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2009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
彭适凡、
王子初。该书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音乐历史
中国音乐
历史学，尤其在中国音乐
考古学方面，
曾勉附于中国文史界、考古界之骥尾。号称“礼乐之邦”的古代中国，并无系统的音乐史著作，只有历代正史中给予重要地位的“乐志”、“律志”以及若干史料杂集中的相关研究。作为考古学前身的“金石学”中，虽也容纳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编钟研究，却难以认为这已是“音乐考古学”的发端。如果说中国的音乐研究，始自“五四”运动以来，那么中国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就是随着音乐史家的开拓，孕育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历史学进展，促进于70年代末以来音乐文物深入调查，而至今已在起步阶段了。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2:江西 续河南卷》之所以还要有一个“续编”，实为时势使然。18年历程的本身，已充分说明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科研项目，一般周期不能超过3年。但是作为一部“中国音乐文物资料总集”这样的鸿篇巨制，岂是三二年内可以完成的？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即已出版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前12卷，工作之艰巨，不难想象，实在难以在国家现行的科研体制所框定的计划中实施。所以1998年，笔者不得不以“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期工程”的名义，申报为国家“九五”艺术科学重点研究项目；并且在两年以后的2000年，又不得不如期“结题、验收”，于是就有了现在的“续编”。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音乐四大集成的姊妹篇，故实质上也可称之为“中国音乐文物集成”。这项工作之所以以“大系”命名，不过是表示我们并不以编辑出版各省卷本的“音乐文物集成”为终极目标。随着音乐
考古学、音乐形态学、与音乐有关的古代
文化人类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音乐考古专家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预期这项工作在“集成”的基础上，还将进入全面的、系统化的梳理阶段，这是一项与中国音乐史密切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研究工作。《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当前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中最为宏大的工程。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音乐史家们对于音乐考古研究的注意，是在文史界的启发与带动下逐渐展开的。
王光祈先生关于某些传世音乐文物的研究，也许只算个别事例；
杨荫浏先生写作《中国音乐史纲》时，考古学家
唐兰先生的《古乐器小记》、
刘半农先生等所作的古乐器测音研究工作，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并成为《中国音乐史纲》写作的方法论的参考了。五六十年代，杨荫浏先生在从事《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写作时，指导中国音乐研究所，配合文物界、考古界，从虎纹大
石磬到
信阳市楚墓
编钟等出土音乐文物所进行的一系列
音乐学研究，为此后的音乐文物调查提供了初步经验，并作出了某些学术的、知识的、技术的准备。其问，音乐研究所的
李纯一研究员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远古与夏、商部分）和他的有关论文，多专注于音乐考古问题，对于音乐学者从事考古研究甚有贡献。
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时代。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吕骥先生倡导并且亲自深入音乐文物的田野调查工作，直至倡议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他所带领的调查小组，发现了中国青铜钟的双音结构，巧逢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具有铭文为证的青铜双音钟的出土，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对于音乐
考古学的进一步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鉴于古代音乐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80年代末，
武汉音乐学院设置了“音乐考古学”专业，并在文物、考古学者的协助下，开设了一系列相关课程。这是发生在
曾侯乙墓音乐文物出土之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实质意义在于：音乐考古工作实践的需要，推动了理论工作的进展。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出现了一次飞跃。
音乐考古学在人类文化史研究中，有其显而易见的不可替代的学术意义。诸如
贾湖骨笛提供的有组织而能自成体系的乐音结构，便是一种即便是远古崖书中亦无从得知的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历史信息。它忠实反映了
新石器时代某种人类文明的曙光。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正当文化学的概念开始进入
考古学，从而扩大了考古学中关于“文化”概念的域。音乐考古学如能产生长足的进展，将来无疑可以用己之长，回报于一般的考古学。
考古学的最新进展是多侧面的，其重要的迹象之一是和
文化人类学的互相靠拢。音乐文化史的研究将在这方面提供出许多有待探讨的问题和现象。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嗷嗷待哺的新学科也将因此而面临着有关学科建设中的特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