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笔名巴金、佩竿、余一、王文慧、欧阳镜蓉等。中国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巴金是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1904年，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1923年，巴金前往上海、南京等地求学，后又赴法国留学，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此后相继完成《新生》《爱情三部曲》《复仇》等多部中短篇小说。从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开始，巴金就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完成长篇小说《家》《春》《秋》等著作，并与靳以创办《文学月刊》，与茅盾主编《呐喊》，为抗战服务。1944年，巴金与萧珊结婚，后相继生下一子一女。1946年，巴金完成了长篇小说《寒夜》。新中国成立后，巴金赴朝鲜前线体验生活。1957年，巴金与靳以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1958年，巴金遭到了批判，历经了三年的动荡生活。1961年，巴金完成了描写朝鲜战场的短篇小说《团圆》。1977年，巴金开始创作《随想录》。1981年，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先后获得“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勋章、美国国外名誉院士、中国“人民作家”称号。2005年10月17日，巴金因病逝世。

巴金的一生历经101个春秋，仅仅创作和翻译就留下了近四十卷，达千万字以上的宝贵精神财富。巴金的小说具有自传性，坚持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永恒的主题是家庭与革命。他的小说创作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从描写英雄到小人物，从激情澎湃转变为平和沉稳。他的散文情感真挚，语言平实朴素，如叙家常。巴金的作品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蕴涵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他在青年时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对不合理的旧社会提出了抗议、揭露和否定。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巴金投入到抗战之中，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他创作活动、激情和力量的源泉。巴金晚年时，一再批判、解剖自己，提出要坚持“独立思考，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真话。”

巴金的《家》等主要著作，一版再版，被改编成多种文艺样式问世，先后被译为英语、俄语、法语、日语等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对巴金的研究也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斐然，涌现了众多系统深入的专著。巴金故居、巴金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场所展出了有关巴金生活和创作的大量资料，以便更好地研究和纪念巴金。

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和父亲为他起名李尧棠，字芾甘。1909年，巴金父亲李道河就任广元县知县，全家迁居到广元。巴金开始识字读书，熟读四书五经。1914年，李道河任职期满，回到成都后不久，巴金的母亲、二姐接连去世，两年后，父亲、祖父也相继离世。不久后，川军与滇军、黔军在成都发生过两次巷战，死伤众多。巴金感到忧伤和恐惧，整日埋头读书，广泛浏览古今中外的小说。1918年，巴金进入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学习。

1923年，巴金和三哥李尧林离开成都，前往上海。在南洋中学读了半年书后，巴金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1925年，巴金高中毕业，因为患病，身体虚弱，没有继续求学，而是到了上海，以编辑刊物为生。1926年，巴金翻译了俄国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这是巴金的第一本译著。

1927年，巴金到法国巴黎求学，次年，巴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巴金的笔名也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这部小说得到了编辑《小说月报》的叶圣陶的欣赏，分四次刊登在月刊上。1928年，巴金回到上海。1928年4月，巴金翻译完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册，1928年9月，以《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为题出版。

1931年，巴金完成了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最初在《时报》上进行连载，后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初版本很快就被销售一空。许多受过“五四”洗礼的进步教师们都把这本书介绍给学生，作为课外读物，以此来教育青年学生认识封建制度的罪恶。1932年，日本派大批军舰集结上海，进攻闸北。上海作家成立了抗日宣告会，会上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巴金、陈望道、丁玲等129名作家在宣言上签名。

1933年1月，巴金的小说《砂丁》、《雨》出版。同年，巴金到了北平，在靳以的邀请下，巴金成为《文学季刊》和《水星》的编辑委员，负责审理稿件。在北平的这段时间里，巴金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105人，联合发表《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四省，拥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反战会议，并结识了冰心、老舍、张天翼、曹禺等作家。

1934年，巴金改名换姓到了日本横滨，打算学习日语。次年，他又回到上海，进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建工作，并担任《文化生活丛刊》的总编辑。1936年，巴金与靳以在上海创办了《文季月刊》，不料《文季月刊》才出了七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被迫停刊。受到巴金作品的影响，笔名为“萧珊”的爱国女中的学生陈蕴珍开始给巴金写信，两人就此相识。

1937年，巴金完成了长篇小说《春》，还与靳以创办了月刊《文丛》，由靳以主编，巴金担任发行人。淞沪战争爆发后，巴金担任了《救亡日报》的编委；参加了文艺界救亡协会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与茅盾一起主持了《呐喊》周刊，痛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号召民众积极抗日救亡。1938年3月，巴金长篇小说《春》由开明书店出版。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巴金被选为理事。

上海沦陷后，巴金带着未婚妻萧珊撤退到广州。不久后，广州沦陷，巴金又回到了上海。1940年，巴金完成了长篇小说《秋》。这是《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激起了上海青年们奔赴抗日前线的决心。

1944年，巴金与萧珊在贵阳市结婚，婚后定居在重庆，次年生下女儿李小林。这一年，巴金完成了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中，他和老舍、茅盾等300人在重庆《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宣言》，又和郭沫若、胡风等人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办的纪念会。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巴金在重庆上清寺见到了毛泽东。随后，他回到上海定居，出任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理事。1946年，巴金完成了长篇小说《寒夜》，在《文艺复兴》上进行连载；主持恢复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工作；编发了不少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书稿。1947年，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巴金与叶圣陶、胡风等十三人联名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随后，又与茅盾等260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巴金到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接着，他又先后出席了文联常委会会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出生。1952年，巴金在朝鲜战场上见到了彭德怀，写下了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并在朝鲜平壤、开城进行了七个月的实地采访，写下了《黄文元同志》《坚强战士》等反映朝鲜战场上中国志愿军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的作品。1957年，巴金与靳以创办了大型文学双月刊《收获》。

1958年，反右斗争扩大化，《文艺报》组织读者来信，要巴金对他所写的《法斯特的悲剧》一文作出检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对巴金作品的批判。巴金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应付政治运动和各种日常事务，被迫终止了小说创作。1961年，政治形势有所好转，巴金完成了描写朝鲜战场的短篇小说《团圆》，后被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他还被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副主席。1964年9月，散文集《贤良桥畔》出版。“文化大革命”期间，巴金受到冲击，但依然坚持写作。1966年，无数的迫害接踵而来，巴金不得不禁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1972年，因萧珊患癌症去世，巴金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1977年，巴金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参加了上海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他开始创作杂文集《随想录》。1977年，巴金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79年，巴金作为上海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同年，他还率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访问法国，在巴黎掀起了一股“巴金热”，促进了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次年，他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与冰心等人一同访问了日本。1981年，巴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帮助呵护着青年作家的成长。他亲自动手编成《巴金选集》十卷，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总结。

1982年，意大利政府将但丁国际荣誉奖授予巴金，以奖励他对但丁名著《神曲》做出过贡献。1983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上海为巴金举行了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一事。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授予巴金名誉外籍院士称号。1989年，巴金八十五岁寿辰，苏联驻沪总领事斯特罗科到巴金寓所，向他转达了苏联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驻沪领事馆、苏联广大读者对他的问候，并授予巴金“人民友谊勋章”，感谢他对中苏两国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1990年，第一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决定颁发给五位世界名人，巴金是其中之一。

在这期间，巴金完成了五本《随想录》的写作。1992年开始，巴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带病把二十六卷《巴金全集》亲自一一校订完毕，199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随后，他又开始编辑整理《巴金译文全集》。2003年，巴金百岁诞辰期间，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2005年10月17日，巴金因病逝世。

巴金自称是“人类苦难的歌人”。他在小说中，为人间罪恶而苦恼，为人类命运的不幸而痛苦。他的创作坚持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通过对悲剧性格的塑造和苦难生活的展示，激情而真实地反映了他对黑暗势力的不满与反抗，对人类的同情。巴金的小说具有自传性，经常把自己的经历写进小说里面去。巴金小说永恒的主题是家庭与革命，他喜欢通过描写家庭生活情景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状况及其发展变化，也擅长描写知识青年的革命和情感生活。巴金创作前期的作品，以《灭亡》《爱情三部曲》《家》为代表，与创作后期的作品《春》《秋》《憩园》《寒夜》等相比，写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巴金的前期创作中，主张青年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浪漫激情的抗争精神，能够极具正义感地对不平的社会、不合理的大宗族等级制度进行批判，对压抑人性、摧残人性的一切“人为制度”进行强烈的控诉。在这一时期，巴金倾心于展开浪漫主义的想象，运用寓意象征的手法来写作。例如，在《爱情三部曲》中，巴金通过人物间的相互斗争和影响来表达自己的理想追求，表现了这类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精神追求。他还创作了一大批富有浪漫色彩的短篇，收在《复仇》等文集中。它们大多取材于异国生活和历史故事，与现实中的读者保留着相当的距离，巴金对此进行了大胆想象，抒发了内心的激情。

巴金的后期作品多取材于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开始描写社会重压下委顿的生命，作品充满哀伤情调，对人事变迁有着深切的感慨。《寒夜》等作品达到了新的现实主义高度，表现了在战争苦难中煎熬的普通人民的哀痛灵魂，从细小的生活片断中，显示出美好人性的闪光点和现实对其希望的无情摧毁。

在创作前期，巴金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英雄形象。《灭亡》中的杜大心为革命和信仰献出宝贵的生命，是悲剧英雄的典型。《家》中的觉慧也称得上是一个反封建、求民主的英雄。巴金笔下的这些英雄形象，既不乏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且更具有动人的情感力量。他也写出了这些英雄人物的内心矛盾和避免不了的历史局限性，并给予了一定的批判。

在创作后期，巴金将目光转到了生活中的平凡人，写现实生活中的灰色人物、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平凡人物青春的消失、理想的破灭、人性的扭曲以及中年成熟背后的悲哀。在巴金的小人物悲剧中，其主人公不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英雄，而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善良的受苦百姓。他们受尽欺压，身心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和伤害。却因为没有清醒的现代社会意识和强烈的自由意志，看不到变革社会的革命力量，也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前景，无力改变自身生活的现状。

巴金前后期的语言风格有较大差异。他是一位情感型作家，前期的写作激情澎湃，语言大胆直率，采用了夸张、热情洋溢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具有浓烈的战斗色彩。他常常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主人公身上，替主人公呐喊，表现出一种青春躁动的气息，试图将救国救社会的责任担在自己肩上。巴金的后期作品中，风格转变为沉痛的批判和冷峻的剖析，语言风格趋向平和沉稳、细腻深沉，情感更为丰富。

巴金在散文中采取直接的方式来抒发情怀，敢于向读者讲真话，张扬独特个性。他在作品中，抒发了浓郁厚重的深情。其感情在语言中自然倾泻，很少受到限制和约束，不是“为文而造情”，而是有激情要倾吐，不吐不快。他的文章不是硬写出来的，而是倾泻出来的，虽不凝炼含蓄，却亲切自然，明丽流畅。

巴金的散文很少用华丽的词语，不铺张、不渲染，而惯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词汇，以感情的波涛进行加工洗炼，显豁明了，浑然天成。他对文学上的追求是“更明白地、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实生活在巴金笔下往往描写得简单而通俗。他把自己看到的和感受到的都轻描淡地描写出来，文章简洁、凝练、生动、传神，让读者轻松地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的思想。

与一般散文以深藏而优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巴金常用叙事手法来写散文，如叙家常，他的散文少深藏 ，意思全在文中说出 ，没有掩饰，一览无余地呈现给读者。巴金的散文写的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题材，能从平常的事物中揭示生活的本质。他提倡的是 “像熟人一样”地交谈，平铺直叙中，创造出一种平实中见真情，浅淡中有回味的“无技巧的技巧”风格。“无”不是“否定””没有“的意思，而是自然顺畅、让人看不到技巧的存在。

巴金于1904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从母亲那里接受了“爱一切人”的思想，使他养成了一 颗悲天悯人的心。对于亲人和底层百姓的不幸，巴金充满了同情。他将人性的真、 善、美，人的自由、平等、幸福视为毕生目标和终极理想，他的作品体现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是巴金思想的核心和基础。在巴金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反映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及其变化历程。《家》所宣扬的是个人解放与承担国家、民族道义的结合；《寒夜》表现的是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即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而《随想录》则体现了劫难后对人的异化、人性的缺失的痛悔与反思。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使他的作品蕴涵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对人性的深度开掘。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巴金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所描绘的自由、平等、幸福、万人享乐的社会与封建主义的专制、不平等是完全对立的，也巴金所向往的社会。1927年以后，巴金开始真正系统地学习研究无政府主义，并形成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这些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于1930年出版的小册子《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其他一些论著中。他主张在政治方面不承认任何权威，废除政府，在经济方面废除私有制。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巴金对封建主义的反击更加猛烈。20世纪30年代中期，巴金写出了《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雾》等作品，对不合理的旧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残酷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无情的揭露和彻底的否定，喊出了“我是一个人”的时代强音。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激发了巴金强烈的民族自尊性。他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不要国家、反对一切战争的观点，投入到抗战之中。他认为：“倘使战争是为了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是不会对它攻击的。”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他全部创作活动、激情和力量的源泉。巴金写下了《几段不恭敬的话》《直言》等杂文，猛烈抨击日本的反华叫嚣和国内的投降主义论调。“七七”事变后，巴金一边投身于抗日活动，一边写下了《控诉》《感想》《火》等大量散文、杂文、小说，把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公之于众，鼓舞人们起来斗争。

巴金晚年时，从精神、道德的角度深入地反思了自己在受到迫害的那段时间里，在压力面前，先是沉默，后来跟着说假话的行为。他不能容忍自己有过这样的堕失和垢耻，因而一再严苛地批判、解剖自己，从内心深处发出忏悔和自责，提出要坚持“独立思考，说自己想说的话，说真话。”巴金将这段时间的思想记录在《随想录》里。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

（参考资料：    ）

（参考资料：)

巴金的一生历经101个春秋，仅仅创作和翻译就留下了近四十卷，达千万字以上的宝贵精神财富。半个多世纪来，他笔下的诸如觉新、觉慧、鸣凤这样的艺术形象已经扎根在中国人心中，很多青年读者正是从这些艺术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从而勇敢地跨出那叛逆、反抗与自身价值追求乃至投身革命的步伐。他的《家》等主要著作，一版再版，又被改编成多种文艺样式问世，深受读者欢迎，历久不衰。

在中国，巴金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确立。此后，研究成果斐然，涌现了众多系统深入的专著；大学开设了巴金专题课；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创办研究专刊。研究者们从各种角度解读、阐释巴金，在更为广泛的读者群中介绍、传播巴金。

巴金杰出的文学成就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荣誉。他的作品先后被译为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德语、瑞典语、朝鲜语和世界语等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自上世纪30年代起，巴金就受到日本和欧洲学者的关注，4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法国、日本、美国和俄国学者先后发表过很有见地的研究论著和论文。此外，1980年以后，巴金获得多项国际性荣誉，迄今为止，他是获得国际性荣誉最多的中国作家，这进一步说明了巴金和巴金研究所具有的国际性意义。

作家沈从文是巴金的好友，他认为巴金被两件事扰乱心灵：“一件是太偏爱读法国革命史，一件是太容易受身边一点现象耗费感情。”前者增加了巴金的迷信，后者增加了巴金的痛苦。巴金的感情太热，理性与感情对立时，感情常常占了上风。

作家冰心对巴金的印象是人很忠厚，不太会说话，见了生人比较拘谨。她认为巴金是“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巴金为人真诚，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严肃、专一。巴金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家。

作家萧乾称巴金为“挚友、益友和畏友”。他说：“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

作家鲁迅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作家贾平凹认为，巴金是我国当代文学巨匠，他的道德和文章，都是当代作家的一面旗帜。

作家陈忠实认为，巴金是中国文学巨人，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远远地超越了文学的欣赏意义，而形成一个时代的呐喊。

作家郭沫若认为：“巴金是文坛上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终站立在反对暴力、表扬正义的立场，绝不同流合污，绝不卖弄玄虚，勤勤恳恳地守着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创作、翻译、出版事业。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功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认为，巴金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品的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他还认为，巴金是当代世界伟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法国读者中有很多影响。

苏联驻沪总领事斯特罗科认为，由于巴金勤奋写作，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追求真理，找寻光明，他的作品如《家》《春》《秋》等早已根植在苏联读者心中，成为苏联文学界的一种精神食粮。

1932年，30岁的沈从文和28岁的巴金一起参加一次饭局，一见如故，此后成为知己。两人的艺术观不同，巴金主张有感情就要发泄，沈从文主张艺术要有节制，两人常有争辩。沈从文还写过《致某作家》，批评巴金的小说《沉落》，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两人的感情。1985年，巴金到北京参加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开馆活动，专程去看望住在崇文门社科院宿舍七楼的沈从文。楼房突然没电，81岁却身体虚弱的巴金坚持爬楼梯，走进沈家。此时的沈从文已经中风，言语不多，两人默默相对，胜过千言。之后，多病的巴金不再到北京，这也就成了两人的最后一面。

1934年，巴金在日本东京。一天深夜，正在睡觉的巴金突然被一阵声音惊醒，五个日本警察闯入他的家中。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他们就在巴金的房间内进行了一番搜查，随后，又将巴金带到了警察署，送进了一个有七个囚犯的肮脏的牢房。十四个小时后，巴金又被放了出来。他一点也不明白自己为何被关进去，又为何被放了出来。后来，巴金根据这段经历，写了一篇《东京狱中一日记》。

1941年，巴金回到了阔别十八年的故里。老家早已瓦解，连本房的亲人也因困境而分居两处。巴金的弟弟李济生在一偏僻小城工作，无力赶返省城与巴金见面。次年，李济生从外县调到省城的银行分行供职，且借助银行单身宿舍与人共屋。他常与巴金聚于某茶馆内。巴金将李济生拉进出版社工作，并让他想办法另外租房将分居的家人重聚在一起，至于家用，则由巴金负责。此后巴金与李济生不仅加深了同胞亲情，更建立了共谋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的情谊。

巴金喜爱家乡的川戏，每次川剧来沪演出，他总要买票请朋友们看戏，还邀请川剧演员到他家来做客。他特别喜欢袁玉堃演的《周仁献嫂》，说这是一篇精练的短篇小说。他也喜欢看京戏，1947年，巴金和萧珊、靳以、曾祺去天蟾看盖叫天的戏，巴金逗趣说，盖叫天似乎是在台上打太极拳。1952年，巴金访问朝鲜后回京，还专门去听了梅兰芳的《金山寺》。

作家黄裳为《文汇报》设计了一个专栏，请文化界的人士题字。他找到了吴晗、靳以、巴金，巴金不大赞成这种“风雅”行径，不过最后还是同意题字。别人写的都是一首诗，巴金写的却是一段话：“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觉得好像在我自己家里一样，在我的国土里一样，在我的同胞、我的弟兄中间一样，我从没有让我的感情征服了我自己，支配着我的只有对同胞爱的感情。”

1991年，中国很多地区遭受了特大洪涝灾害。上海的一位病弱老人从媒体上得知灾情后，惦记着灾区人民，晚上睡不着觉，想要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但他又老又病，行动不便，出不了门。他便从自己留作生活费用的有限的稿费积蓄中，取出了五千元钱，让家人送到民政局。表达自己对灾区人民的关切之情。区民政局的同志送收条时，才发现捐款者李尧棠就是蜚声海内外的文学巨匠巴金，此时巴金已经86岁了。

巴金故居位于上海武康路113号，衡山路复兴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是一座独门独院的花园洋房，始建于1923年，由一栋主楼、南北两栋小辅楼和一个花园组成，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左右。这里最初的房主是英国人毛特·宝 林·海 (Maud Pauline Hay)，后曾作为前苏联驻沪领事馆商务代表处，1955年9月，巴金一家迁入并在此居住了长达半个世纪。在这里，巴金写下了小说《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散文集 《倾吐不尽的感情》《赞歌集》，翻译 了《往事与随想》等文学名著，被誉为 “讲真话的大书” 的《随想录》也完成于此。2011年，在巴金107年诞辰之际，巴金故居开始向公众开放。

2003年11月21日，巴金文学院新馆在巴金故乡——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落成。该馆采用了典型的川西民居风格，主要建筑有巴金纪念馆、综合楼、会展楼和亭廊等，是研究巴金的重要资料库与学术基地。2014年11月25日，正值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巴金纪念馆开馆，展出图片550多幅、手稿书信以及巴金最后一次回四川与亲朋聚会使用过的餐椅等物品。

1981年，巴金先生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经中央批准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于1985年正式宣告成立，巴金亲自主持了开馆典礼。1996年，由于旧馆已经承载不下逐年增加的文物、书籍，在巴金先生的再次积极争取下，2000年，位于北京朝阳区芍药居地区的新馆开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现当代文学书籍及作家著作、手稿、书信、日记、录像、照片、文物等资料。馆内现有藏品60万件，还建立有巴金文库、冰心文库等81座作家文库。

中国现代文学馆正门前，竖立着两块石碑影壁，上面镌刻有巴金先生的两段语录：“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国家级重点文化单位，是中国第一座、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博物馆。

1989年11月，首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青浦召开，六十余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巴金研究的教授、学者、专家以“巴金的回顾和展望”为中心，围绕着“巴金的思想和创作道路”“巴金小说美学”“《随想录》的意义和价值”“巴金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专题进行了讨论。此后，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每两年举办一次。至2019年，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已经举办了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