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传》（原名《钦定国史贰臣表传》）是
清代官方史书，由
爱新觉罗·弘历于1776年正式提出编，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卷78、79两卷中。
“贰”的释义为“变节、背叛”，“贰臣”即“身仕两朝甚至多朝”之人。“贰臣”作为专有名词，始创于清朝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高宗下诏于国史内增立《贰臣传》之时，是带有明显贬义的政治概念。清王朝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到乾隆时期，其统治已基本稳定。于是一方面大力表彰坚决抗清而死的明臣，另一方面又将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的降清明臣定为“贰臣”。以此“一褒一贬”为天下万世“植纲常”“示彰瘅”，以期达到维护其统治的根本目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朝代更迭都会有大量的官员出仕新朝，是封建社会中新旧王朝交替时期的一种普遍历史现象。但官方为“贰臣”立传，仅限于
清代。
在明清易代的特定历史时期，伴随着明亡清兴的历史进程，大批的原明官吏将弁纷纷弃明，投入清（
后金）政权，在新朝建功立业，为大清的一统和恢复王朝统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受到清廷的优待，大多加官晋爵，位高权重。而在一百多年后的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爱新觉罗·弘历下诏命国史馆编修《明季贰臣传》，以忠君为标准，指出“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生，颜附降，岂得复谓之完人？”而“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竟与纯一无者毫无辨别。”因此“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贰臣传》就此应运而生。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乾隆皇帝再次下诏，“兹念诸人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岂可不为之分辨淄渑？”遂“著交国史馆总裁于应入贰臣传诸人，详加考核，分为甲乙二编。俾优者瑕瑜不掩，劣者斧凛然。于以传信简编而待天下后世之公论，庶有合于春秋之义焉。”
在乾隆谕示下完成的《贰臣传》所收录的贰臣为120人，都是官阶较高或影响较大的“贰臣”，并再据其“优”、“劣”，分为“甲编”、“乙编”；入“甲编”者51人，入“乙编”者69人，另有5人附列于各传之内，实为125人。
乾隆帝秉持忠诚于君主的准则，在上谕中把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员一律称为“贰臣”。他认为：这些人在面临时局艰难之际，未能为君主献出生命，从封建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实为“大节有亏”。尽管这些人為清朝做出了贡献，其子孙甚至仍在清朝担任官职，但以“忠君”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在忠诚方面存在瑕疵。
第一种是临阵穷蹙，贪生怕死，被动而降者。这部分人原未欲降，且一直战斗在抗清的第一线，因战既不胜，见危难临头，为了活命便倒戈屈膝向清投降。按乾隆帝
乾隆所言是“畏死幸生，觍颜降附”者。当年李永芳在
后金兵突袭
抚顺市并以
云梯登城时，见事不可为，便不再反抗，“始着
袍服，乘马出城来降”，即是其例。
第二种是为一己私利而主动背叛投降者。这些人虽为明朝的职官，负有重任，但往往以个人生死为重，甚至私欲膨胀，把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抛于脑后，为一己之私利，不择手段，悖情悖理。这些人的最大特点是叛卖，比被动而降者的直接危害更大。由于他们的行动，往往造成大失败、大混乱、大灾难，给国家、人民、民族，乃至同胞、亲人，造成直接祸害。例如
孙得功，他是广宁
巡抚王化贞的得力干将，深受其信任。在天启二年，后金兵攻入辽沈，直逼广宁。孙得功受到后金的招降政策影响，秘密投降后金，企图生擒王化贞。他散布谣言导致广宁城大乱，王化贞未能辨别真伪，弃城而逃，广宁失守。
第三种大势所趋，积极投降者。这些人主要出现在清兵入关之后。清朝进据北京，入主中原，君临天下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出仕新朝的“贰臣”，这些人在《贰臣传》中占绝大多数。这里情况复杂，不仅各自降清的背景动机不同，徒手文臣与统兵武将有别，而南北情况更是迥然不同，故因人而异。其中北京降臣颂扬清朝的“义高千古”，南京下后，赵之龙、钱谦益为讨好清朝所发传檄四方之檄文称颂清朝：“讨贼兴师”，“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号召天下“投诚归命”，其迷惑与瓦解人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乾隆以忠君为标准，在上谕中把降清的明朝官员均称为“贰臣”。乾隆指出，这些人“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实在是“大节有亏”。这些“贰臣”为
清代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子孙有很多还在清朝做官，身在高位者不在少数，因此，朝廷对这些贰臣也并非一棍子打死，《贰臣传》开宗明义说：“所以至有二姓者，非其臣之过，皆其君之过也”。这就把责任主要归结到了明朝末代帝王身上。乾隆要求对贰臣们区分对待，将降清后对清朝赤胆忠心、建有大功者，编入甲编；将那些对明清都不尽忠的降官，列入乙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