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界问题（英语：demarcation problem）是科学哲学中的重要问题，涉及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包括伪科学、形而上学以及文学、艺术、信仰等其他非科学）的标准。逻辑实证主义者最早提出可证实性作为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标准，而波普尔则提出可证伪性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波普尔认为可证伪性即可反驳性，是划界的标准而非意义标准。随后，科学哲学家如拉卡托斯、托马斯·库恩和劳丹等人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划界标准，其中包括研究纲领的进步性、科学共同体接受的范式以及对划界问题的批判性看法。保罗·萨伽德、马里奥·邦格等则提出了多元的划界标准，与传统的单一标准相比，他们提供了一组评判标准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

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可证实性是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标准，即某一陈述如果可以在经验中得到证实，就是有意义的，因而就是科学的；反之则是无意义的，因而不科学。20世纪30年代，波普尔将划界问题称为“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并提出可证伪性作为划界的标准。波普尔强调，如“凡天鹅皆白”这样的陈述是可证伪的，因为在大洋洲发现了黑天鹅。他认为经验科学是可证伪的，而不可证伪的则是非科学。

托马斯·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典范转移理论，区分了常规科学与非常规科学。库恩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科学共同体在一套范式下从事解决问题的活动。拉卡托斯·伊姆雷则批判性地继承了波普尔的思想，并借鉴了库恩的范式理论，提出了精致证伪主义的研究纲领方法论。他认为研究纲领的进步性或退步性是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其中进步的研究纲领能够导致新奇事实的发现并具有预见性，而退步的研究纲领则仅仅是为了适应已知事实的理论编造。

费耶阿本德和拉里·劳丹等科学哲学家对划界问题持批判态度。费耶阿本德认为不应该划分科学与非科学，而劳丹则认为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作分界标准，因此划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除了上述观点，还有科学哲学家提出了多元的划界标准。保罗·萨伽德和马里奥·邦格各自提出了一组评判标准来区别科学与非科学，这些标准不同于传统的单一标准，而是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来理解和评价科学的性质。这些多元标准的提出，反映了科学哲学对于划界问题的深化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