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因缘》是张恨水于1930年所著的长篇小说，是其代表作之一。该小说在通俗小说的变革创新时期问世，标志着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合流，并在当时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迄今为止，《啼笑因缘》已经被多次翻拍成影视作品，或被改编为各类艺术形式。

小说故事情节取材自“高翠兰被抢”案和“张宗昌强抢亡清王爷之女”一事，以一男三女的四角恋爱模式，以“社会”“言情”“武侠”三位一体的形式，描写了“贵族式”青年樊家树与沈凤喜、何丽娜和关秀姑三位女性的感情纠葛。小说深刻地体现了社会风云和时代变化、贫民百姓在社会动荡的中的生活、言情与钱财之间的冲突以及黑暗势力的横行跋扈。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众多作品中符合大众审美取向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一部兼具较高审美直觉、审美想象和审美理解的佳作，并以独特的故事编排和人物设计向世人证明了它的价值。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原地区经历了一场弃旧革新的五四运动，带动了文化的革新浪潮。大规模的旧派的通俗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逐渐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面对已经在文学领域站稳脚跟的“五四”新文学，通俗小说的变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强横的统治下，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依社会转型变迁的大势所趋，张恨水和众多文人一样为生计奔波，最终他选择踏入当时新兴的职业——报业，成为了“报人”。作为那个时代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在经过自觉革命之后，张恨水创立了现代性的章回体小说，始终秉持着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和通俗文学的娱乐性进行创作，并一直立足章回体而不断拓宽其功能，追求新的潮流。

张恨水并没有经过新文化教育，因此在工作与生活中，他仍偏好传统文化。又因他受新闻职业报人的影响，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耳濡目染新文化，他将生平所感所悟凝聚于纸笔之上。在《啼笑因缘》这一小说的创作中，张恨水始终立足于平民之间，有意或无意中紧跟社会现实与时代潮流，抓住读者意向，在小说中揭露了二十年代以来军阀统治时期的黑暗，为他的作品走进大众并引起强烈反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故事以当时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原型有二，其一乃当时社会上备受瞩目的“高翠兰被抢”一案。1925年，田旅长在一次演出中相中高翠兰，二人彼此有意，却因高家父母私下盘算着田旅长的钱财，反对二人的情感。后来高翠兰被田旅长抢走，高家父母将田告进法庭，事情最终以田旅长被判刑、高家女含恨归家并埋怨父母收尾。其二，便是军阀张宗昌抢王爷家的小姐。亡清某王爷家有两个漂亮的女儿，一日出门购置物品，却被张宗昌劫持“借用”了两天。

《啼笑因缘》1929年连载于上海市《新闻报》，1930年成书，1933年2月续集出版。连载期间即引发读者广泛热烈的响应，以至“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

旅居北京的杭州市青年樊家树一日偶然到天桥游乐，结识了江湖艺人关寿峰，二人一见如故。樊家树又与其女关秀姑相识，而秀姑渐渐对樊家树心生恋慕。其后樊家树又偶遇唱大鼓的沈氏一家人。沈氏家中有一貌美天真的女儿沈凤喜，与樊家树相识，樊家树心生怜惜，慷慨解囊接济沈氏一家，其后二人相互爱慕，樊家树主动帮助沈凤喜摆脱卖唱生涯，供她上学念书。

为了不给沈、关两家增添麻烦，樊家树向表兄彭述之和表嫂隐瞒了与两家相交一事。在陶太太的推波助澜之下，樊家树又与富家女何丽娜相识。何丽娜与沈凤喜长相极为相似，并垂青于家树，专情如一。然而樊家树认为何丽娜生活过于奢侈且挥金如土，对何丽娜并无亲近之心。其后，樊家树因母病重匆忙与沈凤喜道别，离京归家。在此期间，沈凤喜的叔父沈三玄因贪图富贵，设计让沈凤喜亲近刘德柱将军。刘将军见之则喜，欲将沈凤喜收为姨太，沈凤喜不知如何是好。刘将军以杀樊家树威迫沈凤喜作妾，又以财富权势诱之，沈凤喜万般无奈与挣扎之下委身于刘将军，此举也激起了关氏父女的不满，认为沈凤喜负恩于樊家树。

其后樊家树又上北京，与沈凤喜重聚，二人余情未了。一次私会后，事情为刘将军知悉，沈凤喜被残酷拷打受惊以致精神失常。关寿峰与关秀姑这两位侠义之士冒险混入将军府邸，几度相助被监禁的沈凤喜。关陆秀姑假意委身于刘将军，并将其诱骗至西山成功刺杀。被逼发疯的沈凤喜住进医院，受新上任的大帅沈国英诸多照顾。侠肝义胆的关氏父女返回山东原籍，后又远走参军，战死沙场。樊家树最终与何丽娜喜结良缘。

一个具有中庸之道的贵族少爷，接受过新思想教育，具有平等意识，与关、沈两家这些象征着底层阶级的人物相交颇深，乐于助人。在与沈凤喜相恋之后出钱资助她上学并赡养沈家。樊家树家境富裕但并非纨绔子弟，有进步的道德标准情操，是经过“五四”新思想熏陶的对爱情抱有理想主义观念的进步青年，摒弃了传统的门第观念，具有“平民”观念。但同时，樊家树以金钱解救困顿之中的沈凤喜，以英雄之态给予沈凤喜爱意，也反映了像樊家树这样的进步青年潜意识中还是有着对男性形象的夸大。

出身于社会一个底层大鼓世家的少女，父亲去世，她与母亲相依为命，还拖着个好吃懒做的二叔沈三玄。沈凤喜是一个聪慧美丽而心思精明的的女子，同时又因环境和出身的等原因影响了她对精神和物质（尤其是物质）两方面的美好追求，她的性格中也因此有着爱慕虚荣和爱攀比的一面，这一性格劣势也为后来沈凤喜的命运以及爱情悲剧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一位出身底层阶级却有一身侠气的角色，爱慕樊家树，但当时的社会客观存在的男权意识对女子的束缚造就了秀姑保守、礼让三先的性格，这也致使她不能及时抓住爱情的缰绳。她是爱情上的失意者，但也是集江湖美与人性美于一身的女性。

与沈凤喜长相酷似，家境显赫、人情练达、浪漫活泼且有着独立思想的女性，也是三位与家树有情感纠葛的女性中最终与樊家树走向婚姻的人。从一个时髦、奢华、放纵的女子，不惜委曲求全，剪发弃舞，收敛成朴素的居家女人，完成了“欧化”的新潮女子向传统的回归。

民国时期豪横强势的军阀大帅，目睹凤喜的美貌之后以钱权威逼利诱，威迫沈凤喜屈从并将她娶为姨太太。刘德柱性情喜怒无常且滥用权势，在疑心沈凤喜后以残酷的方式对她施虐，并将沈凤喜逼至精神失常，导致沈凤喜命运的悲剧。他是军阀统治时代的军阀缩影。

小说以情与钱两者的冲突为线索，写出情之可爱，也有缠绵；钱之强势，致使分离。在表面上，沈三玄、沈母与刘德柱这三个人物正是代表着钱的强势，破坏拆散沈凤喜与樊家树的情感；如此表象之下，造成悲剧的还有凤喜的虚荣爱财与樊家树以金钱为基础的拯救模式。

沈凤喜与樊家树的情感并非是完全纯粹的，他们之间还有着钱财这样一层利益关系，所以当更加财大气粗的刘德柱威逼利诱之时，沈凤喜与樊家树本就不甚牢固的情感走向了破裂。同样的金钱拯救模式，沈凤喜背叛了樊家树，关姓父女却以命相报，这也突出了作品的一个主题思想——人间百态，爱情婚姻需要以金钱作为黏合剂，但在追求金钱中变恶的人、在金钱面前丧失原则和丢失人格的人往往才是悲剧的罪魁祸首。

沈凤喜与何丽娜两人相貌酷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人从开始的虚荣和爱攀比，到后来沈凤喜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至最后变得疯魔，而何丽娜则收心敛性前往西山修行，两人一人成魔，一人修成正果。可见沈凤喜与何丽娜本就是张恨水心中有着不同境遇与不同人生的同一个人，何丽娜是正身，沈凤喜是受尘世之苦后灵魂回归正身的分身。而将关秀姑置于佛学中考量，关秀姑便是一个引渡人，她与樊家树有缘无分，与庙中和尚学佛读经，又一次次怀感恩之心襄助樊家树，并将樊家树送至何丽娜身边，到达佛家彼岸。

小说中渗透出的佛学禅意，与彼时张恨水的文学追求完全贴合。张恨水曾言：“但愿一杖一盂，做一游方和尚而已。”从佛学境界来看，樊家树与沈凤喜的关系只是一种虚像，与何丽娜的关系才是一种实境，这种实境便恰恰是圆满的结局。

书中樊家树与三位女性错综复杂的情感、军阀的强取豪夺与侠义之士锄奸扶弱等情节跌宕起伏、相互交织，且多种艺术手段并用。譬如在设计沈凤喜与何丽娜相貌肖似的情节之下的巧合与误会，正所谓“无巧不成书”，沈、何二人的相貌为当事人和相关人的误会产生的种种矛盾，在情节中留下了啼笑皆非的空间与难以预料的结果；又譬如穿插勾连的情节在变幻莫测的发展中妙趣横生，前后呼应；又有对比映衬，凸显人物性格并推动情节发展；此外，小说中还对隐曲暗示的手法多加运用，譬如沈凤喜弹琴却断弦，这一意象便与后文情节相扣，暗示二人情感如断弦难连，耐人寻味。这使一种“趣味平衡”之笔法恰到好处且调和得当，有中庸、和谐之美，形成了整体巧妙的情节架构。

小说语言雅俗共赏，叙述描写间避免辞藻堆砌，以朴素无华见长，同时具有浓郁的地方和人文色彩。老北京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在张恨水的笔下细腻而生动地展现在文中字里行间。为了写出“京味”，更真实直观地展现“京味”的魅力，张恨水曾多次到天桥、茶肆、四合院等地观察底层人民的生活环境，亲身体验他们的风俗习惯。因此书中的老北京街景也被勾勒得栩栩如生、趣味盎然。

作为现代性章回体小说，《啼笑因缘》在故事题材上并没有逃出通俗小说才子佳人的臼，但作者对于情节的编排与创造上巧妙做到将“社会”“武侠”与“言情”三位一体的大融合，有权有势的恶徒强取豪夺和侠肝义胆的侠女为民除害的情节极富有传奇色彩，又利用巧合、误会、矛盾、对立等艺术手法将故事情节变得曲折离奇又引人入胜。

作为一名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文本世界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以“平易亲近的价值态度赢得了普通大众读者的情感亲密和价值趋近”，这也为他的许多作品赢得民众的认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最贴近读者趣味的倾向和价值趋向赢得普通市民的阅读兴趣，《啼笑因缘》也可以说是符合这种大众审美趋向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的创作受市民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价值判断、文化需求的审美趣味指导和影响，因而能够在文学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该书长久以来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出色的艺术成就。新中国成立前，有部分来自左派对通俗文学和旧文学批判的声音，因此张恨水的文学地位在文学史上的评定一直处在变化中。

钱理群等人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对张恨水作了“张恨水等言情写实小说的俗雅融合”专节讲述，程光炜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给了很高的评价，但仍于通俗文学的整体地位，并未给张恨水及《啼笑因缘》以经典地位的评价。但《啼笑因缘》至今仍堪称一部兼具较高审美直觉、审美想象和审美理解的佳作，虽然思想性稍逊，但可读性艺术性成就突出，有耐人咀嚼的艺术魅力。

在“社会言情小说”已蔚为大观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小说”历经十余年的跋涉已经摆脱了清末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的阴影，这也标志着这派“言情小说”避免落入“哀情小说”的俗套，而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合流正是以张恨水那部轰动一时的《啼笑因缘》为标志。它空前的成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书市上最引人瞩目的一个里程碑。《啼笑因缘》被多次改编为评弹、大鼓、说书、地方戏曲，也曾被数次拍成电影，这种轰动的局面在“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史上从未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