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德·弗兰克（1929年2月24日-2005年4月25日），美国德裔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1970年后，弗兰克提倡相互依赖理论，1984年后，他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尽管他在政治经济学中运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概念，但他拒绝了马克思关于历史阶段的观点，以及普遍的经济历史。

弗兰克1929 年生于德国。父亲是一位犹太作家。1933 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父亲为了逃避纳粹统治，在弗兰克年仅4 岁时举家迁往瑞士，父亲则去了美国好莱坞以写作谋生。塞扎尔·弗兰克在瑞士度过童年， 1941 年赴美国上中学，在斯沃思摩尔学院学习，同时在木材厂等一些工厂干活并从事各种低工资服务工作。后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 195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讨的是乌克兰农业问题） ，但他强烈反对他的货币主义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理论。毕业后在多所美国大学任教。1960年他访问古巴，后去加纳和几内亚。1962 年再去拉丁美洲，在智利与马尔塔·弗恩特斯结婚。马尔塔从事社会运动，主张社会正义，弗兰克吕振羽她合写一些研究分析拉美社会运动的著作。弗兰克在拉美先后任教于巴西利亚大学（1962～1965）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65～1966）和智利大学（1968～1973） ，深入研究拉美问题并投身社会运动，他关于依附论的思想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他积极参与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领导的改革活动。1973年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后，弗兰克与妻儿被迫流亡德国。弗兰克在《每月评论》等杂志发表的文章观点被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视为“危险言论”而被美国司法部长宣布禁止入境（直到 1979 年波士顿大学一次研讨会邀请他出席时才得以解禁） 。他在欧洲先后在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1973～1978） 、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1978～1983）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1981～1994）任教和进行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弗兰克除继续关注拉丁美洲问题外，开始更多地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危机、新自由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失败。1993 年妻子马尔塔病逝。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所工作达 10 多年，直到 1994年退休。此后他在多所美国大学和加拿大大学工作。总起来看，他曾先后在 9 所北美大学、3 所拉美大学和5 所欧洲大学任教和研究，在全世界各地各种机构和会议上作过无数讲话和报告，他的观点和学说影响广泛。2003 年弗兰克与艾莉森·坎德拉结婚，她在弗兰克一生最后的几年里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和护理他的生活。2005 年 4 月 23 日，弗兰克教授病逝于卢森堡，享年76 岁。

弗兰克作为依附论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他的依附思想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受战后世界格局变化以及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在讨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也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弗兰克关注与研究的领域广泛，他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世界史、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与南北关系、拉丁美洲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世界体系、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批判态度，反帝、反殖、反霸立场鲜明。他思想敏锐，著作极为丰富，一生著书40 多部，文章1 000 多篇。弗兰克在60 年代中期发表的《不发达的发展》（1966）和另一篇论文《发展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不发达》（1967） ，以及专著《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1967）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

他的著作还包括：《依附论》（与保罗·斯威齐、多斯桑托斯和弗兰纳里·奥康纳合著） 、《拉丁美洲: 不发达还是革命》 （1969） 、《发展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不发达》（1971） 、《流氓资产阶级: 拉丁美洲的流氓式发展，依附性，阶级与政治》（1972） 、《依附性与不发达：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学》 （1972 ，与科克罗夫特和约翰逊合著） 、《论资本主义的不发达》 （1975） 、《智利的经济“种族灭绝”》 （1976） 、《思考新的世界经济危机》 （1976） 、《世界性积累， 1492～1789》（1978） 、《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 、《墨西哥农业， 1521～1630: 生产方式的转型》 （1979） 、《世界经济的危机》 （1980） 、《第三世界的危机》（1981） 、《全球危机的动力》（1982 ，与阿明、阿里吉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合著） 、《欧洲的挑战》 （1983） 、《批评与反批评》 （1984）等。从这些书目中可以看到弗兰克前期学术生涯的大体轨迹。

从80 年代中后期开始，弗兰克更多地关注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的研究。这个时期的著作包括：《改变革命：社会运动与世界体系》 （1990 ，与阿明、阿里吉和沃勒斯坦合著） 、《中亚的中心地位》（1992） 。弗兰克在世界体系的研究中意识到东、西方在1492 年以前就已存在于同一世界体系之中，世界体系内部欧洲部分的变化是和整个体系的其他部分密切相关的。他在这段时期中的许多论文都在探讨这些问题，这些努力和结果充分体现在 1993年出版的《世界体系： 500 年还是5000 年？》（与巴里·吉尔斯合著） 。随后，弗兰克进一步把研究目标集中于 1400～1800 年的全球经济，在 1998 年发表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重新面向东方》 （中文版译名为《白银资本》） ，他把这几个世纪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作了新的论述，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把中原地区（和印度）置于亚洲的中心，认为中国在世界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极为突出和积极的地位。弗兰克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自身并没有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臼。此书提出了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在学术界有很大反响，在 1999 年获世界历史学会大奖。这反映国际学术界对于弗兰克追求学术真理和执着治学态度的高度赞扬。弗兰克·康罗伊不顾多年的癌症疾患，始终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病床上写作《重新面向东方》一书的续篇： 《重新面向东方， 19 世纪》，该书已接近完成，有望由其友人安排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