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菲斯（C. P. Cavafy，希腊文：Κωνσταντίνος Π. Καβάφης，1863.4.17 — 1933.4.29），全名康斯坦丁·彼得罗斯·卡瓦菲斯，希腊诗人。

1863年，卡瓦菲斯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彼得罗斯·卡瓦菲斯和母亲哈里克莱娅·福蒂亚迪都来自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富裕家庭。在卡瓦菲斯年幼时，他的家境殷实。但是自他的父亲逝世之后，家庭经济状况便大不如前。后来，为了维持生活和躲避战乱，卡瓦菲斯跟随着母亲几度搬迁，先后在利物浦、伦敦、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战役等地居住。在此期间，卡瓦菲斯除却跟随正统的希腊家庭老师学习之外，还在亚历山大的赫尔墨斯商校上学。1885年卡瓦菲斯加入了希腊国籍。同年，他选择回到亚历山大定居，并在当地的水利局办公室任职，期间除了旅行和治病之外便再没有离开此地。1933年，卡瓦菲斯因喉癌病逝，享年70岁。

卡瓦菲斯于1886年开始正式创作，并先后于1904年和1910年两度修订诗集，但均未公开出版。他保留下的诗歌总共有200余首，其中154首公开发表的诗作被称为“正典”。这些诗作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诗化历史为特色的历史诗，二是以传递哲思为主旨的哲理诗，三是追求感官体验和情欲表达的感官诗。其中，他早期的作品多是用“雅语”写就，后期，他否认了之前的创作习惯，寻求具有个人特色的创作风格。但是，直至1912年，他才真正找到表达自我的方式，形成稳定的“卡瓦菲斯式”创作风格。与此同时，卡瓦菲斯是一个同性恋者，对古希腊文学所推崇的身体表达和同性之爱尤为感兴趣。他的作品多推崇古典时期的希腊主义和感官之美，与当时追求永恒和浪漫的希腊文坛的文学主张不同。所以，卡瓦菲斯在世时，他的作品流传度不广，他本人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卡瓦菲斯逝世后逐渐名声大噪，他的第一本诗集也是在他逝世后两年才公开出版的。

1863年4月17日，卡瓦菲斯在埃及亚历山大出生。他生活在一个商人之家，父亲彼得罗斯·卡瓦菲斯和母亲哈里克莱娅·福蒂亚迪都是希腊籍，并且都生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富裕人家。他们总共孕育了9个孩子（不过其中的一个儿子和唯一的女儿不幸早夭），其中，1863年出生的卡瓦菲斯年纪最小。1864年的5月28日，卡瓦菲斯于希腊正教会受洗。

在卡瓦菲斯年幼时，家境比较殷实。他家的两层豪宅坐落在亚历山大的高级住宅区——谢里夫帕夏街，其家族在当地可谓是亚历山大的贵族阶层。但是，在卡瓦菲斯7岁那年，他的父亲与世长辞，享年56岁。卡瓦菲斯的父亲离世后两年，即1872年，他们一家陷入了经济困难之中。为了维持生活，卡瓦菲斯的母亲哈里克莱娅带着7个孩子移居利物浦，两年后又迁往英国伦敦。卡瓦菲斯一家总计在英国居住了7年，在此期间，卡瓦菲斯加入了英国国籍。

1879年，母亲哈里克莱娅将长子乔治留在伦敦，带着包括卡瓦菲斯在内的6个孩子重返亚历山大，并在拉姆利街租赁了一栋房子作为栖身之所。在英国伦敦期间，卡瓦菲斯主要和正统的希腊家庭老师学习，主要修习法语和英语。而此时，时年16岁的卡瓦菲斯在亚历山大一家名为“赫尔墨斯”的商务学校就读中学。虽然他修的是商业专业，但是他最为擅长和热爱的科目是古典文学。该学校的校长K. 帕帕茨斯恰巧是一位古典学者，并比较欣赏好学的卡瓦菲斯。在校长的影响之下，卡瓦菲斯对古典作品和古希腊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82年6月，为了躲避战乱，卡瓦菲斯的母亲哈里克莱娅决定带他们投奔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外祖父，乔治·福蒂亚迪。1882年-1885年，卡瓦菲斯一直在君士坦丁堡战役学习。这期间，英埃战争导致亚历山大的希腊社区被摧毁，当地的希腊人的生活常态和社会制度也被打破。这个遭遇令卡瓦菲斯感到难受，并激发出了他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在此期间，卡瓦菲斯对拜占庭和希腊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研读了一些用希腊俗语写作的作品，诸如温琴佐·科尔纳罗斯的俗语长诗《埃罗托克里托斯》，并开始尝试写作诗歌和随笔。

1885年，卡瓦菲斯重新回到亚历山大大帝定居。他放弃了英国国籍，选择加入希腊国籍。在这一年，卡瓦菲斯尝试了各种职业，包括新闻记者、经纪、棉花交易所雇员。几个月后，他先后成为了水利局的学徒和雇员。

1892年3月1日，卡瓦菲斯成为了水利局办公室的职员。并且，他因才华并且工作效率较高获得了上司的赏识。不过，因为他是一名希腊公民，所以一直无法成为正式员工。但是他却选择留在这个岗位上，先后于1912年和1917年与水利局签订工作合约，并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1922年退休。

30年间，卡瓦菲斯都只能领取微薄的薪水，一度依靠二哥彼得和母亲哈里克莱娅接济。曾经为了赚取外快，卡瓦菲斯利用他握希腊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等多门语言之便，去亚历山大的股票交易所担任经纪人。

1886年，23岁的卡瓦菲斯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报刊上公开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包括他早期的作品都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多是用“雅语”作成。这时，卡瓦菲斯的二哥彼得已经成为了家中的顶梁柱，并支持和鼓励卡瓦菲斯继续创作。于是卡瓦菲斯继续专心学习和写作。需要补充的是，男性同性恋是古典希腊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同性之爱也是古希腊文学的重要题材。而卡瓦菲斯是一个同性恋者，因此在这个阶段，他对古典希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拜占庭和希腊历史著作，以及拉丁语、法语和英语文学。1891年。卡瓦菲斯的二哥彼得离世，年仅40岁。失去了资助的卡瓦菲斯决定自己谋生，并于次年入职亚历山大的水利局。

1895年，卡瓦菲斯结识了比他小7岁的挚友，自幼在英国接受教育，拥有极高的文化涵养和绘画才能的阿纳斯塔西亚德斯。他们互相欣赏、互相信任，又共同爱好第二次鸦片战争文学和文化。后来，卡瓦菲斯还将自己手写的诗作、笔记、文学评论等作品，以及哥哥约翰用英语翻译的20首卡瓦菲斯诗寄给了阿纳斯塔西亚德斯，并得到了妥善保存。目前，这些藏品被称为“阿纳斯塔西亚德斯档案”，对卡瓦菲斯研究而言有极高的价值。

1896年，卡瓦菲斯为《亚历山大灯塔报》撰稿。在这一时期，他否定了过去的创作习惯和特点，发表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诗作《墙》。此后，卡瓦菲斯多用微妙地结合了“雅语”和“俗语”的语言写诗，并借鉴了民粹主义和纯粹主义的创作传统。其诗或以历史神话为题材，或漫谈哲理和理想，此外，还有少部分描写私人的情感和欲望的诗歌。次年，卡瓦菲斯为了摆脱性欲的困扰，做了许多无用功。他将这些故事记录在个人日记之中。随后，他与哥哥约翰去往巴黎和伦敦，开始了长途旅行。

1901年，卡瓦菲斯用好友阿纳斯塔西亚德斯资助的100埃及镑去雅典旅行。在雅典，他结交了许多知识分子，此外，卡瓦菲斯还与著名作家格雷戈里奥斯·色诺普洛斯以及几位杂志编辑洽谈，并推介了自己的诗歌。1903年，卡瓦菲斯再度前往雅典。此行中，卡瓦菲斯开始受到希腊一些重要文学人物的赏识，并得到了色诺普洛斯的接待。色诺普洛斯择取了12首卡瓦菲斯的诗作，将它们刊登在《泛雅典娜》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一篇关于卡瓦菲斯诗的文学评论。色诺普洛斯将在亚历山大用希腊语写作的卡瓦菲斯推到了希腊文坛面前，加速了希腊文学对卡瓦菲斯的认可。

1904年，卡瓦菲斯刊印了人生第一本诗集，里面收录了他精心挑选的14首诗。实际上，卡瓦菲斯所创作的诗歌并不少，每年约有70首。但是他往往只会保存其中最有价值的4、5首诗，其余的全部销毁。而他习惯于将作品的副本寄给朋友、年鉴和杂志，从这些人的反馈中判断诗作是否有价值。并且，其诗作品类颇为丰富，卡瓦菲斯将它们划分为历史诗、哲理诗和感官诗三大类。其中，感官诗为卡瓦菲斯首创，主要以同性之爱和情色为主题。也是从1904年开始，卡瓦菲斯更加坦诚地接受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创作出了更多高质量的感官诗。

1905年，卡瓦菲斯结识了希腊社会和政坛重要人物扬·兹拉古米斯，后来两人保持通信。第二年，格雷戈里奥斯·色诺普洛斯在雅典文学杂志《瑙玛斯》上发文，就众多批评家对卡瓦菲斯诗作的批判做出辩护。

1907年，卡瓦菲斯搬入莱普修斯街10号的一间公寓，直至逝世都在那里独居。也是在这一年，卡瓦菲斯对一个推崇希腊俗语和俗语文学的青年团体——“新生”产生了浓厚兴趣。虽然卡瓦菲斯因为年纪超出了该团体的会员限制，没有加入该组织，但是他经常参加该团体活动。1908-1918十年间，他持续在该团体出版的《新生》杂志上发表作品，是该团体最有价值的作家之一。到了1909年，卡瓦菲斯开始撰写“家谱”。

1910年，卡瓦菲斯自行修订了第二本诗集。这本诗集在第一本诗集的14首诗的基础上增加了7首诗。此后，他的诗歌频繁地发表在刊物上，包括创办于1911年的亚历山大杂志《文学》和希腊的各种文学刊物，并陆续被翻译为英、意、法、德等语言。值得注意的是，卡瓦菲斯是一个相对晚熟的诗人。他从1882年开始创作，但是直至1912年才找到表达自我的方式，形成比较稳定和具有个人特色的“卡瓦菲斯式”创作风格，即简约、直白、拒绝隐喻的诗风。

1914年，卡瓦菲斯在好友阿纳斯塔西亚德斯的介绍下，认识了英国小说家爱德华·福斯特。当时在红十字会做义工的福斯特把卡瓦菲斯的作品介绍给了T. S. 艾略特、阿诺德·汤恩比和D. H. 劳伦斯等著名作家，并将他的作品带到了英国读者群面前。1919年，福斯特在伦敦的《文艺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主题是评论卡瓦菲斯的诗歌。1923年，福斯特在随笔集《法罗斯和法里隆》中收录了卡瓦菲斯的文章。1929年，福斯特造访埃及，并与卡瓦菲斯见面。在接受《信使》杂志的采访时，福斯特高度赞赏了卡瓦菲斯，称他是一位思想家和诗人。1938年，福斯特在《亚历山大：历史与指南》第二版中题写了一篇名为《献给卡瓦菲斯》的文章。

1915年，卡瓦菲斯出席《文学》杂志主办的讲座。同期，他结识了作家蒂莫斯·马拉诺和M.佩里德斯，这二人后来为他修书立传。又过了一年，卡瓦菲斯认识了亚历山大·申戈普洛斯，此人后来成为了他的遗产继承人和执行人。1918年，经由卡瓦菲斯授权，演说家申戈普洛斯发表了关于卡瓦菲斯的诗歌的演说。

1922年，卡瓦菲斯从水利局办公室退休，此后醉心于读书和写作。一直以来，卡瓦菲斯推崇强调感官之美的早期希腊主义，他的作品强调将旺盛的生命激情投注到即时的情感体验之中。而当时的希腊文坛受基督教影响较深，表现出对永恒的追求。也就是说，卡瓦菲斯诗歌的主旨与当时的希腊文坛的文学风尚截然不同。这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希腊文坛认可。再加上卡瓦菲斯多以情色为题材，在诗歌中直白地袒露爱欲和刻画感官之美。故在此之前他的诗作屡遭诟病，他本人也无甚名气。但是在这个阶段，卡瓦菲斯的诗歌逐渐进入了大众的文化视野。

1924年，亚历山大和雅典的文学家对卡瓦菲斯本人的归属，以及其诗作的语言和主题展开了激烈辩论。60名希腊知识分子联名发表声明，力证卡瓦菲斯作为一名希腊诗人用希腊语写作的典范性。同年，福斯特将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等诗作推荐给诗人托马斯·艾略特，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在《标准》杂志上发表了这些作品。

1926年，希腊认可卡瓦菲斯的才华与作品，授予从未在希腊定居过的他以国家荣誉勋章。同年，希腊作曲家和指挥家季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为卡瓦菲斯的十首诗作谱曲。1927年，卡瓦菲斯结识了希腊思想家、诗人和小说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1928年，卡瓦菲斯说道：“我有能力做两件事：写诗和写历史。我没有写历史，可现在已经太迟了。”在此期间，卡瓦菲斯的诗作在文坛上大受欢迎，获得了高度赞赏。与卡瓦菲斯诗歌相关的讲座、文章和出版物数量亦在稳定增长。

1932年，卡瓦菲斯被确诊咽喉癌。期间他为减轻病症，减少了抽烟和说话，却不愿意就医。同年7月4日，在好友的劝告下，卡瓦菲斯选择在雅典红十字会医院接受气管手术。术后他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1933年初，卡瓦菲斯病情恶化，被送往亚历山大希腊医院。卧病在床期间，卡瓦菲斯写作了最后一首诗，《在安条克公国郊外》。1933年4月29日凌晨2时，卡瓦菲斯逝世，享年70岁。这天也是他的旧历生日。次日，卡瓦菲斯入葬亚历山大希腊社区墓园的家族墓地。

附：卡瓦菲斯人物关系表

参考文献：

卡瓦菲斯生前没有正式出版的诗集。1904年，卡瓦菲斯私下选编了14首诗汇成首部诗集。1910年，他在首部诗集的基础上增补了7首诗，形成第二部诗集。但这些集子多是在小范围内流传。卡瓦菲斯逝世后两年，即1935年，他的朋友才替他出版了他生前所整理过的正式诗集，里面共有154首诗歌，这些诗作被称为“正典”。1968年编辑乔治·萨维迪斯出版了卡瓦菲斯共75首诗的《未发表之诗》，1983年萨维迪斯又出版了他的《受谴之诗》共24首。直至此时，卡瓦菲斯的253诗作才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在卡瓦菲斯的诗作中，最受他本人重视的是历史诗。而历史诗的数量也是最多的，在卡瓦菲斯200余首诗歌中约莫占了1/3。这些诗作一般以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后4世纪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事实、典故和神话、传说为主题。而卡瓦菲斯在创作诗歌时，并非致力于对历史真实的还原，而是侧重于在历史的基础上施以诗意想象，借历史题材传递自己的思想体悟。

“哲理诗”缘起于古希腊的“说理诗”。在这一类诗歌中，卡瓦菲斯多用朴实平直的语调表达自己对社会制度、现实生活、文化体例和自我内心的真实认知，传递人生感悟和巧妙哲思。诸如，在《墙》中，卡瓦菲斯写道：“他们已经在我的周围筑起一道道墙，既高且厚 / 此刻我坐在这里感到绝望 / 我什么也不能想：这个命运啃着我的心——因为在外面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诗中，卡瓦菲斯借“墙”这一意象抒发了自己对受限于外界的苦闷和困顿情绪，传递要从困境中突围，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精神内核。

感官诗为卡瓦菲斯所创造，但也是其个人特色较强烈、个人风格最鲜明的一类诗歌。这类诗多是以同性之爱和爱欲为题材，诗中，卡瓦菲斯会直接对身体和肢体接触展开描写，传递主观的情感体验和情欲需求。因对情欲直白露骨的表达，这类诗歌在卡瓦菲斯所属的时代看来是极其不同寻常的。并因此引发了两种倾向的争论。其中一部分读者认为，这类诗是古希腊对身体之美的崇拜的遗韵，集中突出了卡瓦菲斯的情感追求和精神品质。而另外一部分读者则觉得，卡瓦菲斯对同性情爱的色情化表达可能会导致色情记忆对爱情记忆的遮蔽。

卡瓦菲斯的诗歌篇幅短小，多是不超过一页的短诗。他强调诗人要进入生活，要在诗作中传递对躯体的爱，并简洁地谈论这些。所以他不愿意隐晦地编织艰涩的作品，而是在作诗时施以简单纯粹的叙事。故其诗风格简洁，无甚华丽的语言和多余的藻饰。《在绝望中》有这么一段：“他完全失去他。现在他试图在每位 / 新情人的嘴唇里寻找他的嘴唇 ”卡瓦菲斯用纯粹的语言描述了一位同性恋者失去爱侣之后的惶惑和痛楚，他为了在新的爱侣身上寻觅他们与情人之间的共性。寥寥几句诗，在交代个人际遇的同时，坦诚诗人对爱与爱欲的执着和渴盼。这些都是卡瓦菲斯发自内心的自我披露和来自灵魂的震颤。恰如诗人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评价：“卡瓦菲斯用如此简洁的诗句传递了敏锐、忧伤的感觉，这种能力远远凌驾于其的语言和时代之上。”希腊诗人、197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利蒂斯甚至认为他的诗作与托马斯·艾略特的旗鼓相当，因为他们都能够摒弃诗歌中冗余的华美成分，以使作品的结构臻于精炼。

晚年时，卡瓦菲斯自己的诗作划分为哲理诗、历史诗和感官诗三大类别。其中，哲理诗和历史诗在现代西方诗歌中并不少见，但感官诗却是为卡瓦菲斯所独有。卡瓦菲斯擅长表达对美的直观感知，兼善描述感官之美，所以其诗作可谓个人审美态度和感官欲望的聚合体。比如，他在《回来吧》中写到，“经常回来并占有我吧 / 我所热爱的感官，经常回来并占有我—— / 当肉体的记忆复苏 / 而一种古老的渴望贯穿血液 / 当嘴唇和肌肤想起 / 而双手仿佛感到又在触摸”，是对感官交集、躯体接触、性甚至是欲望的渴盼。《少有之至》中，“现在他的诗被年轻人引用 / 他的奇思妙想活现在他们眼前 / 他们健壮而放纵的躯体 / 他们标致而绷紧的肉体 / 立即唤起他的审美直觉”，传递了诗人对审美感知的的特体验和被感知的情感诉求。对感官之美的推荐，甚至将感官主义作为终极目的，凡此种种在卡瓦菲斯的诗作，是爱欲诗中数见不鲜。需要注意是，卡瓦菲斯在诗作中所追求的感官欲望是对早期希腊主义，即追求即时体验和感官之美的文学特色的复归，这与在基督教统摄之下，追求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强调永恒价值的希腊文学相悖。正如他在《关于犹太人（公园50年）》中所暗示的一样：“当我放弃追求感官美色 / 当我抛弃掉对希腊主义的优雅和严肃的崇拜 / 放弃以压倒一切的热情 / 奉献给完美地形成的、经不起腐蚀的白色四肢 / 成为我希望永远成为的人：犹太人的儿子，那神圣的犹太人。”

卡瓦菲斯的诗作被称为古希腊文学血脉的延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许多诗歌都仿效了古希腊的悲剧、碑铭体等体裁，充满了戏剧性色彩。譬如，在1905年写就的诗作《特洛伊人》中，卡瓦菲斯侧重于披露主人公多的命运：“我们只不过是开始去某个地方 / 获得一点儿信心 / 变得几乎勇敢和有希望 / 却总是受到这样那样的阻挠。”字里行间尽显主人公在“失望-希望-绝望”的链式结构间的跌宕往复，充满了戏剧性色彩。进而他将主人公的命运与特洛伊人的命运相联系：“我们的努力就像特洛伊人的努力 /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改变命运” “ 但是当那大危机来临 / 我们的胆量和决心便烟消云散”。诗人用悲痛的口吻和高昂的戏剧性独白感慨避无可避的失败命运：“然而我们注定要失败。在那里 / 在高高的围墙上，哀乐已奏响。 ”这种沉痛却激昂扬的语调是古希腊悲剧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而卡瓦菲斯的诗歌因叙事组织结构和语言风格与古希腊悲剧高度相似，被认为是富具戏剧性的。

卡瓦菲斯的诗作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历史诗。这正是因为他熟知希腊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并且在创作时热衷于大量引用古希腊历史典故，或是将笔触伸向古代历史事件，借用历史故事传递个人的思想体悟和生活感触。如《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 /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 充满奇迹，充满发现 / 莱斯特律戈涅斯巨人，独眼巨人 / 愤怒的波塞冬海神——不要怕他们/ 你将不会在途中碰到诸如此类的怪物 / 只要你高扬你的思想 / 只要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 接触你的精神和肉体 ”在这首诗中，卡瓦菲斯征用了奥德修斯重返家乡这一典故，表达对不畏艰险和苦难的英雄情怀的赞美，歌颂了昂扬的希腊精神和美妙的希腊文化。这些题材经过卡瓦菲斯深入浅出的描述，即使读者并不通晓希腊的语言，不熟知希腊的历史，也能感受到希腊之美。

并且，卡瓦菲斯对历史的关注不仅局限于历史题材，而且还涉及古希腊神话领域。诸如《不可靠》便记录了阿波罗弑杀阿喀琉斯的神话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历史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们往往文学性大于学术性。因而卡瓦菲斯的诗歌也是对这一特征的延续：他往往会对历史施以诗意想象，甚至虚构一些历史事件以传达自己的情感体验。一如《阿忒尔月》，诗人以象征坟墓与肉欲之爱的女神阿忒尔为主人公，衍生出发生在阿忒尔月的悲伤情事；又如在《亚西斯之墓》中，诗人虚构了一个貌美的同性恋者亚西斯，并以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纳克索斯喻之；再如《恺撒里翁》，诗人对恺撒里翁的生活展开想象，在其中穿插他对同性之爱的优雅而哀伤的情感体验。

卡瓦菲斯在思想上是推崇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但是早年间经历的英埃战争一度破坏了他熟悉的生活方式，摧毁了他熟知的文化制度，这一切都激发了他内心的痛苦情绪。而诗歌可谓是他舒缓苦痛的良方，因而他的诗作中也不乏悲观情绪和悲剧情节的呈现。恰如他在《科马吉尼诗人雅森·克林德的忧伤，公元595年》一诗中所传递的一样，生命的悲怆之处是生活的残忍之人留下的创伤，而诗歌艺术兴许可做疗伤之用，如若不行，至少也能止痛。生活经历导致卡瓦菲斯如此悲观，所以他在《窗》中描述了一个困黑暗的房间良久的人，他试图寻找窗户，未果。对于这种境遇，卡瓦菲斯遗憾之余又感到庆幸：“也许 / 没找到它们是件好事 / 也许光亮只会证明另一种专横 / 谁知道它将暴露什么新事物？”。正是因为悲观，卡瓦菲斯尤为擅长书写悲剧。他善于用诗歌展现脆弱的个体，以及个体的情感、生活为不被社会所接受，不受大环境的包容，最终导致的命运悲剧：他在《在时间改变他们之前》中写，“他们分手时充满悲伤 / 他们并不想这样：全是环境使然”；他在《他生命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中写，“他知道他自己表露了什么 / 他就得接受它。很有可能他这一生 / 会毁于以此无可挽救的丑闻”；他在《1986年的日子》中写，“他已经完全堕落了。他那受谴责 / 和严厉禁止的性欲倾向 / （却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原因： / 完全不见容于社会。”

倘若说卡瓦菲斯援引历史和神话题材中的爱情故事所创作的诗歌，为他抒发个人情感提供了隐秘的栖所，那么他在日常向的诗作中关于爱情的自白，则坦诚地表现内心的欲望和灵肉的诉求，为读者开放了一个可供参与的文本空间。在《伊梅诺斯》中，卡瓦菲斯将伊梅诺斯塑造为一个以性情而放荡闻名的青年。他借伊梅诺斯的口吻写了一封书信。信中说道：“它变态的、堕落地创造 / 一种强烈性欲，那是健康的性格难以产生的……”不难看出，卡瓦菲斯试图摆脱世俗的羁绊，直白地描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向读者袒露自己的情欲。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如是总结卡瓦菲斯这一创作特点：“肉体的模糊回忆使艺术家成为时间的主人；他对肉欲体验的忠实最终引向一种永恒。”

教谕性是卡瓦菲斯诗作中较为鲜明的特点之一，这正是因为他在创作中习惯传递个人的处事态度和人文情怀。但是在赞美正直、慷慨等美好品质之余，也表现出了对常规的反叛和对真理的追求。如在《在精神中成长》中，他写道：“希望在精神中成长的人 / 必须超越顺从和尊敬 / 他要遵守一些法律 / 但他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违犯 / 法律和习俗，超越 。 既有的、不合时宜的清规。”

1926年，从未定居希腊的卡瓦菲斯，因作为一名希腊籍诗人用希腊语写作而得到官方认可，获希腊国家荣誉勋章。

卡瓦菲斯的作品多推崇古典时期的希腊主义和感官之美，与当时追求永恒和浪漫的希腊文坛的文学主张不同。所以，卡瓦菲斯在世时，他的作品一直都未能广泛流传，而他本人也无甚名气。但他逝世后被人所熟知，现如今他已成为了现代诗人代表之一。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文化思维影响了许多现代诗人，W.H.奥登、蒙塔莱、乔治·塞菲里斯、埃利蒂斯、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布罗茨基等人都曾称赞他的才华，并在不同程度上受他影响。乔治·施泰纳形容卡瓦菲斯“秘密的音乐和学者式的忧伤，影响了现代诗的其他潮流”。奥登、劳伦斯·德雷尔也数次公开表示，他们的艺术创作得到了来自卡瓦菲斯的滋养。

1882年，为了向外祖父致敬，卡瓦菲斯在名字中增添了乔治·福蒂亚迪的首字母“Ph.”，并保留至外公乔治逝世（1896年）。1899年，卡瓦菲斯又在姓名中间添加了父亲姓名的首字母“P.”，并以康斯坦丁·彼得诺斯·卡瓦菲斯署名。到了1904年，他开始使用C.P.卡瓦菲斯这个名字，此后一直这样称呼自己。

1922 年从水利局退休之后，卡瓦菲斯便以读书写作打发日子。时常有朋友来到卡瓦菲斯位于莱普修斯街10号的公寓拜访他。从作家米海尔·佩里迪斯的忆述中可得知，卡瓦菲斯的公寓有一条长廊，两侧都摆满了书；又一个宽敞的客厅，里面摆设着一张大沙发和各种阿拉伯风格的家具，有一个卧室兼书房；还有一个房间，被居住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作家萨雷扬尼斯先生称为“书籍装订所”。到了晚上，卡瓦菲斯会去街区附近的咖啡馆，和他的朋友、爱慕者们一同品尝土耳其咖啡，并讨论关于诗歌、历史、时事或是个人作品。

英国小说家约翰·福斯特认为：“卡瓦菲斯不仅仅是地中海东部诸国的伟大诗人，而且是所有衰退文化中的伟大诗人。”

著名英国作家、文学理论家爱德华·福斯特认为卡瓦菲斯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1927年出版的随笔集《法罗斯和法里隆》中，忆述了卡瓦菲斯：“卡瓦菲斯先生，他要么是正从寓所去办公室，要么是正从办公室去寓所。如果是前者，他被你见到就消失了，摆出一个略稍绝望的姿势。如果是后者，他可能会拗不过你，开始说出一个句子——一个无比复杂但又形状匀称的句子，充满绝不会混淆的插入语和充满确实很保留的保留；一个有逻辑地来到其预见的终点的句子，然而那终点总是比你预见的更生动和更令人振奋。有时候那句子在街头结束，有时候被交通谋杀了，有时候持续至他的寓所。它谈到1096年亚历克修斯· 康尼努斯皇帝狡诈的行为，或乔治·艾略特，或小亚细亚半岛内陆的方言。它以同样流畅的希腊语、英语或法语讲出来。尽管它具有知识上的丰富性和人情味的外表，尽管它的判断具有成熟的宽厚，但是你仍然觉得，它也是从一个稍斜的角度看世界：它是诗人的句子。”

著名美籍俄裔作家作家、评论家，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尤为推崇卡瓦菲斯的诗歌。在谈论卡瓦菲斯的诗作时，他盛赞其臻于至简的语言风格：“早在1900年—1910年，他就开始在诗中剔除诗歌的一切繁复表达手法——丰富的意象，明喻，夸耀的格律……这是一种成熟的简练。”

此外，在论及卡瓦菲斯时，布罗茨基表示，在艺术创作中，一个人的性背景的构成质素远比性背景重要。而卡瓦菲斯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不管是对其所属的时代还是对现在而言，卡瓦菲斯对同性恋主题的处理方式都是超前的。并且布罗茨基进一步补充到，“只有肤浅的或有偏见的批评家，才会把卡瓦菲斯的诗简单地贴上“同性恋”的标签，或把它们简化成他的“享乐主义倾向”的例子”。

1948 年，蒂莫斯· 马拉诺斯担任主管的亚历山大文化中心在莱普修斯街十号房子墙上挂了一块纪念卡瓦菲斯的匾牌。

1966年，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读卡瓦菲斯的诗《两个二十三的男孩》有感而发，为卡瓦菲斯绘制了同名作品。现画作《两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孩》馆藏于大英博物馆。

卡瓦菲斯逝世后，亚历山大大帝官方在沙姆沙伊赫街修建了卡瓦菲斯博物馆。这个小博物馆致敬了“亚历山大最著名的儿子之一”——卡瓦菲斯，收藏了许多卡瓦菲斯的手稿和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