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鼎自幼家境贫寒，没有余钱读书，他十五岁起在一家店铺学做生意，读书全靠自学和家教，并跟从外祖父孙麟学习写诗。
咸丰十年（1860年），
太平军攻陷杭州，高鼎逃到宁波乡间教书为生。次年，太平军再次攻入杭州，他的妹妹和妻子林氏在逃难途中殒命。此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写诗悼念亡妹，哀恸之情溢于言表，而每次提及太平天国必为“贼寇”。高鼎除了回过几次
杭州市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宁波教书。同治二年（1863年），三十六岁的高鼎在宁波乡间避乱期间创作了《村居》。四十二岁那年，他娶了宁波的一个哑女鲍氏为继室，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同年，高鼎经人介绍在署做文书工作。光绪五年（1879年），高鼎在李圭等友人的帮助下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为孙麟刊行了他的诗集《秋啸堂稿》。1880年11月12日，高鼎病逝于宁波。
高鼎逝世后，留下的诗作有2715首之多。高鼎的友人李圭和金遗从中选出1080首，编为四卷，于光绪八年（1882年）刊成印行，这就是《拙吾诗文稿》，中国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均有收藏，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六编亦有影印。高鼎由于在乡村生活的时间较长，创作了不少描绘乡村生活的作品，而其中《村居》尤为特别，诗末句中“忙趁”二字，写出了孩子们迅捷麻利的动作、活泼好动的天性以及唯恐大好时光从手边溜走的急切情态，与古代描写儿童名句相比亦不逊色，此诗也因其成就选入小学语文教材而广为传颂。
高鼎生于道光八年（1828年），自幼家境贫寒，没有余钱供他读书。他十五岁起在一家店铺学做生意，读书全靠自学和家教。高鼎相貌平平，不善言谈，还有高度近视，最大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学做生意之余跟从外祖父孙麟学习写诗。他十六岁时父亲去世，二十一岁时母亲去世，高鼎从此只得与妹妹相依为命。
咸丰十年（1860年），
太平军攻陷
杭州市，高鼎在逃难途中被截去辫发，好在最终保住了性命，逃到
宁波市乡间教书为生。次年，太平军再次攻入杭州，他的妹妹和妻子林氏在逃难途中殒命。这一经历给他的内心带来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一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辫发遭人截去，自此“不得为全人”，深以为恨；二是多年来相依为命的妹妹死于战乱，此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写诗悼念亡妹，哀恸之情溢于言表，而每次提及太平天国必詈为“贼寇”。
高鼎除了回过几次杭州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宁波教书。
同治二年（1863年），三十六岁的高鼎在
宁波市乡间避乱期间创作了《村居》，此诗主要描写乡间的盎然春意和村居童趣。四十二岁那年，他娶了宁波的一个哑女鲍氏为继室，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同年，高鼎经人介绍在榷署（掌管过境贸易的机构）做文书工作，月俸四金。
光绪五年（1879年），高鼎在
李圭等友人的帮助下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为孙麟刊行了他的诗集《秋啸堂稿》。
高鼎逝世后，留下的诗作有2715首之多。高鼎友人李圭（1842-1903，字小池，中国近代邮政倡导者之一）约请高鼎的另一位友人金遗从中精选出1080首，编为四卷，又以文31篇附后，于光绪八年（1882年）刊成印行，卷首有黄福《序》、金遗《序》、李圭《行状》，卷末有捐刊姓氏及李圭《跋》，这就是《拙吾诗文稿》，中国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均有收藏，
林庆彰等主编《
晚清四部丛刊》第六编亦有影印。
高鼎由于在乡村生活的时间较长，创作了不少描绘乡村生活的作品，而其中《村居》尤为特别，此诗是三十六岁的高鼎在
宁波市乡间避乱期间创作。前二句侧重写景：二月里，春草萌发，群莺乱飞，杨柳的枝条在春风吹动下轻拂堤岸，仿佛沉醉在春天的雾气中。后二句侧重写人：一群天真可爱的孩童放学归来，发现时间还早，便连忙拿出纸鸢，在温煦和暖的东风中放了起来。如果说前两句尚属平淡无奇，后两句则堪称妙笔。尤其是末句中“忙趁”二字，既写出了孩子们迅捷麻利的动作、活泼好动的天性以及唯恐大好时光从手边溜走的急切情态，又从侧面反映了春天的盎然情趣和勃勃生机，甚至还包含了一点应该珍惜美好事物的哲理意味，与古代描写儿童名句相比不逊色，也因其成就选入小学语文教材而广为传颂。
有一些选本和赏析文章称《村居》为“高鼎晚年归隐于
上饶市地区，闲居农村时即兴之作”（
周啸天《啸天说诗》），甚至说高鼎“遭受议和派的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晚年归隐于上饶，诗中孩子们无忧无虑放风筝的生活，大概是诗人壮志难酬后心之所向的生活”（李娜《浅谈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代童趣诗》）。这些说法其实是误将另一首同题作品——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写作背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过来，“强加”在高鼎《村居》的头上。
事实上，《村居》是高鼎在
宁波市乡间教书时创作的，写的乃是战火不曾波及的宁波乡间的盎然春意和童真童趣，既非“晚年”，亦非“隐居于上饶”，更没有什么“遭受议和派的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由于这两首诗均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篇目，均写乡村生活，也都写到了儿童活动，教师在
课堂教学中也经常将这两首作品相勾连，一来二去，遂成张冠李戴之误。
2019年1月25日，在《
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远看山有色”是谁写的》的文章中，有人认为
王维的诗《画》出自高鼎之手。因为翻遍《
全唐诗》，在王维的名下，没有这首诗；而且整个《全唐诗》里，也没有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