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楠迪扬，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行政管理学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青岛分院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政治学博士。

张楠迪扬主要从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政务服务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商关系与营商环境、地方政府治理与创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共政策等研究。自2000年起，张楠迪扬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并于2006年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2010年，她开始在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攻读经济学。自2015年起，她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她的著作《规制之手：中国建设工程领域政府与行政审批中介关系》于201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4年，张楠迪扬对“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表示，政府机构改革持续精简议事协调机构，反映了健康的治理循环。

2024年4月21日，张楠迪扬获得第八届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最佳指导教师奖”。同年，张楠迪扬教学团队的参赛课程“当代中国政府制度与体系”获第四届北京高校教师教学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

张楠迪扬在2000至2004年期间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完成政治学学士，随后于2004至2006年继续在该院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在2006至2009年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2010至2011年于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张楠迪扬翻译了桑斯坦的《谣言》，该书于2010年11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2011年4月，她的译著《我们为什么说谎》出版。张楠迪扬于2013年至201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师，自2015年起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她的著作《规制之手：中国建设工程领域政府与行政审批中介关系》于201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23年，张楠迪扬参加主题为“多学科交叉认识AIGC”的学术沙龙。2024年，张楠迪扬针对“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加速推进”表示，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直在不断精简议事协调机构。这种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持续过程，议事协调机构的增减不一定是负面的，有时反而是健康治理的体现，是正常的循环。

张楠迪扬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原地区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数字政府、政务服务；营商环境、政商关系；地方政府治理与创新。

张楠迪扬主持各类科研项目10余项，具有多年智库工作经验，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多项成果已转化为地方实际政策，在《人民日报》《法治日报》《光明日报》《新京报》、香港特别行政区《明报》《信报财经新闻》、凤凰网、财新网、澎湃新闻、新浪、搜狐、央视网等多个媒体发表评论并接受采访，具较为广泛的政策及社会影响力。

张楠迪扬出版著作《规制之手：中国建设工程领域行政审批中介研究》，曾在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中国行政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公共行政评论》等中国内外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2023年3月8日，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振兴国际智库和新京智库联合主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别联组会重要讲话精神——‘放下包袱 大胆发展’专题研讨会”。张楠迪扬等嘉宾进行了研讨。会上，张楠迪扬表示，未来提升营商环境还可考察市场环境，站在企业服务企业的角度来理解营商环境。在张楠迪扬看来，现阶段的营商环境主要聚焦提升政府面向企业的服务效能。“未来深化提升营商环境还可考察市场环境，站在企业服务企业的角度理解营商环境，考察市场化服务的综合供给质量。” 例如，市场化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市场结构的合理度等。张楠迪扬介绍，世界银行宜商环境评价（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已经取代了Doing Business评价体系，并预计于2023年底发布首版评价报告。宜商环境评价体系已将市场化服务供给水平纳入指标体系，作为新增评价面向。

2023年3月26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CAAI）社会计算与社会智能专委会举办了主题为“多学科交叉认识AIGC”的学术沙龙，以期推动AIGC的研究和发展。张楠迪扬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沙龙活动。并表示，ChatGPT给社会科学尤其是政府治理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基于新技术对未来政府治理领域的可能性的应用场景展望，在GPT时代，政府治理领域的一些初级工作在未来有很大可能将会被替代，而GPT也将在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环节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甚至将变革参与式治理结构。

（仅收录部分，统计截至2024年8月29日）

2024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的张楠迪扬，针对“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加速推进”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都在持续不断地精简议事协调机构，“一旦发现议事协调机构出现膨胀的趋势，就会进行精简，这是自上而下一直在推进的改革”。张楠迪扬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因此也面临着大量的新形势、新趋势、新业态，比如数字化转型、平台经济等，“这给政府治理带来了很多新的需求，也意味着会出现大量的部门协作或者联合治理的场景，因此就会成立大量新的议事协调机构”。张楠迪扬认为，原本议事协调机构的出现是为了提高效率，数量过多就会出现反作用。虽然议事协调机构有“领导挂帅”，但是领导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们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议事协调机构的数量太多，各类事情都需要领导牵头推进，反而会削弱它高效协调的作用”。张楠迪扬也强调，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多是从相关部门抽调而来，他们有本职工作，议事协调机构的各种任务会挤占他们的时间、精力。议事协调机构的增减不一定就是负面的，有时就是一个健康的治理过程，“新的治理需求会促进产生新的机构，当议事协调机构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没有存续的必要了，这是一个正常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