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The Gadfly）是爱尔兰女作家艾捷尔·伏尼契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书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为背景，讲述了以牛虻为代表的革命家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一生。

小说分为三部分，主要人物是亚瑟（十三年后以牛虻的身份出现）、琼玛（十三年后的波拉夫人）、蒙泰尼里神父，讲述的是主人公牛虻青年时遭遇到信仰崩塌、亲人欺骗的打击，最后历尽磨难涅重生，变成一个坚定的革命家的故事。小说带有浓厚的反宗教、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主题，寓意鲜明，情节上极具戏剧性。通过父子、恋人、信仰、宗教的人物关系和阶级立场，把严肃的阶级革命和感性的个人命运、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牛虻》于1897年在纽约出版，同年9月在伦敦出版。该书在1953年被我国翻译家李俍民翻译成中文，6年时间发行量达100万册。1955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拍成电影。

《牛虻》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的社会、政治和宗教为背景，在被奥地利帝国侵占后，意大利在政治上被罗马教会和国内封建君主控制。作为政教合一的国家，罗马教廷不仅以宗教奴役人民的精神，而且直接掌握着政权与外国侵略势力一起奴役和统治本国人民，导致意大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为代表的革命家成立了“青年意大利党”，在1832-1833年领导人民群众在热那亚、塔斯加尼等地一次次的发动反侵略、反教会的爱国运动，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国家统一；1846年教会为了缓和被激化的社会矛盾，采取调和政策让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新教皇上台，妄图让意大利人民就范放弃抗争。书中第一篇发生在1832-1833年，第二第三篇则是1846-1847年当他流亡13年回来后，正值新教皇上任推行大赦政策笼络人心。因此，这是一部关于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革命家的小说，它是关于四十年代意大利运动的。

作者艾捷尔·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1960）1887年在伦敦接触到了各国在此流亡的革命者，其中俄罗斯民粹派作家克拉夫钦斯基对她的影响最大，在后者的鼓励下她前往俄国并在那里接触了圣彼得堡的革命团体。1890年回到英国后与波兰政治流亡者米哈依·伏尼契相识，并在1892年结婚。米哈依·伏尼契参与了当时的俄国革命，作为丈夫的得力助手也让她获得了很多关于革命的一手资料，为《牛虻》及后面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主人公牛虻出生在一个经营轮船公司的英国富商勃尔顿家里，但他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是母亲和主教蒙泰尼里的私生子，所以家里虽然富丽堂皇，可是除了佣人，家人对他都很冷淡。蒙泰尼里对亚瑟自然关爱有加，受蒙泰尼里的影响牛虻上了神学院，但得知亚瑟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后他变得忧心忡忡。在周游途中，他总是想和牛虻认真谈谈，但最终谁都无法改变各自的立场。

琼玛是第二个给予牛虻温情的人，他们也都是青年意大利党的同志，但这时年轻的亚瑟政治立场还不够坚定，他既想做一个虔诚天主教徒，又想参加赶走奥地利人的革命，他说“神父传播的是基督教，而基督是最伟大的革命家”；琼玛认为“意大利需要的不是忍耐，而是让人民奋起保卫自己”，牛虻则认为“如果愤怒和激情能够拯救意大利，她早就获得自由了；她需要的不是仇恨，而是爱”。同时，由于组织把重要的任务委派给了波拉，发现琼玛与波拉的关系亲密，让亚瑟对波拉产生了嫉妒之情。

正是亚瑟这一时期政治上的混淆，蒙泰尼里离开后在一次忏悔祈祷中把党的秘密和波拉的名字泄露给了卡尔狄神父，导致自己和波拉都被捕入狱。在牢狱里牛虻抵挡住了狱警的威逼利诱，他把基督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最后防线，但是雅威始终无法给予他现实的回应。在得知波拉是被爱上同一个姑娘而心生嫉妒的同志出卖时，他的信仰崩塌了；而不了解实情的琼玛也无法原谅亚瑟，给了牛虻重重的一记耳光。在得知自己是蒙泰尼里的私生子后，牛虻彻底放下上帝对他的束缚，用一把铁锤把代表信仰的耶稣蒙难十字架砸碎，伪装了自杀现场后，去追求真正的自由。

十三年后牛虻回到了意大利，历经拨火铁棒的毒打、给黑奴跑腿打杂、受尽矿工的折磨，最后在杂耍班里以残疾的身体取悦看客。他参加过阿根廷独立战争、以翻译的身份帮助杜普雷探险队完成探险任务、回国后参与了亚平宁地区起义。地狱般的生活在牛虻的的身上留下了可怕的痕迹，皮肤黝黑、左臂扭曲、左手断指、脸上有刀痕……他已不再是那个白净英俊精致的少年，成为了真正的斗士，政治立场坚定，专门与耶稣会派斗争。

在玛志尼党的邀请下牛虻又回到了琼玛身边，不过这一时期琼玛已经成为了波拉夫人，但仍未当初误会牛虻而悔恨。波拉夫人一开始并不喜欢牛虻，碍于组织的需要维持着同志的关系，但随着对牛虻的了解、特别是在得知牛虻的悲惨经历后，琼玛最终由衷的认可了牛虻，“像你这样经历那种环境的人，要是仍然能够矢志不渝，那的确是我所罕见的勇敢的斗士了。”同时，在牛虻的身上琼玛也感受到了亚瑟的存在，十三年后两个人的命运又交织到一起。

蒙泰尼里已经成为了红衣主教，他的使命是持续传播新教皇的自由主义，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蒙泰尼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传教士，他在民众中有着极佳的声誉,但是牛虻知道真正的蒙泰尼里是一个怎样虚伪的人。马梯尼是这样评价牛虻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激烈反对教士。在这个问题上，他实际上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他在佛罗伦萨发起了对蒙泰尼里的论战，与琼玛密谋把军火偷偷运进教皇的领地以便支援那里准备发动的起义，牛虻也亲自扮演香客到布里西盖拉现场对蒙泰尼里及其代表的耶稣会派提出尖锐的质疑。

当陀米尼钦诺被捕后，即使知道行动会有失败的风险，也毅然决定亲自前往敌人的腹地。当他们在布里西盖拉城的集市接头时，暗探已经认出了牛虻，为掩护同志撤退，牛虻再次入狱。他还没来得及亲自把真相告诉琼玛，命运似乎就这样让他们再次擦肩而过，但是牛虻的信终于让琼玛释怀。

第六章牛虻和蒙泰尼里的对话是小说的高潮，父子在狱中相认但矛盾也锐不可调，牛虻向蒙泰尼里表明了自己革命的立场，在蒙泰尼里面前痛斥了雅威和教士的虚伪，他希望可以以父子之情感化蒙泰尼里，让蒙泰尼里和自己一起走，逃离这死气沉沉是世界。但是蒙泰尼里始终无法放弃自己的立场，既想拯救自己的儿子又不想放弃对上帝信仰。这也是牛虻和蒙泰尼里最后的谈话，正如牛虻所说的，教士只会妥协；蒙泰尼里无法在牛虻这里妥协，所以他向统治势力妥协了，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敌人的枪口。

牛虻被捕，但是牛虻的精神并没有被囚禁，他把看守他的军士一个个策反了，他的精神感染了所有人。在被关押期间，看守的军士成了他的同志，为他传递信件、为他创造越狱的条件。就连 执行枪决任务的士兵都被他感染了，无法向其射击，甚至冒着危险给琼玛带来了亚瑟最后的遗书。六支卡宾枪结束了牛虻的生命，但牛虻给人们留下了反攻的“火炮”。牛虻死了，但他唤起了沉睡的人们心中的野性。

原名亚瑟·勃尔顿，十三年后以费利斯·瓦列雷士的身份重回意大利，牛虻是他的笔名。亚瑟出生在英国轮船公司富商勃尔顿家里，实际上是因为他是母亲和自己尊敬的神父蒙泰尼里的私生子。出于维护家族荣誉的目的家里人欺瞒了亚瑟的身世，作为亚瑟生父的蒙泰尼里显然更在乎上帝。被卡尔狄神父出卖后，他从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转变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在经过十三年地狱般的生活，亚瑟成了“牛虻”，他以笔为刀进行斗争，深刻揭露教会的虚伪，又深入教皇领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成为了与基督会派作斗争最坚决的的斗士。

牛虻的生父，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士，最后成为了红衣主教。作为一个主教，他深受民众的爱戴，他不仅是远近闻名的传教士，还是朝廷的代表。书中是这样描述蒙泰尼里的，“我们不喜欢主教，因为他们都是骗人的；我们爱蒙泰尼里大人，因为从来没有听说他骗过人，也没听说他干过无理的事。”但他不仅欺骗了亚瑟，而且充当了侵略者奴役民众的工具。牛虻年少的时候他让牛虻来决定他是否要去亚平宁半岛地区当主教，牛虻重新回到意大利出现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让牛虻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死；他爱亚瑟，又害怕雅威，所以牛虻只能打倒他。　

牛虻的初恋女友和他最重要的两个人之一，作为“新教徒”她比亚瑟有着更稳重踏实的性格，更早看清了基督教的虚伪，但因误会亚瑟出卖同志让她深感悔恨。十三年后她依然是党内的忠实成员，受到党内同志的尊敬，纪律严明、遇事大胆、值得信赖，“她对问题的看法一向都是很有价值的”、“你一向与众不同，可偏偏老是你的意见正确”，“她是天生的策动家”，与牛虻一起策划运送武器进入教皇领地。她很多次隐约从牛虻身上看到了亚瑟，但是她不敢肯定，甚至把亚瑟的照片给牛虻看；她希望到了最后时刻牛虻可以告诉他实情，但命运让他们再次错过。

马志尼党成员，他和牛虻一样都爱着琼玛，有着一个革命家的英雄本色，也是琼玛最信得过的同志。他不喜欢牛虻，但当他知道牛虻是冒着必死的决心深入敌人内部时，他说“她对我的思念好像不如对你那么深切。再说,列瓦雷士,这是大家的公事,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应当着眼于公共的利益……我不能肯定你就比我好，但是你比我有更多的长处。因此，你的死造成的损失更大。”

马志尼党成员，但确代表了那一时期革命队伍成分的复杂，书中说马梯尼是这样评价格拉西尼的“那天主教的马车进城的时候，他们夫妇那种卑躬到了什么程度？对他们来说，不管是谁，只要是被人们谈论的，他们就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巴结社会名流的小人。”格拉西尼这种人并没有彻底的革命意愿，他们参加革命是因为革命于他们有利，革命高潮的时候享受革命的果实，革命失败后比谁跑得都快。

小说的反宗教主题是通过亚瑟信仰上跌宕起伏的变化和坎坷的人生经历表现出来的，表达出了对宗教鲜明的批判，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革命家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体现。亚瑟一开始选择了雅威和人民，他曾一度以为基督是“最伟大的革命家”。当发现被卡尔狄神父出卖后，他用锤子把象征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敲碎，这是他第一次与宗教的决裂。重返意大利的牛虻以笔为刀，通过讽刺性文章揭露宗教的虚伪，与宗教进行激烈的斗争；甚至为了支援起义，秘密把武器运输到教皇的领地，从笔墨文章到发动起义把反宗教的主题充分表现出来。第三篇牛虻与蒙泰尼里在监狱里的对话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反宗教主题的高潮，牛虻抨击基督徒只会妥协推卸责任，甚至向敌人寻求援助，强迫蒙泰尼里在雅威和自己之间必须二选一。

小说以19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政治和社会环境为背景，把亚瑟塑造为这一时期意大利革命家的形象，讲诉的是意大利革命家领导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故事。起初青年意大利党人虽然还不成熟，但他们明确提出了驱逐奥地利统治者，建立独立和统一的共和国；即使后来的玛志尼党的屡败屡战，但他们的最大愿望还是成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和一个意大利联盟。无论是牛虻还是琼玛，甚至格拉西尼这类成分复杂的成员，他们都在探索意大利的未来，所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主题也是贯穿小说头尾的一条主线。

小说通过描绘作为革命家的牛虻在面对革命和个人情感上的冲突，体现了阶级革命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强烈对比。革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的决裂，不存在中间地带；年轻的亚瑟由于没有看清自己的阶级立场，既要选择雅威又要选择人民，导致了被卡尔狄神父诱骗的下场，结果是惨痛的，不仅党内的秘密被敌人发现了，还连累自己和同志被捕入狱。重新回到意大利的牛虻虽然与曾经的爱人一起并肩作战，但这时的牛虻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为了革命他隐藏了对琼玛的怨恨、为了革命他选择了放下对琼玛的爱，书中牛虻对马梯尼说“我是爱她，你不要以为我要去向她求爱……我只是打算去死。”他也爱神父，但神父所代表的基督是阶级革命的对立面，他只能要求神父在雅威和自己之间作出二选一的选择，结果只能是为了革命慷慨就义。

小说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主要是通过主人公牛虻的形象进行塑造的，牛虻年轻的时候就有着自命不凡的性格，不畏惧危险的任务（虽然最终任务委派给了波拉），即时被捕入狱也不向敌人投降（他并不知道是自己泄密了）；十三年后涅槃重生的牛虻有着更坚定的革命信念，对蛊惑人心的基督会派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亲自前往英国协调武器的运输支援起义，在得知同志被捕后毅然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接替工作，最后在掩护同志撤退时再次被捕英勇就义。马梯尼的身上也散发着那个时期革命家的精神，虽然他不喜欢牛虻，但为了革命的事业甘于替牛虻执行教皇领地的危险任务。革命英雄主义的旋律一直贯穿着整部小说。

这也是一部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小说，牛虻年轻的时候就有着乐观的性格，当然这也与其当时政治上的不成熟有关，他相信上帝和人民是可以在革命上达成平衡的。即使在南美地狱般的经历也无法磨灭他的心智，他依然可以从容面对自己身体的残缺。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谈吐诙谐、笑语连珠，总是带着欢乐的气氛。即使被捕后他依然乐观，笑着面对敌人的卡宾枪慷慨就义。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还写信安慰琼玛不要为他难过，而他还是一只快乐的牛虻。

小说的情节设定从一开始就极具戏剧性，富商的儿子竟然是神父的私生子，亚瑟无比信任的神父确欺骗自己最厉害的，曾经虔诚信仰的上帝也会把他出卖，无法接受真相的亚瑟伪装自杀现场逃到了南美。十三年后再次并肩作战的同志其实是曾经的爱人，纵然有无数次告白的机会，最终还是命运弄人，彼此只能再次错过。那个作为生父的蒙泰尼里，成了必须亲自打到的对象。父与子、恋人、上帝与信仰，小说正是在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发展中推向高潮。

牛虻，源于希腊神话里面河神的女儿伊娥，寓意是嫉妒与复仇。这也是整部小说的展开方式，对波拉的嫉妒，向神父、基督会派、甚至琼玛复仇。牛虻也是苏格拉底对自己的比喻，敢冒天下之大不，深刻揭露了教会的虚伪，即使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惜。同时，从亚瑟到牛虻，寓意着的正是那一时期意大利的革命家精神，他们在年轻时经受了打击，但只要不把他打倒，他就会勇敢的站起来；他们牺牲自己，为革命创造有利的转机。

1897年《牛虻》在伦敦出版，三个月后被译成俄语版，革命前出版达到75000册。1905年自由主义派杂志“俄罗斯思想”的书评家指出，这部长篇小说“很快地深入到广大读者中间，并成为工人喜爱的读物。克尔什桑诺夫斯基院士说，20世纪初《牛虻》被当作在先进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的工具。到苏维埃政权时期，该书出版达到74次，被译成18种苏联文字、约200万册在全国流通。

《牛虻》塑造的不仅是主人公牛虻的英雄形象，这一形象也影响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主人公卓娅和保尔·柯察金。

该书1897年在伦敦发行，但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里，关于艾捷尔·伏尼契没有任何介绍，在英国文学史的著作中也没有提到她，她的作品也没有再版过。

1953年由翻译家李俍民译的《牛虻》中文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与《简·爱》、《红与黑》并列为当时中国的三大外国名著。至1959年，发行量已达100万册。期间因国内形势的变化，从1978年6月《牛虻》重新出版，至1995年9月，累计印刷3次，发行总量达204万册。

1957年初王任叔在《论人情》里分析《牛虻》，认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而当前的文艺作品则“缺乏人情味”，“缺乏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1960年2月，姚文元发表文章《批判巴人的“人性论”》，认为巴人的文章“露骨地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加上此后中苏交恶，具有资产阶级人性的《牛虻》也受到了牵连。随着“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的到来，在破“四旧”、批“封资修”的浪潮中，该书不再符合时代精神，“牛虻”及其代表的精神也被本土英雄取代。

历史学者兼文学翻译家沈大力认为：“牛虻”乃是19世纪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

英国当代逻辑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曾高度评价小说《牛虻》，明确说：“这是我所读书籍中最为激动人心的一本。”

1955年，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将小说《牛虻》拍成电影，并由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创作《牛虻组曲》（The Gadfly Suite,Op.97a）。

2006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首次将《牛虻》搬上中国的话剧舞台，2021年3月26日，由王筱頔导演《牛虻》在广州话剧艺术中心上演。

艾捷尔·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1960），爱尔兰女作家 ，1864年生于爱尔兰科克市。189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牛虻》在美国出版，此后还写有《奥丽维亚·拉塔姆》和《中断了的友谊》等。1920年后在美国纽约度过了余生，1960年在家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