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是中国古代大型的击奏体鸣乐器，它是依钟的大小不同而有次序地悬挂在木制钟架上，多为青铜制造，也有石制和铜制，钟柄空与钟体内腔相通，钟体饰有兽面条纹或花纹，用小木槌击奏。各时代形制大小不一，钟数也不等。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中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逐渐增多，有9枚一组和13枚一组的。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全套共65件，它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

演奏编钟时，敲击钟的下半部，为正鼓音（隧音）；敲击侧面为侧鼓音（侧音）；其中有四十二个钟所发的两种声音为小三度，有二十二个钟所发的两种声音为大三度。全套编钟发音为五个八度音程之多。现已复制的曾侯之编钟，高音区发音洪大、清脆、明亮，低音区则浑厚、深沉、气势磅礴。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它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编钟常见曲目有谭盾的《交响曲1997：天地人》，以及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创作的《关》《九歌》《天问》等。

“编钟”一词始见于两千年前的《周礼》：“师，掌教击磬、击编钟”。唐贞观年间，《隋书·音乐志》也有记载：编钟“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形质像钟，故名编钟。

编钟的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滥觞期的原始社会、夏及商早中期、晚商；发展期的西周；鼎盛期的春秋战国；衰微与转型期的秦汉、魏晋至清代、20世纪早中期；钟的“新生”期的20世纪晚期及之后。

钟在原始社会(约170万年前——约公元前2100年)的“表现”是，器型从菱形到合瓦形，从单件到多件套。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第一》中讲道：“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在其注释中解道：林籁；风吹林木所发的声音；籁，风吹孔窍所发声。球锽：《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球，玉磬也。锽，钟声也。”大意是说在很早很早以前的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受大自然的启示，就创造了竽瑟和球锽。球既是玉磬的前身；锽既是编钟的前身。考古资料证实，中国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是在公元前2800年。从商朝开始，编钟进入兴盛时期。商代编钟多为三枚一组，能演奏旋律。青铜编钟可能滥觞于陶铃，其后陶寺遗址铜铃的出现，为青铜编钟的产生发展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点，而青铜编钟的真正起步是从晚商铜铙开始。

从两周时期中国编钟进入巅峰阶段，各种形制、各种用途、各种节律、各种音色、各种材质的编钟纷纷问世，蔚为大观。西周时期即钟的发展期，口朝下的甬钟（悬挂乐钟）出现，规律性的双音钟出现，多样化编列形态初步成型。晋侯苏编钟（西周早中期，上海博物馆藏）有三式：一式有旋；二式有旋有斡；三式有旋有斡，钲篆分明。把编钟在这一时期发展的变化体现于一身。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编钟达到鼎盛阶段，从三枚一套、五枚一套、九枚一套、十二枚一套，一直到六十五枚一套。编钮钟的出现并广泛使用，编列形式多样化。编钮钟又称“歌钟”，主要用来演奏旋律，编钟在这个时期开始多层悬挂。战国则有巨型编列乐钟，如曾侯乙编钟、擂鼓墩二号墓编钟等。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市）城郊擂鼓墩发掘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古墓，出土一套编钟共六十五枚，成为中国“乐中之王”，距今有2400多年。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这套与原曾侯乙编钟复制件运回了原地随州，成为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

秦朝就已建立了乐府机构，秦乐府钟工艺精巧细致，声音清脆悦耳，音高为C调。但这时由于受战争的影响，礼乐俱损，铸钟工匠及乐工散亡。铸钟技术在这段时间里曾多次失传，不及春秋战国早期。至西汉初年，继承恢复，但只能摹仿乐，正确的音不能复还。

与战国编钟相比，汉代的编钟本来就很少。自秦汉以后，在宫廷雅乐中所使用的编钟多呈圆形，形制上有了很大改变，且每钟只能发出一个乐音，在经历了500多年黄金时代后，它由盛兴而衰退。《文心雕龙·乐府》：“曹魏时，音靡节平，音律浮靡，节奏平庸。到了晋朝，杜夔调试，音奏舒雅。张华新篇，亦充庭万。后荀勖改悬钟磬，声节哀急，音调不准。”其原因是荀制的尺比杜尺短四分多。在晋始平年中，掘地得古铜尺，比荀勖尺长四分。经验证，编钟八音不和，是制尺的问题。荀勖乃部署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依古尺更铸编钟律吕以调声韵。得周时玉律钟磬，新律声韵皆同，从而才恢复编钟原味，时人称其精密。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印度圆口钟的影响，从而出现了形如瓦罐的圆形钟。从此，在历代宫廷雅乐中所使用的编钟多呈圆形。在保留“钟”的最原始意义的基础上，圆形钟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神圣器具的象征。这类钟，佛寺、钟楼使用最多，成为了体现君主、神灵、崇高伟大的圣器。这一主题的出现，为后来中国制造圆形钟技术的飞跃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到了隋唐时期，编种除在“雅乐”中使用外，还用于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中的“清乐”和“西凉乐”里，很少流传民间。唐朝诗人在作品中曾描绘出编钟声音宏亮、铿锵悠扬、悦耳动听的妙响，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

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刚刚即位不久，在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地的应天府（今商丘市）出土了六枚编钟，上刻春秋时期宋国国号“宋”，名为宋公戌钟。在大宋起兴之地发现篆有国号的礼乐之器，满朝皆以为祥瑞，宋徽宗也认为是国运昌盛的吉兆，同时有感于佚失已久的周礼雅乐重见天日，便下旨仿照宋公戌钟的样式打铸编钟。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十二套编钟铸成，共336枚。宋徽宗为其赐名曰“大晟”，寓意“光明盛大”之意。

自宋以后，编钟渐渐衰退。迄止清代，编钟铸造技术鲜为人知，钟乐也渐被淘汰，清代宫廷中所铸编钟，不仅其形制与传统编钟不同，其音律更是相去甚远。在清代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曾用黄金铸成了一套大小相同，壁厚有别的编种，共有16枚，叫做“金钟”，这是世界上唯一用金子铸造的编钟。这套编钟置于太庙（今北京太庙）中，遇有朝会、宴享、祭扫大典，才拿出来演奏。和它一起使用的还有一套金编磬。这套编钟耗用黄金13647两工钱。1925年它流入民间，后由陈亦侯、胡仲文收藏，现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

20世纪早中期，对乐钟的研究初步展开。在这同一个时期内，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编钟约280余批次，达2400多件。并在少数民族地区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中，发掘出战国羊角钮编钟，这说明编钟不仅只是汉族的打击乐器，也发展到成为少数民族的打击乐器，已延伸到了中国各地。

20世纪晚期及21世纪初，是钟的“新生”期。曾侯乙编钟出土不久，出土地就举行了首场编钟音乐会，用编钟原件演奏了《东方红》《国际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曲目。复制件完成后，湖北省博物馆成立了编钟演奏组（今编钟乐团），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应邀赴京演出；1987年，又设立专门的编钟演奏厅，平均每天演奏三四场，供参观者欣赏。从此，编钟乐团的表演作为湖北省博物馆展览的延伸内容固定下来，一直延续至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编钟乐团就多次接待外国政要，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德国前总理科尔、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接待来访的外国代表团和游客更是数不胜数。另一方面，编钟乐团还多次随曾侯乙编钟展览一起走出国门，在多个国家的著名音乐厅奏响。近年来，编钟乐团以《诗经》《楚辞》等传统经典为来源，创作了《关雎》《九歌》《天问》等一批新曲目。除展现歌、乐、舞为一体的传统编钟乐舞外，编钟乐团还尝试与钢琴、古琴、萨克斯等不同乐器跨界合作，以独奏、合奏、重奏、琴瑟吟唱等形式呈现给观众。2022年元旦，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联合江汉大学音乐学院、武汉琴台钢琴博物馆，在湖北省博物馆编钟音乐厅举办了“一见钟琴”新年音乐会。被誉为中国古代“乐器之王”的曾侯乙编钟，与西方“乐器之王”钢琴同台联袂演出，为观众带来一场中西合璧的跨界音乐会。

80年代以来，随着编钟考古实物的不断增加，编钟研究得以全面、深入的开展，研究队伍与成果也在不断地扩大与丰富。著作方面，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承办的研究项目《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由多个专家学者指导、参与、编写凝结了众多学者的心血，《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录了全国各地出土的编钟，无疑是中国音乐文物的资料总集。邵晓洁编著的《楚钟研究》，结合文献考证和对实物的考察，揭示了楚系编钟的形制、纹饰、铭文的特征和变化过程，及其反映出料收集整理与分析工作，是学者勤勉耕耘的见证。的关系，探讨了其在礼乐制度兴衰过程中的演变状况。陈荃有编著的《中国青铜乐钟研究》，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对编钟的生成、发展及演变作了梳理，重点考察了商朝至战国早期的编钟编列情况。李纯一所著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宗论》，台湾学者朱文玮、吕琪昌所著的《先秦乐钟之研究》等，这些文章都做了关于编钟研究相当程度上的史料收集整理与分析工作，是学者勤勉耕耘的见证。

编钟的各部位都有对应的称谓，这些名称可以用来准确描述编钟的各种规格，编钟一套规格包含了衡、甬、斡、旋、舞、铣、钲、枚、鼓等各部位数据。中国编钟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为钲，表面有花纹和外突圆乳，称为钟枚或钟乳；下半部为鼓，为敲击发音区。钟内壁有许多磨，此为调音痕迹，更有甚会存在深沟槽。编钟的内壁是一道道条形的声弓结构。编钟与圆形钟在悬挂方式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悬挂牢固，钟肩是近似的椭圆平面；后者可随意摇晃，钟肩呈半圆球形。

中国的编钟，对于合瓦形钟而言，在钟的结合部有棱，称作“铣”，从正鼓部到侧鼓部音是逐渐衰减的。两棱之间的钟口向上拱起，钟口边稍上有两个敲击点，中心为“正鼓”，偏右约三分之二处为“侧鼓”，正鼓点和侧鼓点分别对应椭圆振动面的短轴和长轴，两者在声音模式上存在着差异，会发出不同音高的乐音。它的合瓦式结构，截面象两片瓦合在一起，因为钟体扁圆，边角有棱，声音的衰减较快，所以能编列成组，作为旋律乐器使用。

根据器型的不同，编钟可以分为三种：、甬钟和钮钟。

随着历史的发展，编钟从三枚一套演变到九枚、十二枚甚至更多。不同的编钟可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六声音阶、七声音阶。三件一组的编钟可发出一个完整的五音音阶。编钟多为合瓦形，它可以发出双音，音高取决编钟钟体的大小。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具备了旋宫转调的能力。当敲击正鼓音、侧鼓音时钟体通过有规律的振动发出优美的乐音。正鼓音、侧鼓音发出的乐音相差三度。编钟属于变音打击乐器族，发音类似钟声，清脆悦耳、延音持久。具有东方色彩，适合于演奏东方五声音阶的音乐。

2023年，国家级非遗“青铜编钟制作技艺”传承人、“荆楚工匠”项绍清复制的周代编钟——大型礼乐重器“天子长安”编钟，落户西安市。该编钟是迄今为止我国枚数最多、音域最广的天子级编钟，其音域横跨G1(大字一组G)-F8(小字五组F)，比现有编钟最低音还低3个音，比钢琴的最高音高出3个音，音准达到现代演奏乐器水平，满足了现今创作出的一些更高难度曲目的演奏，以及与其他乐器的编队合奏，音色较之前编钟也有着显著突破。

编钟正鼓点和侧鼓点分别对应椭圆振动面的短轴和长轴，两者在声音模式上存在着差异，会发出不同音高的乐音。这种结构特色在节省材料的同时丰富了演奏功能，使得“一钟双音”的优点十分明显。另外，合瓦形钟的声音衰减速度较快，这一点决定了它适合于演奏。其外表面上排列有序的钟枚不仅赋予了钟美观，而且能够过滤掉高频，改善音质，调节音色。编钟作为中国特色乐器之一，外观奇特优美、声音悠扬悦耳、气势磅礴恢宏，足见其深厚的艺术魅力。

比如西周中晚期编钟的音乐性能：大钟以单音使用（无侧鼓鸟纹），小钟呈现大、小三度的双音设置；单套钟的音域可以达到两个八度又增四度。常见“八编列”或“八+八编列”结构：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郭家庙M30出土编钮钟（10件）（时代：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测音显示，均为一种双音，具有大、小三度设置；出现“商”音，在正鼓音即具备五正声（机测、耳测）；正鼓音（10件）为徵-羽-宫-商-角-羽-宫-商-角-羽。

编钟在音响上的特点是余音较长。由于编钟没有止音装置，敲击之后只能由其自然衰减消声。衰减时间与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钟体，钟体愈大延音愈长；第二是合金比例，编钟主要由铜、锡、铅按一定比例熔铸而成，铸钟时铅的投放比例对音的衰减影响较大，铅多则衰减快。但铅太多又会导致钟声暗淡，没有光泽。有人曾经对数十套出土的古代编钟进行测量，极少发现音色纯正且衰减时间适中之佳品。

在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件“乐舞图鸳鸯形漆盒”，上面绘有瑞兽演奏编钟和编磬的场景。在这个彩绘图像中，瑞兽背向甬钟，面向观乐的贵族，用钟棒向右后方撞击。曾侯乙的乐师演奏编钟时，应当也像瑞兽一样，背对大钟，面向曾侯乙演奏；而演奏中、上层小钟者，则在钟架后方敲击。因为在古代，背向统治者意味着背叛，是一桩重罪。因为乐师不能直视曾侯乙，所以在演奏时可以低头用余光观察撞击甬钟的位置。

编钟演奏技巧包括单击、分击、双击，弹击、摇击（或称颤槌），顿击、闷击、扫击，划奏、复奏、滚奏等。

单击、分击、双击：这是最常见的基本奏法。其中，双击是指同时敲击臂长范围内的任何音程，大距离的音程转移是难以演奏的，除非速度很慢。

弹击、摇击（或称颤槌）：弹击是使用弹性较大的中性槌，击响编钟后马上放松手腕使其自动地在钟上弹击数下后消失。弹击适合在钟体较小的中、高音钟上使用，在低音区的钟上运用弹击则没有效果。摇击是将击槌置于两钟之间，快速击打相邻两钟的侧鼓音。

顿击、闷击、扫击：击响编钟之后立即捂住钟的隧部，以止余音，为顿击（也称"止音”）。先捂住被击钟的隧部，然后击打，发出沉闷的无余音的声音，为闷击。用子（刷子亦可）由低向高或由高向低快速扫过，为扫击。

划奏、复奏、滚奏：划奏是用左手或右手，分别或同时用槌柄或圆头击槌由低向高或由高向低均匀划过。复奏有两种奏法，一种是左手摇击，右手单击，反之亦然；另一种是用左手快速连击单音使发出持续的长音效果，右手则单击某音型，反之亦然。滚泰可分为"平腕式滚奏”和“侧腕式滚奏”两种。最常见的定音鼓上的滚奏就是平腕式滚奏，用于编针的平腕式滚奏，可胜任细腻的力度变化。侧腕式滚奏有更强的力度及颗粒感。两种方法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运用(滚奏的记谱和实际效果与常用打击乐器，如定音鼓等乐器相同)。

编钟具有浓烈的东方色彩，特别适合演奏东方五声音阶的音乐，如《屈原问渡》《抄西宫词》《竹枝词》《广陵散》《苏武牧羊》《春江花月夜》《东方红》等曲目。除了这些，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以《诗经》《楚辞》等传统经典为来源，创作了《关雎》《九歌》《天问》等一批新曲目。

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中的礼制重器，是“八音”中金之属的乐器。在明清宫廷中，编钟专用于坛庙祭祀和殿陛典礼所奏的中和韶乐，并且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是天地尊神和至高皇权的身份象征。

编钟作为瑰丽的艺术品，繁细密的纹饰，独特超群的装饰手法都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早期的编钟还是以兽面纹、纹、乌纹为中心题材所形成的以中轴对称为基本布局风格。大约始于西周中期，编钟发展成熟时期，装饰布局开始脱变为以蟠蠕纹、蟠纹、窃曲纹等几何纹所形成的每周连续重复的纹饰布局，运用多种纹样组合形，使编钟的纹样布局产即对称又赋以变化的视觉效果。以曾侯乙甬钟为例，装饰纹样为带状的二方连续的团组织，即以重叠缠绕、上下穿插四方延展的四方连续的团组织为主要骨骼，它遍布全身，不分主次，而以蟠纹为主要装饰纹样。这种格式与特定的装饰工艺手法有关，商周时期是在器模上雕纹，而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进入了印纹阶段。印纹是指用一块印花的模子刻出基本划纹，然后趁着模胎尚未全干时，用印模在上面盖出花纹。一模多用连续运用，这样的工艺使得纹饰四周互相衔接得到整体统一的艺术效果。

曾侯乙编钟复制件完成后，湖北省博物馆成立了编钟演奏组（今编钟乐团）。在一些重要国际活动和场合中，编钟乐团和编钟古乐扮演着重要角色。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嘉宾，欣赏了由音乐家谭盾创作并指挥、用曾侯乙编钟（复制件）演奏的大型交响曲《交响曲1997：天地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颁奖仪式的音乐，就是由曾侯乙编钟原声、现代玉磬和交响乐融合演奏等。成立30多年来，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巴西、日本、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交流。据统计，全世界已有近10亿人次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领略了曾侯乙编钟跨越千年的视听魅力。

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城郊擂鼓墩发掘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古墓，出土一套编钟共六十五枚，成为中国“乐中之王”，距今有2400多年。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伟大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这套与原曾侯乙编钟复制件运回了原地随州，成为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此后，复、仿制编钟如雨后春笋，一套又一套的问世。如今，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到处都有编钟的声影，成为当今世界的最强音。2023年，为准确还原曾侯乙编钟宽广音域与纯正音色，再现其“一钟双音”的特点，湖北省博物馆编钟乐团采用多制式、多距离的现场同期录音方式，对64件钟体(不含楚惠王赠送镈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进行数字采样，最终采制了完整的编钟音源，共613条有效单音音源。

1983年，在襄汾县陶寺遗址3296号墓，出土了一件纯铜铃形器，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器表素面，通高2.65厘米。经鉴定，该器采用纯铜铸成，红铜贡，金属纯度97.86%。这一铜铃是迄今所见中国历史上第一件金属乐器。1984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四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夏朝时期的铜铃，通高7.7厘米，铃体出土时用数层丝麻纺织物包裹，玉铃舌被置于铃腔内。

2013年7月3日，在随州市叶家山曾侯墓中，发掘出西周最早的编钟，共5件。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编钟，是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具有3000多年的历史。

2023年，国家级非遗“青铜编钟制作技艺”传承人、“荆楚工匠”项绍清复制的周代编钟——大型礼乐重器“天子长安”编钟，落户西安市。“天子长安”编钟是严格遵照周朝礼乐制度中“天子四面悬挂钟磬(宫悬)之制”铸造而成的青铜器编钟，规格居礼乐制度排序最高等级。该编钟是迄今为止我国枚数最多、音域最广的天子级编钟，无论规格、钟枚数、音域、音色还是铭文、纹饰都展示出礼乐重器的磅礴之势。

2023年8月28日，据河南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消息，考古工作者在新郑黄帝故里遗址发现一座编钟祭祀坑。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该编钟祭祀坑东西长2.6米，南北宽1.4米，深0.8米，坑内出土有三排钟架，共24个编钟，分别有鎛钟4枚、钮钟20枚，10枚为1套，共计2套。编钟保存完整，未经盗扰，木架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