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之獬（xiè，1591年—1647年），字龙拂（bì），今淄博市博山区（明属淄川县）白塔镇大庄人，是明清鼎革之际集各种矛盾于一身、富有争议的一名官员。

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年），孙之獬出生于山东淄川大庄村，万历四十三年（1615）中举人，天启二年（1622）成为进士；获任庶吉士，因馆试第一，升任翰林院检讨，后升任翰林院侍讲；明崇祯年间，孙之獬受阉党逆案牵连，被革去官职，贬为平民。清军入关后，孙之獬毫无抵抗直接投降，在清廷历任礼部侍郎、招抚江西省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读学士等多项职务。后来因“久任无功，市恩沽誉”，被罢免了官职。顺治三年秋，孙之獬被山东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处以极刑，肢解而亡。

在清朝为官期间，孙之獬为争宠效忠，迎合统治者意图，率先剃发改装，为清廷“满化”政策推波助澜，被视为强制推行“发令”的始作俑者，激化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

孙之獬为翰林孙光辉之孙，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考中科举人，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壬戌科三甲进士，获任庶吉士，因馆试第一，升任翰林院检讨。不久，告假回乡，为父养老送终。

守丧期满后，孙之獬重回京师，并升任侍讲。当时正是宦官魏忠贤专权乱政时期，好趋炎附势的孙之獬归附了“阉党”。天启七年（1627年），与徐时泰主顺天府乡试。身为主考官的孙之獬帮助当时号称阉党“五虎”之首的崔呈秀进行舞弊，让其“才不能文”的儿子崔铎得以中举。

崇祯即位之后，即展开了对魏忠贤阉党势力的清洗，党首魏忠贤畏罪自杀，其党羽也树倒孙散。

崇祯元年（1628年），翰林倪元璐请毁《三朝要典》，并要求彻底清算阉党，拉开争毁《要典》的序幕。时任翰林院侍讲的孙之獬逆潮流而动，请求崇祯帝亲自为《要典》作序，指出毁要典之举是将皇帝置于不孝不友的境地。同时上《力疾不能供职疏》，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在当时背景下，孙之獬的行为广遭讥笑。

最终，崇祯皇帝还是毁禁了《三朝要典》，而身为阉党的孙之獬则于同年八月被夺官削籍，回乡居住。崇祯二年（1629年），清洗阉党的最终结论下达。孙之獬以“中崔铎（帮助崔呈秀之子崔铎舞弊中举）”和“哭《要典》”两项罪名，定为三等“结交近侍”之罪。

孙之獬返回山东淄川老家，闲居近二十年之久，平日教授子孙族人读书，城中有公共事务，如修建石城、复行一条鞭法等，孙之獬亦以乡绅身份出面倡议。崇祯末年，农民起义军四起，淄博市县城也常受到民军的袭扰。赋闲在家的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守卫淄川县城，击败了义军，保护了士绅和百姓的生命财产。

清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福临进入北京；同年五月，清世祖对明朝官兵实行招降政策。明朝的众多文官武将因此相互推荐，归顺清廷。山东巡抚 方大猷把孙之獬保卫淄川县城的事迹上奏朝廷并推荐他为官。不久，朝廷下旨，召孙之獬入京，原职录用。十一月，升孙之獬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

孙之獬进入清廷为官后，为了表示对清廷的忠心，积极迎合清廷的一些主张，剃发改装便是其最为世人诟病的行为。

在大殿议政时，朝廷官员分成满汉两班。满族官员剃发留辫，身着满装；明朝降臣皆束发，顶进贤冠，穿长袖大服。孙之獬独自剃发改装，进入满族官员的队列，满族官员认为他是汉人，不允许他人列；进入汉族官员的队列，汉族官员又因为他是满人的发式和服饰，也不允许他入列。 这着实让孙之獬进退失据，既羞又愤。

退朝后，孙之獬向皇帝上疏：“皇帝平定中原地区，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顺治帝到孙之獬倡导剃发易服的上疏后，颇受震动，深叹曰：“不意降臣中有作此说者”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克江西九江。孙之獬上疏请求前去招抚。在上疏中，他指出“志士忠臣每思垂名竹帛”，自称要对清廷感恩图报，根据占卜结果，孙之獬此行必然成功。六月，朝廷授他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头衔，准其南下。

孙之獬到江西后，先是与同僚到许真君祠进行拜，立誓报主，后四处宣示皇恩，收买人心。他尽心为清廷效力，数月之内，即抚定数府。有柯、陈大姓人家，为元末武装陈友谅后裔，二百年来盘踞险阻，不听官差。孙之獬自甘委曲，前往招徕，使其地纳入版图。

顺治三年（1646年），江西省局势渐稳，孙之獬应召还朝。总兵金声桓劾其擅自为副将高进库、刘一鹏加授总兵衔，孙之獬于十月被革职，永不叙用。

顺治帝四年（1647年），山东人谢迁举兵抗清，声势浩大。淄博市知县刘修己因孙之獬知兵，有军事才能，又经过实战锻炼，请其协助守城。然而，当时清廷因惧怕民众叛乱，已在规划收缴民间的枪械武器，朝廷虽然尚未下旨，但淄川当地民众的武器已经先行被缴。孙之獬只能率领众人以木棍御敌。

六月十四日夜，城中内应垂下绳索，引民军入城，打开城门，淄川城破。孙之獬率家人力阻不敌，退回家中，准备自尽。民军已蜂拥入宅，将孙之獬押解到县衙，令其投降。孙之獬骂不绝口，被捆绑囚禁，受尽折磨。六月二十二日，民军以死威胁，孙之獬仍破口大骂，结果双唇被缝，肢解而死，其家眷亦有多人同时被杀。

孙之獬惨死之事上报后，朝廷命下吏部商议抚恤办法。侍郎陈名夏、金之俊建议为之獬复官、赐恤，而马光辉及启心郎宁古里认为之獬已经削籍，不应予以抚恤。两种意见一同上奏，清廷最终采纳后者，孙之獬身后一无所获。孙之獬墓在大庄孙家林，墓前有卧碑。

乾隆四十一年，清朝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在大力表彰忠臣（即在明末清初因抗清遇难的明朝官员）的同时，下令编了著名的《贰臣传》，对当年背叛明朝投降清朝的“贰臣”进行了道义上的否定和批判。孙之獬被编入了乙编，自诩为大清殉国的孙之獬却最终没有得到清朝统治者的认可。

孙之獬当时所任的礼部左侍郎是“掌管礼仪祭祀及学校科举的机构”的第一副职，孙之獬的“剃发易服”之举，符合清代贵族的征服、奴化策略，“剃发易服”本来是清朝既定的“国策”。

有学者认为，孙之獬的激进言行促成了血腥政策《剃发令》的出台，实属罪无可赦。孙之獬主动为清廷出谋划策，请求改变汉族的发式和服饰，消除各民族心理上的隔阂，使汉族等中原民族与满族融为一体，在政治上形成大一统的满清天下，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孙之獬“剃发易服”的倡议和行为，并不逾越职责，也并不过分，只是行动过早过度罢了。

清顺治四年（1647）六月，高苑人谢迁率领农民军攻陷淄川城，擒住首倡剃发易服、已被革职的孙之獬，在多次劝降无效后，将其肢解。顾炎武当时正在山东省游历，与新城徐夜等山东文人交游，并在章丘桑家庄等地置办田产。他听说此事后，作古体诗《淄川行》庆贺此事，借此嘲讽孙之獬降清。

诗曰：“张伯松，巧为奏，大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诗中“张伯松，巧为奏”二句引用典故，以张伯松代指孙之獬，写其巧言逢迎。“罢将印，归里中”二句，据《顺治朝实录》，顺治三年（1646）冬十月二十日，“革招抚江西、尚书孙之獬职，永不叙用。以其招抚无功，擅加总兵官职衔，任意市恩故也。”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了一篇名为《骂鸭》的文章，这是讲一个人偷吃了别人的一只鸭子，身上因而长满鸭毛，且痛痒难当，最后还亏鸭的主人出面骂了一通，那小偷才褪去了鸭毛。这故事就是以孙之獬为原型。

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羞愤上疏，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处处蜂起，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只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清人王家的《研堂见闻杂记》）

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顺治实录》）

淄博博山新区大庄村，有座孙氏墓园，建于明朝，201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当属明末清初的兵部尚书孙之獬。

据清初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载：谢迁起义军攻破淄川城后，将孙之獬绑缚示众十余日，然后凌迟处死。

据《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山东巡抚张儒秀揭帖顺治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到，本揭对同》：“淄城于本年（指顺治四年）陆月拾叁日夜，被内贼丁可泽等接应，大逆谢迁等陷城。将工科给事中孙珀龄父、原任招抚江西省兵部尚书革职孙之獬绑缚逼拷。獬抗言骂贼，不饮食者数日。至贰拾贰日，贼又惨刑毒害，獬复大骂，触贼之怒，缝口支解而死。同时又杀其孙男肆人：官贡生孙兰，生员孙兰、孙兰薮、孙兰蔼；又杀曾孙贰人：孙大曾、孙二曾；儿妇一口；孙女二口。”三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顺治四年十九日“山东巡抚张儒秀奏报：土贼丁可泽，勾引叛贼谢迁等陷淄川区。原任招抚江西兵部尚书革职孙之獬，被贼支解死，其孙兰滋（茲）等男妇九人同时遇害。”

2018年据山东省相关媒体报道，淄博博山新区大庄村东头的座孙氏墓园被盗。现场墓穴边上有一个直径六十公分、深约3米的洞穴，周围散落着一些作案工具，和一些矿泉水瓶、烟头等，被盗的这座墓正是孙之獬的。可令人费解的是园里其他几座墓完好无损，唯独孙之獬的墓被盗了。

在经过了一周的调查和蹲守，民警将嫌疑人马某抓捕归案，他的同伙赵某也在东北地区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