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圭（朝鲜语：한규설，1856年—1930年），字舜佑，号江石。本贯清州韩氏。出生于朝鲜首都汉阳（今韩国首尔）。朝鲜王朝后期大臣，官至参政大臣，因坚决反对同日本签订乙巳保护条约而闻名。

韩圭卨本贯清州韩氏，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李昪七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是府使韩承烈之子。其家世代习武，韩圭卨在光绪二年（1876年，李熙十三年）武科及第，28岁时为晋州兵使，随后又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多个武职。当时韩圭卨的哥哥韩圭稷身居要职，深得朝鲜高宗和明成皇后的宠幸，但是韩圭稷在光绪十年（1884年，高宗二十一年）的“甲申政变”中被开化党的刺客暗杀，韩圭卨既而取代了他哥哥的地位，开始得宠。光绪十一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韩圭卨被特擢为禁军别将，后被任命为右捕将，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与闵泳翊分别任亲军左右营使，兼管内务府军务司。其后又兼任商理局总办、机器局总办、壮卫使、刑曹判书、汉城府判尹等职务，是当时朝鲜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当时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对韩圭卨评价较高，认为他在闵妃集团中“品行稍修”“其才识十倍于乃兄（韩圭稷）”   ，韩圭卨亦与袁世凯往来密切，充当着袁世凯与宫中的沟通人的角色。不过也有韩圭卨“为人狭隘无能，比其兄尤无可观”的相反评价。

韩圭卨虽然属于闵妃集团的官僚，但对于开化势力抱同情态度。光绪十二年（1885年，高宗二十二年）底，留学多年的开化党人俞吉濬从美国回到朝鲜，却被当局抓捕，韩圭卨时任右捕将，他利用职权将俞吉濬转移到汉城白鹭洞翠云亭的自家私第中软禁，借以保全俞吉濬的性命。俞吉濬得以在这7年软禁时光中写下著名的《西游见闻》，传播开化思想。故韩圭卨多被认为是一个好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熙三十一年），韩圭卨由壮卫使调任统御使，同年六月，日本以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为契机出兵控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闵妃集团把持的政权。韩圭卨作为闵妃集团的重要人物而被朝鲜亲日政权罢免。此后他隐居两年，建阳二年（1896年）俄馆播迁后，亲日政权倒台，韩圭卨得以复出。同年4月被任命为法部大臣，后又兼任高等裁判所所长，负责处理司法事务。

大韩帝国建立后，韩圭卨历任中枢院议官、中枢院议长、法部大臣等职。光武二年（1898年）独立协会运动期间，韩圭卨对独立协会持同情态度，曾作为官员代表出席独立协会召开的万民共同会。但是赵构后来对独立协会进行武力镇压，韩圭卨也于当年12月21日遭解除法部大臣的官职，改任闲职宫内府特进官。

被冷落数年后，韩圭卨又于光武八年（1904年）3月被任命为议政府赞政，重新登上政坛。而他这次重出的背景则是日俄战争、日本透过《日韩议定书》控制韩国，高宗皇帝自然不甘心受日本控制，于是将韩圭卨、闵泳焕等退居二线多年的反日大臣调任要职，以抵消朝中亲日派的势力。在韩圭卨及闵泳焕的主导下，高宗还秘密派遣前独立协会会员李承晚向美国求援，争取摆脱日本的控制。

光武九年（1905年）8月，韩圭卨被任命为议政府参政大臣。参政大臣是议政府的二把手，地位仅次于议政大臣，而大韩帝国时期，赵构为强化君主专制，往往不任命议政大臣，因此参政大臣实际上相当于总理大臣的职位。此时日本已经打败俄罗斯，开始着手对韩国实施吞并。他们对于韩圭卨政权自然十分不满。在日本的压力下，韩圭卨政府中的内部大臣尹用求被撤换为李址镕、外部大臣闵泳焕被撤换为朴齐纯，农商工部大臣赵同熙被撤换为权重显，李址等三人都是亲日派，日本借以对参政韩圭卨进行牵制。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日本特使伊藤博文来韩，准备强迫韩国政府缔结保护条约，剥夺韩国的外交权，使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韩圭卨听说后，坚决表示反对。赵构也拒绝缔约，但李完用等亲日派已经被日本收买，竭力促成保护条约的缔结。11月16日，伊藤博文招来除外部大臣朴齐纯以外的韩国政府各部大臣，来他下榻的孙泽宾馆（贞洞俱乐部）谈话，威逼利诱他们赞成缔约。伊藤博文称各位大臣为“诸君”，并亲自握住韩圭卨的手，千方百计劝说他同意缔约。韩圭卨作为韩国政府首脑，面对伊藤博文软硬天师，仍然坚持原则。他说：“希望在形式上保留一点余地。我们韩国当前已经气息奄奄，等于濒临死亡。仅存的一缕余命，完全就在于外交关系的自主。因此，倘将外交委任给贵国，将会陷于命脉断绝的逆境。”因此坚持反对缔约。

11月17日下午3时，韩圭卨在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的要求下在庆运宫（今德寿宫）漱玉轩召开御前会议。会议从下午3时一直开到晚上8时，韩圭卨在会议上慷慨陈词，誓死反对缔约。众大臣在韩圭卨的感召下，纷纷表示反对，而李完用等亲日派虽然早已从了日本要求，但也不得不表示反对缔约。于是韩国政府会议否决的日本的缔约要求。赵构李熙却要求不要立刻与日本翻脸，指示大臣们和日本继续协商下去。林权助见韩国政府采取拖延态度，事态不妙，急忙请伊藤博文及日军驻韩司令官长谷川好道率大军入宫干涉。伊藤博文闯进漱玉轩后，要求见高宗，但高宗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出席，要韩圭卨等政府八大臣与日本人周旋。伊藤博文入宫后，强迫韩圭卨开会决议条约，韩圭卨不肯同意，随后他来不及戴上礼帽就起身离开会场，欲奔向高宗所住的“至密之地”（内廷寝殿），却被日本人给抓回来了。韩圭卨再次拒绝了伊藤的要求，与伊藤争吵起来，悲愤地说：“吾志已决，何论祸福！”“此身可杀，此心不可屈！”伊藤恼羞成怒，下令将韩圭卨带走。于是一群日本兵挟持韩圭卨，将他强制拖到漱玉轩别室中拘禁起来，而伊藤博文自己则“主持”起会议。

韩圭卨被拖走时，长谷川如是闲好道和林权助也跟着来到别室，长谷川将剑举在韩圭卨头上，要求他同意缔约。但韩圭卨仍然反对缔约。随后长谷川和林权助回到漱玉轩，韩国政府诸大臣都以为韩圭卨已死，彻底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随后李完用等5人表示赞成缔约，伊藤博文便以韩国政府中多数同意为由通过了保护条约。最终由日本公使林权助和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签订了《乙巳条约》（又称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至此，韩国沦为了日本的保护国，也就是事实上的殖民地。

韩圭卨听说条约订立的消息后，放声痛哭。就在《乙巳条约》签订当天，韩圭卨被扣上“宫禁咫尺，举止失当”的罪名而被判处3年流放徒刑。但在赵构的暗中保护下，韩圭卨被“特免惩戒”。由于在当时韩圭卨誓死抗争的内幕并未流传出去，只知道他对条约持“否”的意见，所以一些不明真相的韩国人甚至还批评他没有尽力，在《乙巳条约》签订后，韩国著名记者张志渊在《皇城新闻》上发表的著名文章“是日也放声大哭”中写道：“名为参政大臣者，政府之首也，但以‘否’字塞责，而图要名之资，既不能如金清阴（金尚宪）之裂书而哭，又不能如郑桐溪（郑蕴）之以刃腹，偃然生存于斯世，何面目更对我强硬之皇上皇帝，何面目更对我二千万同胞乎？”不过后来张志渊在读了韩圭卨手记以后又说：

“……公（指韩圭卨）之受任，不幸值大势终决之局，艰危万状，宁毋出。既临危，义不可去之，惟以性命争，固其分也。故人或以不死疑之，固宜也，如不疑是无责也，毋责慊而弃之也，公岂至于斯耶？仆亦尝以人疑疑之，盖凡异于公而责之职也，然当时禁密夜深，兵刃以围之，人莫与闻，但凭涂听而已，未详其真状之何居。今而阅此，然后始觉公心迹所在而死不能得也。呜呼！向使具诸人咸可而讳之，必藉人之口实，而欺其要盟，无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幸由公而得发其情，传播世界，俾知有韩参政一人能抗力不屈，而使人不敢于借口，此异日金石之证案也。然则不死，非公之愧，而反有以幸也，仆于是然释疑……”

获得赦免的韩圭卨在光武十年（1906年）12月被任命为中枢院议长，但自此以后他已经远离政坛，也无法阻止日本对韩国的吞并了。

隆熙四年（1910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大韩帝国灭亡，朝鲜半岛正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0月7日，日本封前大韩帝国皇族及大臣70多人为日本贵族。韩圭卨被授予男爵爵位，但他拒绝接受。此后他主要从事教育活动，大正九年（1920年，李坧十三年）与李商在发起“朝鲜教育会”，后又发起“民立大学期成会”。韩圭卨自《乙巳条约》缔结以后20多间绝口不提当年事，自称“未冷尸”，直到去世前一年才接受《东亚日报》采访，详细披露了《乙巳条约》缔结时的情况。昭和五年（1930年）11月8日，在韩末政界叱咤风云的韩圭卨离开人世。他的宅邸被完整地保存在韩国首尔的长桥洞。

韩圭卨是朝鲜王朝末期政坛上一个比较正派、开明的人物，尤以反对《乙巳条约》而流芳后世。1894年清代将领聂士成形容韩圭卨“有儒将气”   ，1896年日本驻朝公使原敬称韩圭卨为“才子”   ，韩国统监府方面评价他“硬骨而自信厚，在职中没有不正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