格利茨有一个勤奋的家庭，他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在67岁时按规定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后，又开始教人纠正阅读，一直工作到84岁。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大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对社会活动也很感兴趣。1963年，也就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成了学生会主席。那期间，美国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大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就是金博士名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些社会活动对于塑造他为人和善、天性乐观的性格和他成名后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应该说都具有很大影响。

2024年10月23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与另外22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学者共同发表了一份信，信中表示他们支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并批评了她的竞争对手唐纳德·特朗普的经济计划，特别是他有关加征关税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