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国良（释慧禅），1956年出生于北京，中国当代写实主义画家，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198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是中国美术协会会员，中央美术学院及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客座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为当代中国画僧的再传人，2010年5月还俗，现定居北京。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等栏目曾为其做专题报道。

史国良师从蒋兆和、黄胄和周思聪等人。其画风以写实手法反映时代生活为主，功底扎实、笔墨厚重、是中国人物画坛写实派的重镇，也被称为徐蒋体系(徐悲鸿蒋兆和体系)的第三代传人。代表作品有《访状元》《文成公主故乡土》等，其中作品《刻经》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奖"，也因此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此次获奖，得益于他常年在西藏自治区的写生生活。1981年，史国良第一次前往西藏，内心被西藏的人与景深深震撼，此后，西藏便成为了史国良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注脚，西藏自治区也便成为了史国良永久研究的题材，2019年《文成公主故乡土》的问世也为当代藏族题材艺术表现又增添一件代表性作品。

2020年6月4日，史国良以2019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1,872万元人民币名列《2020胡润中国艺术榜》第33位。

1956年，史国良出生在一个北京的普通家庭，儿时便对绘画产生兴趣。史国良的父母皆为普通工人，从未对其进行过绘画方面的特殊培养，儿时的史国良经常将家中的地板、玻璃、墙壁当作天然画板，但父母从未责备，因此保护了其绘画天性。

上小学后，史国良更加痴迷于绘画，经常去给会画人像的人打下手，目的是能观察得更加仔细一些，记住之后反复练习。史国良最喜欢的作品是《毛主席去安源》，他经常临摹，熟悉到可以完全背临下来。

进入中学后，史国良在绘画上所展现的天赋和努力得到了学校老师的认可，老师推荐其去报考北京第三师范学院美术班。

1973年，17岁的史国良被北京第三师范学校美术班录取，如愿以偿走上了专业学习绘画的艺术道路。对史国良而言，进入师范学校，他才真正迈进了艺术的大门，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求学之路。这一时期史国良有幸师从周思聪、黄胄等著名画家。十几岁时，史国良接受周思聪的指导，周思聪让他每天画十五张速写，他总是超额完成，速写都是一捆一捆的。周思聪每次都是一张一张地翻看，一张一张地讲评 ，在周思聪的谆谆教导下，史国良对速写练习越发勤奋，造型也越发准确。1976年，史国良遇到了对其影响之大的恩师黄胄，从整体画风来看，史国良的画风与黄胄一脉相承。线条色彩等也都基本上有效地继承了黄胄的笔墨语言。因深受恩师黄胄的影响，史国良一生的绘画题材都没有脱离生活，无论艺术风潮如何变化，始终用写实的手法描绘最真实的生活所见和所感，用人文主义的视角表达最真实的人性，情感。

1978年，史国良考入了招收比40%的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并且是同届新生中年龄最小的。读研期间，叶浅予作为史国良的专业导师，着重教授了他如何描绘动态、如何构图等专业知识，让史国良受益匪浅。这一期间史国良创作了《月色》《牧鸭》等作品，并参加了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展览。1980年，史国良创作了《八个壮劳力》《买猪图》，这两幅作品登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展。毕业后的史国良被分配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1981年，史国良参加中国画研究院人物画研究班。次年，史国良被调至北京画院，两年间，他举办了观摩展和速写联展等。1986年，史国良的作品《空门》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

毕业后在北京画院工作的史国良深受“八五新潮”的影响，这是当时美术界针对中国传统绘画的一种革新思潮，当时，史国良是写实派中国画的代表人物，在画坛上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突然被质疑、被冷落，难免会产生很强的失落感，他想摆脱创作上的苦闷，探寻新的艺术方向，因此在机缘巧合以及当年出国热潮的影响下，1989年史国良移居温哥华。来到加拿大后，由于语言不通和无人照料生活起居，史国良在异乡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所幸他遇到许多热心的朋友，让他有机会在加拿大举办个人画展，能为他基本的生活提供经济保障。1994年，史国良参加温哥华中国画家无人展。同年史国良创作的《刻经》获第23届蒙特卡洛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奖和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

1994年，尽管此时的史国良已经在艺术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始终无法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且对前途感到空前迷茫，挣扎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创作和亲人的陪伴都无法使他回到曾经的生活轨道中去。为了排遣心中的郁结，史国良在这一时期时常飞回国内，前往西藏自治区，只有圣洁的高原之地才能使其获得全身心的放松。在最苦闷的时候，史国良结识了星云大师，佛教的大门向他敞开后，使其觉得觅得了救赎之道。1995年，史国良在美国西来寺出家为僧，法号慧禅。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史国良选择了僧人和画家之间更适合他的身份——画僧。他希望能把自己从佛教里感受到的人间美好在画布上呈现出来，也希望能把佛教的精神通过艺术作品的形式传达给世人。画家到画僧的嬗变，对截然不同生活的体悟，虽然常人无法理解，但对于人生和艺术而言，都是一种由低到高的转换，这些也使史国良后来以更宏阔的视角和更深入的刻画来表现西藏自治区题材。

1997年，回国后的史国良因为身份的原因受到了一定的非议，朋友的远离，媒体的观望，使其在经济上有很大的问题，后来因老朋友徐希、杨广泰的帮助，缓解了经济上的压力。2000年，中国佛教协会找到史国良，希望其能为佛教做些事，因此，史国良又重新受了一次戒。此后，史国良参加了佛协、美协、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组织的赈灾等各种慈善活动。虽然过程中受到了非议与谣言，但史国良从未改变真、善、美的信仰。

2010年，中国国家画院联系到了史国良，希望史国良能够加入画院回到体系内，这也是史国良还俗的一个契机，当时宗教追求的意境之美与史国良力求展现的人文之美有不小的差距，加之史国良的儿子处于青春叛逆期时十分需要父亲的引导，在亲人的期盼、个人追求以及其他因素影响下，2010年9月，史国良决定还俗，再次成为一名画家。史国良继续自己绘画艺术的同时也专心教儿子，儿子在父亲的指导下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现在（截至2023年）已经67岁的史国良正在尝试利用社交媒体普及美术教育的知识。有时会直播自己的作画过程，一边直播一边分享自己的绘画技法和创作思路。史国良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人认识写实艺术，能够理清中国画传统与写实之间的关系。

40多年的艺术生涯里，史国良创作了近万件作品。从早期的《买猪图》《八个壮劳力》《刻经》，到后来的《礼佛图》《大昭寺》《文成公主故乡土》等，这些广受好评的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生动写实的笔触和新颖巧妙的创意，精准诠释着不同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其中，一些作品被各地博物馆、美术馆、院校收藏，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流向了书画市场。

《访状元》作于一九八四年，意为行行出状元，画中左上方两位妇女在和养鸭状元探讨经验，右下方一位老汉正在看鸭子，旁边还有一位年轻人在学习，此画是史国良早期代表作之一，并参加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多次发表于报刊杂志。当时引起了画坛的强烈反响，也使其成为画坛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幸福的回忆》又名《嘬手指的小喇嘛》作于一九九四年，这是一张用浓墨重彩绘制的中国画，描绘的是史国良在大昭寺很偶然地看到的一个情景：一个小喇嘛正在看一位母亲喂奶。画中这个小喇嘛大概脱离襁褓不久，他触景生情，可能记忆起了自己在母亲怀抱中的情景，不由得嘬起了手指。那个吃奶的孩子听到了声音，狗也听到了，他们的目光形成了对视。许多人说这是一幅很有情的画，画中传达的人情、美感都很苦涩。该作品也诠释了作者对母亲的眷恋。

《转经图》是史国良常画的藏民题材。这幅《转经图》描绘了老人、孩子、妇人以及人到中年的男子，他们对于宗教的不同表达方式。其中白发老人与红衣的少年，更为动人，在宗教的神圣面前，他们的表情在画家的笔下显得如此纯净。画的左方匆匆经过但神情坚毅的男子以及他的妻儿，在这繁忙的世界中，宗教的神圣使得他们对于人生有更多的思考。老人后方背孩子的母亲，体态中透露着安静，可以感受到她对于信仰那简单但忠实、纯朴的信念。2014年的时候，《转经图》被送到了拍卖场拍卖，画作被展现，顿时就引起轰动，最后这幅画被一位富商以1173万元的高价带走。也因为这个高昂的价格，让史国良重新进入了大家的视线里。

《刻经》，作于一九八九年，在作品中，史国良如以往那般以一些简练的线条和鲜活的色彩，描绘出一位白发红袍，手持铁锤，饱经苍桑的藏族老人正在神情专注虔诚地雕刻玛尼石经文的场景，老人似乎要把全部祈愿甚至生命都刻进石经中，而神圣的宗教情感使老人在如此艰辛的劳动中，脸上依然带着安详的微笑。这幅作品荣获有“美术奥斯卡”之誉的第23届蒙特卡洛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奖”，史国良也因此受到国家荣誉嘉奖。在此之前，中国画家从未有过如此殊荣。

《文成公主故乡土》作于二零一九年，这幅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5年多，该作品是史国良参与国家画院“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参赛作品，目前原作被永久收藏于国家画院。该作品大昭寺松赞干布殿外的情景，文成公主的形象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在画中，但处处都暗含她的信息，如一位老阿妈手中端着的一把壶，上面的图案就是中国古代名画《步辇图》，反映的正是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史国良在构图上别具新意，红色大门左侧背着孩子的妇女向房内张望，门内的小姑娘拉着弟弟往里走，两组人物设计将房屋内、外部的环境进行了巧妙结合。在中西笔墨的碰撞下，他将自己献土的情节画进作品，用这样一种方式融入到创作当中，独具一格。这样大胆浪漫的艺术创作一经问世，就备受青睐，美术界称其为“新浪漫主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如此评价：“这幅画不光是当代藏族题材艺术表现中的一件代表性作品，也是史国良艺术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品。”

史国良早期作品以扎实的写实功底，浓烈的生活气息和由此洋溢出的青春朝气，在汹涌而来的现代美术大潮中，为现实主义中国画争得了一席之地。经过数年坎坷生活的磨砺，史国良受到八大、虚谷、弘一等大师的影响，步入了一条以画僧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关怀人生，追索艺术真谛的道路。史国良强调写实，强调生活，有故事有情节，用作品展示人性的、美好的、阳光的东西。”在他看来，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要保持艺术创作的纯粹性，不要自我设限，要坚持人文主义情怀，多创作有人情味、给人以力量的作品。在这种创作理念的驱动下，40多年的艺术生涯里，史国良创作了近万件画作。从早期的《买猪图》《八个壮劳力》《刻经》，到后来的《礼佛图》《大昭寺》《文成公主故乡土》等，这些广受好评的作品皆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生动写实的笔触和新颖巧妙的创意，精准诠释着不同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

史国良的绘画题材主要以西藏自治区为主。恩师黄胄希望史国良走自己的路，找到自己的生活基地，鼓励史国良深入西藏，从此西藏便成为了史国良永久研究的题材。史国良笔下展现了藏族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佛、诵经、劳作等。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画藏族群众就要熟悉和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史国良在收集素材时特别关注细节，在创作作品时非常注意把握细节的真实性。从20多岁开始，史国良几乎每年都要到西藏生活一段时间，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这给予他很多创作养分，也让他有了“终生画西藏”的创作冲动。从一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史国良对西藏自治区这块土地的深厚感情，其西藏自治区题材的作品《转经》《礼佛》 《大昭寺》等，显示出了画家高超的艺术创作能力。

史国良自幼师从黄胄等名师，受其影响，擅长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展示个人的艺术追求。他承袭了徐悲鸿一脉的绘画体系，以厚重的笔墨和写实生活的积累，成为中国人物画写实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比如《阿娜尔罕》系列作品中，史国良不但在绘画技法上注重结构，同时在人物描绘时继承了黄胄的画风，多以块面和光影变化来提升画面效果，尤其是在人物的头部特征上表现的更为突出。史国良虽然在笔墨技法上接近黄胄，但因其体验到了另一种人生境界，并在艺术上不断尝试与探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创作中既把笔墨当作塑造形象的手段，使之服从写实造型规律，又在衬景、衣服等处发挥水墨的写意、表现性功能，几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以写实为基础、以写意性主导的抒情风格。从画面上透射出的，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

史国良善于发现生活中人性与人情的流露，画作中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造型手段融为一体，在构限布局的整体安排方面可谓独具匠心。加之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史国良笔下的人物画饱含深刻的主题思想、浓郁的民族情韵。出家为僧后，史国良将自己从佛门里看到的、感受到的人间美好画出来，把佛教的精神通过画面传达到现实的人生中去，这使得史国良的绘画风格也更加趋向成熟大气，除了造型写实和写意结合之外，在背景方面还引入了大量的装饰元素。

在人物组合构图上，史国良特别注意动与静、疏与密的对照，此外在光线明暗、色彩冷暖、服饰的丰富以及各种器物、壁画等，都看到其在构思上的巧妙与老练。其画风意态生动、简练传神，富有浪漫的生活气息与时代感。

史国良一生的绘画创作都没有脱离生活，始终用写实的手法描绘最真实的生活所见和所感，用人文主义的视角表达最真实的人性，情感。。其每幅画作都力图呈现出色彩丰富与鲜亮的美感，运用明与暗、光与影的变化手法，使得人物脸部结构特征和立体效果更加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油画的质感。《天山之舞》和《阿娜尔罕》等系列作品都细腻地表达了冷暖色相变化，呈现出他对边疆风情的理解。

史国良延续了黄胄贯用的鲜亮色调，大胆用浓墨渲染，又用对比强烈的色彩加以辅助，画面既热烈又沉着、既鲜艳又和谐。色彩在延续黄胄的基础上又尝试了重彩和水墨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格。

史国良是中国人物画坛写实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作品以写实手法为主，反映时代生活，以写实传神的生动笔触，诠释着各种人物纯净、善良、虔诚的内心世界。他的作品多是中国水墨写实人物画法，这是中西结合的一种产物，既要对中国传统笔墨技法有理解和掌握，同时也要有西方造型、素描、焦点透视的功底。回国后，史国良开始在社交媒体普及美育知识，直播分享自己毕生的技法和思路，他希望能够把写实人物绘画这个独特的体系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写实艺术，能够理清中国画传统与写实之间的关系。

光明日报评价史国良：“他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透视、素描等造型手段融为一体，在写实与写意之间架构出全新的笔墨技法，成为中原地区当代人物画坛的代表画家，40多年里创作了近万件作品。他非常反感“逢画便问价格”的现象，在他看来，老百姓一说起画就问值多少钱，说明我们的美育还比较欠缺。”

著名美术理论家郎绍君评价史国良：“他把黄胄学院化了，又把学院黄胄化了。”

在《文成公主故乡土》中，史国良将自己献土的情节画进作品，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这样大胆浪漫的艺术创作一经问世，就备受青睐，美术界称其为“新浪漫主义”。中国文艺网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如此评价：“这幅画不光是当代藏族题材艺术表现中的一件代表性作品，也是史国良艺术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品。”

史国良将中国传统水墨技巧与西方造型手段融为一体，创作出《买猪图》《八个壮劳力》等一批生动鲜活的人物画作品，得到叶浅予、李可染的高度评价。叶浅予、李可染等老先生评价史国良毕业作品《八个壮劳力》：“很生活。”

负面评论：出家后史国良的很多行为被外界视为“炒作”。有人说，史国良延续了中国画僧的法脉，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个“应酬和尚”，美术圈称其作秀，佛教圈说他把经念歪了。

史国良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工人家庭，家里7个孩子，他排行第六。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是建筑工人，父母都不识字。

史国良念念不忘的3位恩师：周思聪、黄胄和叶浅予。周思聪是他的启蒙老师；黄胄对他的影响最大，他们的绘画一脉相承；叶浅予是他在学校中受教的老师。

史国良出家的师父是星云大师，史国良觉得他的这位师父是位颇具人情味的佛教领袖，也是宗教中的性情中人。

史国良个性比较自由散漫，很随性，性情中人，不喜欢被规矩框住。史国良的画室有整整一面墙的书架，大部分都是艺术类的书籍和画册。他带学生下乡的时候还学会唱陕北民歌。他特别喜欢小活物，养过猫和狗，除了蛇，他什么宠物都喜欢。受他的恩师黄胄影响，他也痴迷和喜爱古董。

有一年，新疆文物商店到北京约画。史国良画了一幅，此画面描绘的是葡萄架下一位老汉和姑娘聊天，旁边还有几只小猪。画裱好后，黄胄看到十分生气，指责史国良的画作脱离了生活。因为按照新疆的风俗和宗教习俗，画面里不应该出现子猪。后来黄胄要求史国良必须修改，史国良将子猪改为了两个大筐。这件事极大地触动了史国良，此后他的创作中一直坚持要有生活。

史国良从1979年入藏写生至今，以西藏文化为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他数十次赴藏采风，与信徒们同吃同住，他目睹了西藏自治区信徒们的虔诚、执着、淳朴，深受感动，也与西藏自治区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作为出家的僧人还是入世的画家，史国良始终以站在佛门内的视角关注着现代人的生活，他将自己对西藏自治区热烈的感情融入笔端，以写实传神的生动笔触，揭示了西藏自治区信徒们的纯净、善良。

在受到新思潮影响后苦闷不已的史国良解释了佛光主持星云大师。星云大师见到史国良后说：“史先生怎么看都像个和尚。”这句星云大师不经意的话却让史国良记在了心里。他回想起从前和佛教的缘分，又考虑到当下的瓶颈期，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推动他走进佛门，不久后便在美国西来寺出家。1996年，史国良在高雄佛光寺参加受戒，受戒之时，史国良因尘心复生哭得很厉害，且因媒体的渲染，称有个国宝级的画家在台湾出家，这场仪式便被媒体围得水泄不通，在当时几乎变成政治事件。

史国良认为坚持速写是一个画家扎实的基本功之一。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后天的补救都难以企及速写本身的生活气息和泥土感。史国良在早年打基础时，在画速写上也下了很大功夫。那时经济条件很差，史国良没有钱买速写本，就从废品公司去买下脚料的白报纸，一次买两斤，一两个星期就画完了，一年画上一两麻袋都是家常便饭。

史国良在还俗访谈中谈到：“出家后，在美术界看来，我是出家人；在宗教界人士看来，我是画家，一个会画母亲、甚至会画裸体的画家。这样的身份，有些尴尬。后来我想，出家、在家只是一种形式。我对真、善、美的信仰，未曾改变。”谈及与妻子团聚时的感想，史国良：“悲欣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