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俄语：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是苏联作家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于1955年底完稿的长篇小说。

小说围绕主人公日瓦戈的人生经历展开故事情节，从他10岁一直写到1929年不到40岁时倒毙在莫斯科街头。日瓦戈天资聪慧，又在莫斯科一教授家庭寄养成人，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可是1915年秋日瓦戈应征入伍，他完全陷入了动荡、混乱、艰难的时局漩涡中。他与家人先是被战乱阻隔，天各一方。不久妻子、儿女和岳父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政府逐出国门，剩他一人漂乎无定，毕业多年不能从事专业工作。在长年的漂泊中，日瓦戈生命里的唯一慰藉，是同心爱女人拉拉的两情相悦，而这恋情也充满变数，危机四伏。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日瓦戈蛰居莫斯科，几乎已是穷愁潦倒。1929年，当异母兄弟、已晋升苏联红军少将的安格拉夫再次出现时，日瓦戈的厄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可这时他已然心力交，最终猝死街头。

小说从1903写到1929年，尾声更是延伸到了苏德战争时期。描写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犹如一幅幅浩繁而悲壮的历史画卷，沉痛地反映了苏联不同的历史时期革命的失误与挫折以及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和心灵的创伤。整部小说具有“诗意现实主义”的鲜明特色，成为“抒情史诗”这一独特体裁样式的一个卓越范例。作品关于大自然的“转喻性描写”，也融入了整部作品诗意氛围的营造之中。小说中还一再出现主人公的梦境和幻觉以及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意象，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已然贴近现代主义壁垒。

1957年，《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后迅速畅销，作者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也凭借该作品获得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小说在苏联国内遭到了抵制和打压，但是当1989年解禁之后，《日瓦戈医生》很快成为了世界上传播范围最广的当代小说之一，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十世纪是一个野蛮与文明相碰撞的世纪，一方面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这一代人经历的是俄罗斯历史乃至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恢弘伟大，同时也是最为动荡的年代。在社会文化动荡转型的历史时期，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以深刻的洞察力和强力的批评意识展示人类的困厄、挣扎与自省，从善良、爱情、全人类正义性等这些所谓“永恒的范畴”的角度去观察时代、理解世界。帕斯捷尔纳克创作《日瓦戈医生》，借日瓦戈之口道出了自己对“个人如何思考与生活，人性的尊严如何得到体现”的思考。

同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家们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开始向关注个体生命转移。作品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更侧重于对个体价值的关注和关怀，作者关注的是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价值及个体的生命体验。作品开篇从1902年写起，“结局”写到1929年，“尾声”则已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月，时间跨度前后约半个世纪。全书可以说是作家在战后岁月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20世纪前期俄罗斯历史所作的一种回望，并涵纳着他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

20世纪20年代中期，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构思“书写一代人的命运，把一代人‘归还给历史’”。二战结束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创作《日瓦戈医生》，这时他已经决定要描写同时代人，并有了小说的基本框定。1946年，帕斯捷尔纳克与自己的崇拜者伊文斯卡娅相遇。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伊文斯卡娅代管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一切出版事宜。正式开始创作之后，帕斯捷尔纳克每写好一章，就读给伊文斯卡娅及作家好友们听。20世纪中期，斯大林逝世，帕斯捷尔纳克与众多苏联作家一起，开始对十月革命甚至对整个社会主义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体现在《日内瓦医生》的创作中。当这一消息传到苏联作家协会后，作协为阻止帕斯捷尔纳克继续创作，将伊文斯卡娅投入了监狱。在监狱中，怀孕的伊文斯卡娅流产，帕斯捷尔纳克无力拯救她，选择继续创作《日瓦戈医生》表示抗议。

《日瓦戈医生》于1955年完稿。1956年，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尝试在苏联国内出版《日瓦戈医生》，但遭到《新世界：灵性的觉醒》和文学出版社的拒绝，他们谴责该书具有反苏和反人民的倾向。次年，他将710页手稿寄给一家意大利出版商，意共党员费尔特里内利看过手稿后十分欣赏，准备拿回意大利，翻译出版。之后他们签署了出版合同。但是，苏联作家协会拒绝授权出版，认为该小说将俄国革命描述为历史性犯罪，并要求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修改《日瓦戈医生》，随后派人赴意大利让出版商归还原稿。意大利出版商以作者被胁迫为由拒绝退回，并于1957年11月15日出版了意文版的《日瓦戈医生》。随着英、德、法文版的很快问世，《日瓦戈医生》成为1958年西方世界的最畅销书。同年年底，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出版商又推出了11种译本，1959年该书被译成24种语言，轰动全世界。而直到1986年。苏联作协才为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1988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国内正式解禁，准许出版。

小说的主人公尤里·安得列维奇·日瓦戈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他出生在西伯利亚地区一个相当有钱的实业家庭，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在日瓦戈很小的时候，他遗弃了妻子，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说，他在国外把钱财花得精光，从一列奔驰的火车上跳下自杀了。日瓦戈11岁时，母亲去世。他在叔父和舅父的庇护下成长。青年时代，日瓦戈寄住在莫斯科教授亚历山大·格罗米柯的家里。米沙·高尔东是一位犹太律师的儿子，也住在那里，日瓦戈和高尔东成了生死之交，跟他俩一起做伴的还有教授的女儿安东尼娜。日瓦戈毕业后娶了安东尼娜，他们的婚后生活很美满。战争爆发前夕，安东尼娜生了个儿子。日瓦戈应征上了前线，在一所站地医院遇到护士—拉里莎（爱称拉拉）。

拉拉从小与单亲母亲生活在一起，艰难度日。刚成年时被母亲的情人科马罗夫斯基诱奸，但后来遇到科学家安季波夫，两人结为夫妇。可拉拉向安季波夫吐露过往被玷污一事后，丈夫无法接受。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安季波夫便抛下妻子，走上前线。拉拉为了寻找丈夫，奔赴前线当护士。此时的拉拉遇到当军医的日瓦戈，两人日久生情，但并未在一起。一个星期后，日瓦戈登上了回莫斯科的火车，拉拉也被允许回乌拉尔工作。就这样，他们又走上了人生岔道。

日瓦戈回到莫斯科，由于饥饿和寒冷，便带了妻儿去乌拉尔山区，到安东尼娜的外祖父留下的农庄里避难，同行的还有安东尼娜的父亲。在那里，日瓦戈享受到了安静和物质上的保障，同时，他也意外地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他在瓦雷金诺市阅读室翻阅书刊时又遇到了拉拉。日瓦戈告诉拉拉，他见过拉拉的丈夫安季波夫，此时，拉拉和丈夫已经形同陌路了。日瓦戈和拉拉住到了一起。一天下午，日瓦戈骑着马去找拉拉，被迫当了游击队的医生，跟随他们去了西伯利亚地区。后来，日瓦戈找了个机会逃跑了。回到乌拉尔，日瓦戈才知道他的家庭已迁到莫斯科去了，他和拉拉只好住在一所别人丢弃的茅屋里，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他们很快乐。可是，他们不理睬政府当时提出的口号，日瓦戈逃到了瓦里吉诺一个被弃的山庄。但是科马洛夫斯基又出现了。他为了带走拉拉，捏造事实，欺骗日瓦戈说，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经被处以极刑，拉拉和她的女儿危在旦夕。科马罗夫斯基利用了日瓦戈的善良，日瓦戈对拉拉的爱，日瓦戈对生命的珍视，说服日瓦戈放弃了拉拉。于是日瓦戈独自离开乌拉尔，流落到了莫斯科。人们告诉他，他的妻子安东尼娜和他们的孩子已经移民到了法国。日瓦戈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安格拉夫已是红色政权中的将军，他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后又与玛琳娜结为夫妻，生了两个女儿——卡帕卡和克什卡。日瓦戈医生在莫斯科浑浑噩噩了几年，过着他认为无聊的日子，最后心脏病发作，死在莫斯科的街上。痛不欲生的拉拉参加了他的葬礼，之后拉拉的结局无人知晓。

日瓦戈出生于一个西伯利亚地区富商家庭，经历了家庭破产、母亲离世等一系列的变故后被寄养在了舅舅家。大学毕业后日瓦戈成为一名医生，并且与他青梅竹马的恋人安东尼娜结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前往战地医院工作，并且结识了来前线寻找丈夫的拉拉。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回到了莫斯科，他对于到来的革命表示衷心的欢迎，却又感到自己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无法融入这个世界。为了逃避现实，日瓦戈举家搬到了瓦雷金诺，在这里他与拉拉重逢并相爱，后来日瓦戈跟随游击队离开了瓦雷金诺，在历经了一系列的变故后最终回到了莫斯科，并在这里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俄罗斯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中，日瓦戈和作者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一样，是一个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也是自我独立精神的捍卫者，表现出了典型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征——批判精神与极端性、自由精神、热爱人民与无根基性、使命感。无论何时何地，日瓦戈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于俄罗斯人民命运的思考。

小说开始时，出身文职人员家庭的拉拉是一位16岁的妙龄少女，聪明伶俐，性格温和，容貌异常俏丽。在父亲死后，她随母亲从乌拉尔来到莫斯科。但是不久却被母亲身边的律师科马罗夫斯基玷污。然而理性的力量使她没有被沉沦的生活彻底摧毁，她坚决地摆脱了温柔的陷阱，找了一份做家庭教师的工作。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过了一段自由而独立的生活。经过几年的奋力抗争，拉拉克服了身心的创伤，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生活。大学毕业前夕，她同贫穷的大学生安季波夫结了婚，开始了新的生活。婚后，两人来到乌拉尔小城瓦雷金诺。拉拉在女子中学教书，照管女儿，料理家务；而帕沙为了摆脱内心的痛苦，则决定去前线作战。为了寻找丈夫，拉拉去前线做了一名护士。在此期间，拉拉结识了日瓦戈医生，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两人在瓦雷金诺再度相遇时，很快就陷人情网。然而，日瓦戈的被俘使他们被迫分离。在重返瓦雷金诺时，两人的感情发展到了顶峰。然而好景不长，科马罗夫斯基的出现打破了他们恬静的生活。失去拉拉的日瓦戈完全沉浸在对她的痛苦思念中。拉拉的再次出现是在8年后日瓦戈医生的葬礼上。她帮助日瓦戈的弟弟安排好葬礼，又共同整理了日瓦戈的遗稿。可是，有一天，还没有整理完书稿的拉拉离开住处，不知所踪。

日瓦戈的妻子，格罗米柯教授的女儿，一位忠诚和善良的女性，对日瓦戈非常爱护和支持。她在日瓦戈离开后不久生了一个女儿。在遭受丈夫背叛时依然保持着对丈夫的爱，选择原谅并勇敢面对，只要日瓦戈选择继续和她一起生活，她依旧接纳他，并与拉拉成为了好友。她在革命后与父亲和孩子们被驱逐出境，移民到了法国。

安季波夫是拉拉的丈夫，铁路工人的儿子。安季波夫出身卑微，家境贫寒，为了给拉拉一个稳定的衣食无忧的家庭，安季波夫刻苦学习，成为了一名教师。青年时代参加了1905年的民众示威。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俄罗斯军官，十月革命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成为乌拉尔山区的政委。他以残酷的手段对付白军和反革命分子而闻名，后来在一次空袭中牺牲。安季波夫一生都未失去童稚的纯朴，欢乐表现在安季波夫的脸上，痛苦同样表现在他的脸上，脸是安季波夫思想的镜子。安季波夫的面容之所以能表现他的思想，因为安季波夫是个真诚的人，他不善于掩饰内心的感情。在爱情方面，拉拉因为有一段堕落的过去不能给予安季波夫完美的爱情，但是他始终爱着拉拉。为了这份爱能够永远存在，他甚至将对拉拉的爱升格为对俄罗斯母亲的爱。

私人律师，曾是日瓦戈父亲的事业伙伴，也是导致其自杀的凶手——科马罗夫斯基凭借律师职业欺骗日瓦戈的父亲，并且侵吞了日瓦戈家的财产，且科马罗夫斯基使日瓦戈的父亲经常处于情绪激动、神智不清及精神错乱的状态，最后致使其跳车自杀。因此科马罗夫斯基是日瓦戈父亲死亡的间接肇事人。他还纠缠着拉拉和她的母亲艾玛莉亚，引诱拉拉使其成为堕落的女人，他的这一行为导致了拉拉的悲剧命运。科马罗夫斯基拆散了历经挫折走到一起的日瓦戈和拉拉。本来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日瓦戈和拉拉各奔一方，失去了精神之母拉拉的日瓦戈陷入精神危机，拉拉失去了来之不易的爱情。

《日瓦戈医生》被认为是《战争与和平》之后，唯一一部能够在精神上反映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概括广阔的社会意义的作品。小说既有对十月革命前后那段历史的反思，也有对特殊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描写。

《日瓦戈医生》除了反思了十月革命前后那段历史的意义，还反思了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的意义，反思了十月革命前后的时代精神的本质，这三者构成了《日瓦戈医生》反思主题的三个层面——以个体在革命中的命运来反思历史，质疑了暴力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反思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质疑了思想改造和一代知识分子抛弃旧思想获得新生的历史趋势；反思时代精神，揭示时代精神的本质，质疑了时代精神的进步意义。

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是这部小说重要的主题思想。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日瓦戈是知识分子的典型，更是人性的象征。日瓦戈在经历游击队的俘虏生活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对自由生活和人格独立的渴望，他提倡通过和平的改良方式完成社会变革。而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集中体现了作者对人道主义的呼唤。日瓦戈和拉拉二人心地善良，反对暴力，追求个性和自我完善，并相互吸引，产生了爱情。但是残酷的现实夺走了日瓦戈的生命，二人的爱情最终以悲剧结尾。作者对这一爱情悲剧持肯定和歌颂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对人性之美的歌颂。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曾说过：“我想在其中提供出最近45年间俄罗斯的历史映像。”作品开篇从1902年写起，“结局”写到1929年，“尾声”则已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月，时间跨度前后约半个世纪。活动于上述历史时空中的，是俄罗斯社会各阶层的60多个人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一批知识分子。作品表现了他们在这一历史变动年代的复杂情绪感受，他们对时代所进行的思考。全书可以说是作家在战后岁月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20世纪前期俄罗斯历史所作的一种回望，并涵纳着他对这一历史过程的反思。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揭示了日瓦戈的悲剧不仅事知识分子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更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悲剧。

《日瓦戈医生》采取了奏鸣曲式的结构，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为一部分，这部分中作者将日瓦戈和拉拉的生活作为主题，组成了一个二重奏。第十六章为这一二重奏的尾声。第十七章收录了日瓦戈歌颂爱和救赎的抒情诗，为整部奏鸣曲的最强音。这三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展现出小说史实般的气势。

另外，小说有两条主线和四条辅线，主线分别为日瓦戈和拉拉各自的经历，辅线为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斯特列尔尼科夫的故事、游击队员帕雷赫的故事、知识分子戈尔顿的故事、杜多罗夫的故事。这几条线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关联起来，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05年俄国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革命战争、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下的真实社会。

《日瓦戈医生》并非通常所谓历史小说，它关于历史的反思，对“元历史的尘世承载者”个性的关注，是一种隐喻模式中的历史投影，是经由一系列场景、意象、象征和暗示呈现出来的存在于这一历史中的鲜活个性。作品不仅把主人公的札记和诗歌作为书中的某些章节直接植入文本，还描述了他写作的过程和其间的内心活动，以及他的手稿的命运，使文本中出现了“关于写作的写作”的文字。这类“关于写作的写作”的叙述，能使人感到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形象发生了某种交叠。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既生活于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参与了历史过程，又不同于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具有某种隐喻意义。日瓦戈死于1929年，正隐喻了苏联上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呈露出主人公的梦境与幻觉，是《日瓦戈医生》表现人物心理、隐喻人物性格和命运的一种重要手段。作品中曾多次写到主人公的梦境与幻觉，日瓦戈所做的关于拉拉和安东尼娜的梦，隐喻了他对这两位女性的不同情感和矛盾心理。日瓦戈和拉拉重返瓦雷金诺之后，共度了一段极为珍贵的美好时光，但这也是他们俩心灵上最为不安的时期，即将离别的预感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于是这时出现的诸多现象也就有如幻影般地和他们面临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似乎成为预示着他们不祥前景的意象。日瓦戈在写作时，眼前好像一直晃动着“月光下雪地上的狼”的影子，当天晚上，拉拉把狼的叫错当成了狗吠，认定这是一种坏兆头，他们感到无论如何不能再在瓦雷金诺久留。所有梦境和幻觉，都从不同角度隐喻了主人公的恐惧、忧虑、失落和怀旧等多种多样的情绪心理，且笔墨经济，远胜过冗长的心理分析。

同梦境和幻觉描写相得益彰的是作品中的意象运用。小说文本中曾多次出现“窗边桌上蜡烛已经点燃”的意象，这一意象在作品主人公的印象和意识中的多次出现，串联起若干具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巧合，隐喻了日瓦戈和拉拉之间的心灵感应和精神契合。《日瓦戈医生》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意象是“荒漠中的花树”——这也是作品第12章的标题。这棵美丽而孤独的花楸树，既是拉拉形象的一种象征，也是男女主人公的品格和处境的一种隐喻；既象征着他们高洁的精神境界，又隐喻了他们即便是逃到荒郊僻野，也无法躲避时代风暴冲击的命运。

作为一部第三人称的自传体小说，书中的日瓦戈是作者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面镜子，也是作者一幅精神的自画像。二人的经历不尽相同，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人都经历了俄罗斯历史上最为激荡的社会转型时期，都是细腻又敏感的诗人，都在时代的大潮中有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和认识，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日瓦戈因为拉拉而死，作者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也为了“他的俄罗斯”郁郁而终。在日瓦戈的身上作者“寄托了一个与自己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艺术家，同时又是真诚无比的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历史和革命时代，对哲学和宗教，艺术和人生的痛苦沉思。”

《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于1957年11月15日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小说于1958年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欧美获得极大反响并获得普遍的赞誉。在《日瓦戈医生》出版之前，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一直以诗人的形象在俄罗斯文学圈里生活，《日瓦戈医生》的问世不仅使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史地位完全改观，而且使其一跃而成为二十世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作家。

然而该作品在苏联国内却受到严厉批判，从1958年10月25日到12月1日，苏联《文艺报》上共刊登了423封公开信，绝大多数读者认定帕斯捷尔纳克污蔑革命污蔑苏联，应该被逮捕或者驱逐，帕斯捷尔纳克最终发表声明放弃诺贝尔奖。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联盟批斗并开除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此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日瓦戈医生》在苏联一直被禁止出版，被称为“世界第一本政治禁书”，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

半个世纪后，《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一书出版后揭露了地下流传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其实是由美国中情局资助的，并将其翻译成尽可能多的外国语种版本，以此作为反苏的手段之一。在中情局的策划下，俄国流亡者、梵蒂冈牧师、苏联运动员、大学生、游客都参与了偷运图书，扩散行动遍布全球。1989年，《日瓦戈医生》解禁后第一次全文出版，成为了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当代小说之一。

《日瓦戈医生》是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一生思想探索的艺术总结，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灵魂独立的颂歌，作者借日瓦戈表达的对世界的美好憧憬，激励人类为崇高的精神目标不懈奋斗。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凭借《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为：“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的史诗传统上，他都获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的《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一开篇便高度肯定《日瓦戈医生》的超越性意义：“我们期待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文学’，而是明白无误和总体而全面地讨论生命，能够把特殊性置于与普遍性的直接关系中，能够在它对过去的描写中也包含未来。”卡尔维诺还认为《日瓦戈医生》作为苏联小说具有典型性：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植根于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同时，独辟蹊径，既重新考虑传统，又远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路线；但又不可否认地将诗学力量倾注于当下——即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

批评家费奥多尔·捷斯蓬1959年（小说刚在国外出版不久）评价《日瓦戈医生》：“毫无疑问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地道的、卓越的艺术品，作者因此为俄罗斯建立了功绩，也为俄罗斯在全世界人面前建立了功绩。”

中国学者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中评价《日瓦戈医生》：“对于作家所要讲述的事情，这种“朴实”的方法也许最为合适；甚至那种整体结构不太严谨的随意性，也变得情有可原起来。……虽然《日瓦戈医生》写了个人命运为“历史”所制约、限定，却没有让个人生活经验，让丰富的生存之谜，隐没、消失在“政治的确定性”之后。”

美国学者艾娃·汤普逊——主人公日瓦戈是“一个依照圣愚模式塑造的人物”，作品的“结构混乱”。

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我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不幸，它的许多著名人物到了老年就开始想象他们为真理的教师，它是“一种果戈里式的失败——第二部《死魂灵》”。

《日瓦戈医生》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的电影作品，而在所有的改编中，最出名的应当属于1965年12月31日于美国上映的英国大卫·里恩改编、奥玛·沙里夫、朱莉·克里斯蒂饰演主角的电影，影片获得了1966年第38届奥斯卡奖的10项提名，获最佳剧本、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最佳原著音乐、最佳编剧等奖项。

时隔37年后，英国于2002年将小说《日瓦戈医生》改编成电视电影，影片全长226分钟，分为4个片段，主要供电视台播放。由吉亚科莫·卡姆皮奥蒂执导，凯拉·奈特莉和汉斯麦瑟逊主演。该片获得了第56届英国电影与电视艺术学院奖（2003）电视奖最佳新人导演及最佳多集电视剧提名。这部电视电影的改编在总体上比较忠实于小说原著。比如，与65版相比，02版在塑造拉拉与科马罗夫斯基这两个重要人物形象时就与小说原著高度贴近。

继1965年和2002年美国好莱坞和美国拍摄《日瓦戈医生》的电影之后，俄罗斯导演普罗什金再次将《日瓦戈医生》搬上了荧屏。2006年这部11集的电视剧正式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2006年度俄罗斯电视“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中，获得了最佳电视、最佳男主角、最佳音乐、最佳美术等奖项。相对于受篇幅所限的电影而言，电视剧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导演和编剧对原著做了较大的改编。编剧略去了大量的背景交代，减少了许多人物，对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做了较大的改动。改编后的《日瓦戈医生》虽在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中引起广泛好评，但在文艺界却引起了争论。作者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在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说：“谈论这种改编毫无意义。人物情节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我们在片中看到的是那些漫画般可笑的人物和荒诞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