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算死草》是一部喜剧片，由马伟豪执导，周星驰、莫文蔚、葛民辉、邱淑贞等主演，马伟豪、黄浩华编剧，于1997年8月1日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上映。

著名状师陈梦吉与徒弟何欢都喜欢上了卖艺女子水莲花，水莲花被陈梦吉的才华所吸引。在陈梦吉试图占水莲花便宜时，陈梦吉的老婆吕忍从国外读书归来，水莲花对陈梦吉心死。何欢不久后也与陈梦吉反目成仇，独自到香港发展。何欢被诬陷谋杀，在吕忍的建议下，陈梦吉决定为徒弟打官司，经过一系列斗争，陈梦吉在妻子吕忍的帮助下解救了徒弟何欢。

《算死草》获得约2714.7万港元的票方收入，在当年香港电影票房榜排行第五。

满清末年，陈梦吉（周星驰饰）是有名的扭计状师，他以谋略为王，专以抢白他人为乐、作弄他人为荣，仇人极多。这天，丐帮帮主洪十八来找陈梦吉寻仇，被陈梦吉用智取胜，两人化干戈为玉帛。

陈梦吉之徒何欢（葛民辉饰）喜欢水莲花（邱淑贞饰），陈梦吉设计想占水莲花便宜，却因陈梦吉之妻吕忍（莫文蔚饰）突然回国化为乌龙。水莲花经过此事也看透了陈梦吉性格之恶劣，她鼓励何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吕忍也劝何欢称年轻多去见见世面。在心上人的鼓励下，何欢决议去香港特别行政区，他向陈梦吉索要薪水，两人发生口角，不欢而散。

让人没想到的是，何欢竟然是香港大亨何西与他的小妾如花的孩子，何欢从小被何西大儿子何楮铭纪念中学卖至广东省。何欢的父亲一直在找自己的二儿子，何中以假尸体蒙骗了何西。何欢因为没有取得薪水，将从小放在身边的玉佩拿去典当，被何中发现了踪迹。何中为人狠毒，为了财产不被分走，设计杀人以诬陷何欢，何欢铛入狱，被严刑拷打。

吕忍得知此事后，劝陈梦吉为何欢辩护，狱中师徒二人重归于好。陈梦吉委托洪十八一众在狱中保护何欢不受欺辱。法庭上，陈梦吉发现证人全被买通，他自己也因程序被判一天监禁。陈梦吉请老婆吕忍做结案陈述，这才得知吕忍学得不是当初说好的法律，而是服装设计。第二天的结案陈述，吕忍以情动人，但法官依然依照死律判决何欢环首之刑，陈梦吉以巧嘴利用法律将何欢救下，最终，夫妻、师徒和好，恶人受罚，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1995年《大话西游》票房惨败，周星驰的彩星电影公司宣告倒闭。周星驰不甘心，又跟刘镇伟拍了《回魂夜》，结果票房还是不如人意。两部电影失利，周星驰不得不继续跟王晶合作，回归屎尿屁的无厘头电影。后来，周星驰又成立了星辉公司，开拍《食神》。作为星辉公司的创业作品，《食神》票房还算不错，而且开创了一条中国美食＋中国功夫的新路。接下来几年周星驰接片回归了无厘头喜剧，《算死草》等电影的一些演员也都在学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

导演马伟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算死草》算是周星驰电影中不是很多人谈论的电影，也是他自己把控不好的一个例子。马伟豪提到，他很爱看周星驰的电影，但是他不懂周星驰，马伟豪认为，周星驰喜欢很夸张的风格，但是他自己比较偏向美国那种幽默。马伟豪认为因为他不懂周星驰，所以没有把控好这部电影，让电影变得很恶搞。

马伟豪还爆料，因为周星驰是他偶像，所以拍完一个镜头他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过，只会说好好好。最后马伟豪发现，和很崇拜的人合作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自己变得不相信自己，而是去相信他了。马伟豪说：“如果10分是愉快，应该我是6分左右，有4分左右应该是迷惘、迷失。”不过拍完电影两人还都是朋友，后来周星驰还找过马伟豪聊剧本。。

关于镜头设计，马伟豪提到一件小事：“我记得有一个镜头是抛一个石头出去，我示范给他看，抡起手臂抡三四圈再抛出去，我觉得这样很有趣。他不理我，就随手一抛，他可能觉得有点多余。”从此以后，马伟豪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千万不要示范给演员看，而是让演员自己去感受。

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与“无厘头”有某些相似的特点，所以人们将周星驰喜剧电影被定义为 “无厘头喜剧”。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经常使用“反转”来达到不和谐的目的，周星驰喜剧对“反转”这种传统搞笑手段的突破在于，“反转”一般会连续使用两次，而第二次形成的 “反转”才是真正“无厘头”的笑料。例如《算死草》中陈梦吉中了自己设计的机关，浑身是水很狼狈，属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这只是第一个“反转”。当他从机关里出来的时候却正在刷牙，第二次“反转”形成的反差，才是真正的“无厘头”笑料。以事件发展的逻辑论，影片应当出现周的各种尴尬场面，但恰恰相反，周星驰正在里面自得其乐地洗澡、刷牙，出人意料又令人忍俊不禁。 《算死草》 是以 “扭计” 为叙事主题的故事等作品，男主角善用智谋，以花招繁多，有时甚至使用一些“下三烂” 的谋略和搞怪来赢得胜利。所谓 “扭计”，其实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传统市民阶层非常熟悉的 “整蛊行为”与 “讼棍意识”的结合体。

在周星驰电影里，解构主要是对传统、权威的解构以及对英雄、崇高的消解， 主要表现在对历史厚重感的消解，对经典电影原型的 戏仿和颠覆。在《算死草》等以古代公案题材的电影中，体现了对清官题材的解构，周星驰一般饰演官员，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清官原型是清正廉明、忠君爱国的，但在周星驰的电影中，清官的言行基本上以维护个人利益为主，而不是伸张正义。他取胜的手段也不像传统文化中依靠智慧与道德，而是使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小伎俩。周星驰这类影片表现出的后现代实利主义消解了传统的对清官的幻想。

看周星驰的影片我们可以发现，周星驰大多数电影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 但周星驰喜剧电影中对小人物的刻画与传统电影有很大不同。传统的电影侧重对小人物的生活予以细节刻画，意在谋取观众的同情和关怀。 但是周星驰的电影正相反，电影叙事表面上对这些小人物完全没有同情和关爱，直白地刻画小人物“低劣”的一面。 他们没有优秀的品行，展现给观众的是无厘头、刁滑、玩世不恭。 这种小人物是不符合正统的社会要求和道德标准的，但是，这样的人物形象， 反而表现出了周星驰电影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因为周星驰的电影从心理上满足了小人物的需求，显示出了现实的小人物在大时代的无奈。比如，《算死草》 等电影都是表现小人物的心态——他们在失落无奈的大时代社会氛围下， 以一种小市民平和的心态，以充满智慧的方式求得幸福的个人生活。

《算死草》仍有缺点，它虽然也有为卑小民众出气，令豪奢权贵们出尽洋相的意思在，但有时候，这种以整人为乐的心态也免不了造就出流于庸俗的情节内容（毛琦《电影文学》）。

从解构主义视角看，周星驰的《算死草》等电影解构了传统的话语权，周星驰用戏仿、调侃、嘲笑、讽刺等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喜剧电影的魅力（董广《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算死草》中的法庭对峙戏将中国式的清官市判与西方的证据审判表现得淋漓尽致——周星驰企图用真情和眼泪来影响煽动法官的判决，但是终因证人之死未能落实而败诉，而原告眼明理亏因有证据而胜诉。这场官司在无厘头中展现了清官心理在西方法制社会的尴尬处境（谭亚明《当代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