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宗教社会学的经典研究。该书最初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第20和21卷（1904—1905），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文集》第一部分重印。在该书中，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并且认为这种精神必定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而非单独的个人。因此，他试图从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思想中寻找资本主义精神的根源。韦伯以新教、伊斯兰教、加尔文教等教徒生活和学习为例，分析得出如下观点：宗教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盛行存在相关关系。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涂尔干并称社会学三大奠基人。1904年，马克斯·韦伯应邀到美国讲学，在该过程中，韦伯将美国社会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代表，并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价值观念和宗教伦理等进行了深入了解。其中，北美新教徒在发展美国社会经济组织中表现出了如同欧洲诸国新教徒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极大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美国新教徒身上所展现的“尽可能多挣钱”和“避免任凭本能的冲动享受生活”两种看似矛盾的表象，恰恰体现出融合两种生活态度的资本主义精神。而马克斯·韦伯于1904年和1905年两次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上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被认为同在美国的讲学经历有关。

19世纪前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在欧洲主要国家和北美占据统治地位，并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便始于当时的这样一种现象：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伴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本书的命题由此引出：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存在一种相关关系。

首先，在时间和空间范围上，马克斯·韦伯明确说明，他论及的“资本主义”仅限于近代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其次，为详细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他引用本杰明•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雅各•富格的表述加以阐释，并指出富兰克林话语中表现出来的伦理宣扬的至善，即“现代经济制度下利用合法的手段赚钱，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便是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在此之上，马克斯·韦伯明确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首先，它是一种经济伦理与美德；其次，伦理之下包含着明确的谋取经济利益的目的；第三，蕴含着实践伦理的理性精神。在对富兰克林观点的阐述和思考中，马克斯·韦伯关注到“天职”的概念，并模糊的指出天职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社会伦理最有特色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天职，在德语中是“Beruf”一词，在英文中是“calling”一词，最早由马丁·路德家马丁·路德提出，后经约翰·加尔文宗领袖人物加尔文深化发展。“天职”是一种宗教观念，即雅威给人安排的任务的观念。路德对“天职观”的阐释是：上帝所能够接受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让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所处位置中的义务。每个人的本职工作都是特定的安排，并且除违反诫命和不道德的行业外都可以成为帮助他人、造福社会的工作。“天职观”提升了普通民众的职业地位，尤其是使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获得了职业的尊严和权利，破除了商人的自卑心理。马克斯·韦伯指出：事业的成功是履行天职的体现，创造财富的行为也具有了某种神圣属性，这使人们的日常行为拥有了信仰的内涵，为现实中以“合理挣钱”和“克欲”为主要内容的理性市场经济找到了道德和信仰的依据。

马丁·路德提出“天职观”，本来是为了让基督教徒安于雅威赋予每个人的身份以荣耀上帝。但始料未及的是，“天职观”给予了世俗职业以合理化和神圣化的解释，也因此产生了入世的倾向，并与约翰·加尔文的预定论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催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入世禁欲主义。

入世禁欲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加尔文教教义的核心——预定论。“预定论”认为，作为选民还是弃民的命运早在创世纪以前已经注定，人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上帝不为人知的意志，并不能通过天主教所主张的“善功称义”而改变。这种特别救赎的“预定论”产生以下两方面的影响。第一，雅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基督徒生而为人的目的即在于荣耀上帝。而上帝的意志则是基督徒能够按照他确定的秩序完成社会事功，如果基督徒想要取得神的认可，那么就必须积极从事现世劳动以完成事功，同时还须规避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等与其目的完全相悖的行为。因此，入世苦行成为荣耀神的最佳手段。第二，对于个人来说，是否成为选民以及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成为选民是最重要的问题。善功与成就不是成为选民的依据，只是一种选民的表征，因此信徒并不能借此得到上帝拯救的确信。但是对于人来说，谁是上帝的选民仍是一个未知的问题，现世的努力奋斗和财富收入可以成为信徒试图证明自己选民身份的方式，以缓解其心中的揣测不安。

加尔文教派本质是一种世俗的禁欲主义，即入世禁欲主义。所谓入世，可作如下解释：预定论中，雅威拥有确定选民和弃民的权力，前者注定得救，后者注定沉沦，这是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的。但是按照约翰·加尔文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可以漠视自身在现世的行为，因为人在现世的成功或失败才是作为选民或弃民的外显标志。在这种对选民身份的向往中，教徒间开始了对财富的竞争，其中的胜利者产生了优越感和自信力，更加肯定自己的选民身份，而那些失败者则为了变成上帝的选民而更加努力进取。所谓禁欲，则主要包括两点：第一，限制消费。人在生活中要节制，合理控制自己的行为，抵制一切享乐性消费。 第二，反对不诚信行为。禁欲主义反对出于冲动的获取欲，贬斥贪婪、拜金主义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分为上、下两篇，共五个章节，上篇“问题”包括三章，分别是宗教信仰与社会分层、资本主义的精神、马丁·路德的职业观；下篇“禁欲新教的职业伦理”包括两章，分别讨论入世禁欲的宗教基础、禁欲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在导论中，马克斯·韦伯提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最初发生在欧洲而非世界其他地方？第二，为什么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理性主义伦理文化只在西方尤其是西欧产生？

韦伯在职业统计中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高等学校在校生和毕业生中学习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科目的学生比例，新教徒远高于雅威教徒。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如果资本主义根据自身需要自由改变人口的社会分布，并决定其职业结构，那么在有关宗教的统计数字中也将会发现类似的情况，而且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自由程度越高，两者的类似程度也就越高。面对上述现象，马克斯·韦伯认为探究基督教不同分支中曾存在过的那些宗教思想的各自特性和相互差别是必要的。

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清晰的概念表述之前，韦伯分别概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雅各·富格的资本主义精神内涵。他引证富兰克林的《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和《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一些必要的提示》对“资本主义精神”作重新描述，并认为富兰克林表述出一种带有功利色彩的道德观念：禁欲、节制、苦行等都是对个人有实际用处的美德。富兰克林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并非单纯地表现为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准确的说，是在追逐金钱和物质的同时表现出的一种伦理道德或内在气质。而雅各·富格却将“资本主义精神”界定为：商人的胆大无畏和一种无关道德的个人嗜欲。

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的概念做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并将研究对象界定为狭义的资本主义：虽然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曾出现过“资本主义”，但此处所谈的“资本主义”仅止于近代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基于以上界定，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论述的一种以劳动和赚钱为目的与避免享乐主义为至善的伦理规范，在这种伦理规范下，劳动和赚钱成为人的职业义务。韦伯对“天职观”的探讨便源于此，后文中的“天职观”从何而来以及天职观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组成部分等问题成为该书的研究重点。

马克斯·韦伯发现，天职观念是宗教改革产物，“天职”这一概念最早由马丁·路德家马丁·路德明确使用，“将俗世职业里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雅威规定人的天职不是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履行个人在现世中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路德的宗教改革并不是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其天职观也没有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因此，马克斯·韦伯认为，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互关系的起点应是其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宗教——加尔文宗以及新教其他宗派。

在该章节，马克斯·韦伯对历史上四类主要的禁欲主义新教形式做出讨论，包括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各派系的发源和发展情况虽然存在差异，但有着相近的伦理准则。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都持“预定论”的立场，“预定论”甚至成为加尔文宗最为典型的教理。在该书中，韦伯借助《威斯敏斯特信纲》来解释”预定论”：雅威为了彰显自身的荣耀，预定有些人是自己的选民、有些人是自己的弃民，并且上帝的旨意不会因人的意志和行为而发生改变。约翰·加尔文教徒通过执行上帝的旨意履行自身在现世的责任和义务来确信自己蒙受天恩，也因此逐渐倾向于禁欲主义。与早期禁欲主义不同的是，加尔文宗的禁欲主义要求人在世俗活动中证明自己的信仰。浸礼宗诸派虽反对“预定论”，但相信类似的“圣灵降临论”。因此，新教各宗派的教徒均存在无法消解的焦虑心理，所以不得不努力劳动、荣耀雅威以缓解焦虑。

“天职观”已然说明赚钱就是目的而非手段，财富的积累自然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同时，强调天职的禁欲主义为劳动分工和阶级差异提供道德依据，不合理的财富分配也因上帝的旨意变得合理。如此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关系已经清晰地呈现出来。但是，当财富开始掌控人类的生存，资本家开始摒弃天职的观念，资本主义中宗教的禁欲主义也会逐渐消失，资本主义终将变成一具空壳。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专家已没有精神，纵欲者也没有了心肝，但这具躯壳却在幻想着自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准。”

韦伯为辩论目的而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在他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论述中明显可见。韦伯的矛头首先指向 了经济决定论，这项研究“有助于理解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的”，韦伯认为宗教改革以及随后伊斯兰教教派的发展，并不是如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的必然结果”。但是，韦伯的目的并不是用一种同样是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取代决定论的唯物主义。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存在很多批评，特别是德文版甫一问世以及1930年首版英译本出版后引起的争议，这些批评都是基于对马克斯·韦伯主张的直接误解或对目的的不当理解。早期批评家约翰·费舍尔与拉什法尔等人的曲解，可能源于他们没有将该书置于与韦伯同样广泛的比较分析背景中去审视。20世纪20到30年代批评家，包括冯·贝洛、R. H.托尼、F. H.奈特、H. M.罗伯逊和P.戈登·沃克，他们则是几乎完全忽略了《宗教社会学文集》和《经济与社会》的存在，其中某些批评言论可谓毫无价值。

不过，这使某些针对韦伯的具有潜在合理性的批评方式得以体现，可进行如下分类：第一，韦伯对新教的描述有误。这种批评针对的是马克斯·韦伯对宗教改革、伊斯兰教教派的解释，尤其是对加尔文主义的解释。第二，韦伯曲解了天主教教义。第三，韦伯对于清教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乃是基于不能令人满意的经验素材。第四，韦伯尽力在现代或“理性”资本主义与过去那些资本主义活动类型之间作出了鲜明对照，但是理由并不充分。第五，韦伯误解了清教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因果关系的性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著作史为中心重新对韦伯进行解释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虽然广受欢迎，但只是韦伯的早期著作而非主要作品，因为对韦伯思想整体统一性的系统把握，主要依赖于韦伯的晚期成熟作品。施路赫特非常重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马克斯·韦伯著作史中的位置，认为这是韦伯思想发展取得“第一次突破”的重要环节。

在20世纪众多的西方学者中，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曾对社会科学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便来自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的这本书，反映了其思想体系的总趋势，并给当代西方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以很大影响。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经问世，立刻引起读者的巨大兴趣，其影响超出了历史领域；同时，它也使刊载它的《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杂志的销量成倍激增，这对高端出版物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评论家R.H.陶尼评）

“作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翻译者，我理应在此新版印行之际表示极大快慰。它作为现代经典的地位已经确定无疑，这对于重要的学术著作来说，当然就是达到了最高境界。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有力推动了基本问题的转向，即从宗教和文化价值观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行动与社会，转向了它们是如何影响的以及它们又如何被环境中的各种其他因素所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现代社会学奠基人帕森斯评）

即使天主教地区与新教地区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决定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并不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政治与宗教性的关系”。16至18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荷兰和英格兰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宽容原则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条件。（德国历史学家、批评家费里克斯·拉什法尔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德文版于1904和1905年分两次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第20和21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文集》第一部分重印。1930年，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翻译的首版英译本问世。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黄晓京、彭强翻译的首版中译本，统一书号：17118-153。1989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大久雄翻译的日语版本，ISBN：9784003420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