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之歌》是莫言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一篇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988年的《十月》杂志上，于1988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堂蒜薹之歌》真实地还原了弱势群体在信息闭塞，人微言轻的情况下在社会中生存的困境。大量农民在政府的号召之下种植蒜薹，通过出售蒜薹来实现经济增长，农民们亦对此有着憧憬。结果，蒜薹滞销，农民们找县政府官员们主持公道，政府官员对此却不闻不问。农民们走投无路，自发聚集起来，与政府方面产生冲突，最终酿成了“天堂蒜薹事件”。本小说取材于1987年山东省兰陵县发生的“蒜薹事件”, 得知此事后，义愤填的莫言只用三十五天时间就完成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创作出《天堂蒜薹之歌》，不避敏感题材，勇于农民发声，是一部“愤怒的小说”。

该作以第三者的视角向读者叙述了“天堂县蒜薹事件”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和人物，并继承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形式和非线性叙事，在以隐喻手法和西方现代主义手法描绘社会的同时，塑造了一系列朴实、醇厚的农民形象，由此表达了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底层群众的社会关怀。《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消解了我们对于80年代中国农村的刻板记忆，揭示了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此外，该作是莫言众多作品在西方世界中中最受瞩目且销量最好的小说之一，在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流传，于2012年被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长彼得·英格伦推荐为品读莫言的入门书，并于2017年获得泰国最佳小说翻译奖。

20世纪80年代初，中原地区的农村开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激活了农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的温饱问题在短短几年间就基本解决了。但同时，农村的一些基层干部贪污腐败，侵占农民群众辛苦所得的劳动成果。1984年，莫言的四叔在赶着牛车卖甜菜的路上，被替乡党委书记拉建筑材料的卡车撞死了。肇事司机没有汽车的驾驶证，还是酒后驾驶，理应判刑。但县里的交通大队却偏向了乡党委书记这边，将四叔这个农民的生命视为草芥。堂弟前往公社讨说法，却被置之不顾，只连人带牛获得赔偿三千余元。而在莫言参与料理四叔的后事时，乡党委书记却不肯出席。那时，“我总感觉心里面压着很大的一股气”，这种深厚的情感一直支撑着莫言的写作，《天堂蒜薹之歌》中同样无辜惨死而未得到合理安置的方四叔就是以莫言的四叔为原型的。

1987年5月27日，响应政府号召投入大量心力种植蒜薹的农民却因为政府对外地客户变相收费而导致蒜薹滞销，这引发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于县城卞庄大集，挤满卖蒜条子的各种车辆。芦柞镇一蒜农将一车蒜苔拉进县政府院内，到处抛撒，引起群众围观，多达千人。极少数不法分子从中煽动群众冲进办公楼，打砸县政府，与此同时，神山镇的青竹、和庄一带过路汽车十多辆被砸，有的司机、干部被打。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蒜薹事件”。

彼时中原地区的文坛和批评界正普遍地学习和借鉴国外译介过来的文学作品和各种理论，处于新旧交替、中外混杂的特定时期，各种流派异彩纷呈，热闹非凡。莫言也在尝试“红高梁家族系列”的“先锋小说”的创作，很有可能使他扬名立万。但正如莫言多次申明的那样，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农民，感同身受着农民的生活和命运。“蒜薹事件”让他想起了惨死的四叔，引爆了莫言心中郁积日久的激情，他躲在北太平庄一个部队的招待所，拿起笔来，“家乡的父老乡亲便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们各自最适合扮演的角色。” 35天后，《天堂蒜薹之歌》这部 2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便问世了。

《天堂蒜薹之歌》初刊于1988年《十月》第一期，并于同年4月在作家出版社发行同题单行本。1993年，莫言将书名改为《愤怒的蒜薹》再版发行，相较于初版本，除了对题目进行了修改以外，副文本中的题记、自序和部分章节前张扣所作的歌谣唱词也做出了改变，尤其是最终结局的改变，由向现实妥协的说书人变成了丧命的结局。在1995年于美国出版的英译版本中， 莫言再次对《天堂蒜薹之歌》进行了修改。这一版的修改《天堂蒜薹之歌》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和审美倾向，给蒜薹事件的几个重要人物增加了悲剧性的结局，并删改了原版的部分报道和社论。

2004年1月，该作将书名重新改为《天堂蒜薹之歌》于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该版本延续了英译版的思路，保留了原版本中第二十章《群众日报》的报道和评述，并增添了第二十一章，专门交代参与“蒜薹事件”的几个农民的结局，此后再发行的中文版都改用了这个新的结尾，这一版本也成为了该作的定本，之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天堂蒜薹之歌》, 都采用了这一版本。该版本将叙述的时间延续到了蒜薹事件结束的几个月后，简洁地安排了方四婶自尽、高马被击毙和张扣死亡的悲剧结局。

天堂县是一个大蒜出口基地，盛产优质蒜薹，加之当下政府号召大蒜栽种，所以这里的村民们每家都种植蒜薹，指望通过蒜薹买卖来赚钱。天堂县有一个名叫张扣的瞎子，他能拉二胡，能弹三弦琴，更能编出各种各样的歌词，说书讲故事，深得老百姓喜欢。复员军人高马与方金菊的恋情遭到方家的反对，方家为了给年过四十，腿有残疾的大儿子方一君娶亲，与刘、曹两家签订了换亲协议，让年方二十的方金菊嫁给四十五岁并患有气管炎的刘胜利。高马以婚姻法为武器去方家讲理，被痛打一顿，他于是又去乡里告状，被助理员杨民政打了出去，因为杨民政是换亲者的亲戚。后来高马和方金菊决定私奔，却又被捉回，遭到方四叔的毒打，但此时金菊已经怀孕了，方家人被迫同意将金菊嫁给高马，但条件是高马必须给方家一万元，高马对此信心满满，他相信他的蒜薹能帮他凑够钱。

农民高羊命运多，他出身不好，还被污蔑为地主阶级，从小备受欺凌，还因为偷偷藏娘遭到了县领导的惩罚，但他心地善良，胆小怕事，在权势面前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一次，高羊和方四叔去县城卖蒜薹，沿途被强行收缴了各种税费和罚款，好不容易走到蒜薹收购点，却又听到冷库已满，停止收购的通知，愤怒的群众想要闹事，高羊和方四叔怕引火烧身便往回赶了。在赶着牛车卖蒜薹的途中，方四叔意外被车轧死，但他死后不仅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反而遭到官府的打压。

之后高羊再次来到城里卖蒜薹，然而县里停止收购，又不许外地的人来收购，致使大量的蒜薹腐烂变质，断绝了农民群众的生路，蒜薹再怎么贱卖都卖不出去了，而各类税费和罚款在没有卖蒜薹之前就被强行征收，更是使得农民的情况雪上加霜。农民怨声载道，民怨沸腾，集合起来去县政府请愿，县长不出面，最后激化了矛盾，酿成了天堂蒜薹事件，包括高马、高羊在内的农民们大闹县政府，方四婶被压抑的满腔怒火也由此彻底爆发，放火烧了县长的办公室为方四叔报仇，最后高羊、方四婶遭到了逮捕，高马则在外逃避拘捕。方金菊听说此事，顿感自己家破人亡，最后上吊自尽，高马在发现了金菊的尸体后也彻底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在为金菊办丧事时被逮捕。

最终，天堂蒜薹案第一审在县政府开庭，一个身穿军服的年轻军官在法庭上指出，天堂蒜薹案件的导火索，根本的原因在于天堂县昏聩的政治，并鼓励人民推翻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和政府，提出应当就县长的渎职向天堂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大庭里响起疯狂的掌声，最后高马为首的二十几个农民则到劳改农场服刑去了，瞎子张扣也曾因为在歌唱中针砭时弊，为农民说话，控诉政府，而被列为“天堂蒜薹案”的“头号罪犯”被收审，后因眼瞎而得到宽大处理，之后他依然每天坐在县政府旁边的斜街上，不知疲倦地演唱着天堂蒜薹之歌，然而有一天早晨，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嘴巴里塞满烂泥。事后有确切的小道消息称：原天堂县长、县委书记因认识了错误，要弥补过失，被改调至岳城县和三河市担任县委副书记，分别兼任副县长和县长。

天堂县的一位眼盲说书艺人，民间歌唱者，六十六岁。他用自己的歌曲唱出内心的正义，把歌声当作武器。“让我闭嘴难上难，肚里有话就要说，张扣和乡亲们心连心。”曾被透明胶封嘴，收审后因目盲而获赦免，仍旧在县政府旁边的街道坚持演唱天堂蒜薹之歌，最终被人恶意害死。

天堂县高乡农民，退伍军人，父母早亡。性格充满叛逆，爱憎分明，不畏强暴，敢爱敢恨。在与方金菊恋爱的过程中受到方家人的阻碍，到乡政府找民政助理告状未果，携带金菊私奔失败，被方家兄弟抓住后打了个半死。由于方金菊怀有身孕，方家父亲以一万块钱作为把女儿嫁给他的条件。高马把希望寄托在蒜薹的收成上，结果大蒜滞销，他参与围着县政府反抗，并带头把自己卖不出去的大蒜都抛到县政府院里、煽动群众打砸县政府。因此，他被捕入狱。后听闻金菊被卖给别人结阴婚，高马企图越狱复仇，被枪击死亡。

出身地主家庭的天堂县高疃乡农民，40岁。性格温顺、怯懦、逆来顺受，一生三次被逼喝尿。从小受尽欺辱，13岁时屈于同学威压喝了自己的尿。“文革”时因为不肯说出母亲的埋葬地点受尽迫害，再次被逼喝尿。参与包围县政府抗议时内心的不平衡爆发了，第一次做出了反抗的行为，因参与破坏政府被捕入狱。在狱中，被同室犯人第三次逼迫喝尿，决心日后做一个温顺的农民，后被判入劳改农场服刑。

方金菊是方四叔和方四婶的女儿，有两个哥哥。性格淳朴、顽强，容貌美丽。为了给她的大哥娶媳妇，家里人打算把她嫁给一个有气管炎的老头。她在高马的追求下与其陷入热恋，决心反抗家里安排的婚事、与高马私奔。私奔被抓回来后，发现已经有了高马的孩子，于是父亲同意以一万块换取亲事。但由于大蒜滞销，她的父亲死亡、母亲被抓、高马逃跑，她无奈选择自杀。后尸骨被人掘取，被配冥婚。

本名方云秋，方四婶的老伴、方金菊的父亲。担心大儿子娶不到媳妇，决心牺牲女儿的婚事。即使金菊坚决反对，也毫不心软、痛打女儿。在女儿和高马私奔抓回后，得知女儿怀孕，终于退让。最后被乡政府王书记坐的车压死。

原本姓孙，方四叔的老婆、方金菊的母亲。方四婶是可怜的愚民，甘愿牺牲女儿金菊的幸福来为残疾的儿子换亲。丈夫被乡政府王书记坐的车压死后，只得到了包括压死的母牛的三千五百块钱的赔偿。她在愤怒之下点着了县政府大楼内的一堆用纳税人钱买的物品，被捕入狱。终于，她幡然悔悟，托人给女儿金菊带信，让她与高马好好过日子。两次自杀，第一次未能成功，第二次于家中缢死。

天堂县县府办公室副主任，在“5·28天堂蒜薹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当农民闹事时，他不想办法解决，反而只想压制，最终引发了众怒。

天堂县县长兼县委副书记。“天堂蒜薹事件”负有主要责任，受到撤职处分。

天堂县县委书记。“天堂蒜薹事件”负有责任，受到停职检查处分。

《天堂蒜薹之歌》写了官吏欺负农民，农民奋起反抗的蒜薹事件，并在其中穿插了高马和方金菊二人在当代社会的悲剧爱情，展现了现实对人的压抑，借农民之口发出了“我恨你们，但是我不恨社会主义”“我很你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糟蹋共产党声誉的贪官污吏”的愤恨之声。作者站在人民的立场之上，洞察到了天堂县被一种绝对权威的统治性权力控制的事实，以金菊生活在家庭高压之下，爱情不被成全的痛苦刻画了父权制对于子女的禁，以及其在农村中的重要位置；以天堂县政府不合理的税费、无制约的压迫写出了政权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并通过官官相护的权力网的编织构建出了政治的黑暗。通过对权力运行的书写，作者展现了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对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以此表现出了作品的社会批判主题。

《天堂蒜薹之歌》深刻挖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根性，并剖析了他们在当时的生存状态，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农民的复杂人性，通过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的塑造，体现了作者对现实底层人民的深切关怀。作者在该作中细致刻画了中国农民的爱、恨、残忍、文雅和粗俗，以他们的生活状态的再现，引导读者进入中国农民的内心，体味他们的生活和感情。作品将视角聚焦于农村的中下层官吏和普通民众，刻画了一群素质低下、漠视群众利益甚至增加农民负担的官吏，把农民描写成一种不平等社会体系的牺牲品，充分展现出了在腐败的乡村干部的控制下，农民无法控制自己生活状态的现状，表达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关怀和爱以及对农民物质生活富裕、政治生活自由、精神生活丰富的期望。

《天堂蒜薹之歌》以第三人称为主，作者以第三者的视角向我们叙述了“天堂县蒜薹事件”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和人物。第三人称的叙述使得小说描写更加客观自由，由天堂县农民的悲惨生活及高马与金菊的悲剧爱情的前因后果，真实展现了国家改革时期的农村的生活，严厉批判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人们生活造成的伤害。同时，莫言还在小说中结合了多个视角，除了作者的叙述视角，还有瞎子张扣的民谣和《群众日报》 的报道，使得故事的展开更具有合理性与生动性。

《天堂蒜薹之歌》的每一章开头都以盲人张扣所唱的歌谣开篇，继承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形式，为小说的整体构建了有序的框架。每一首歌谣都是对接下来情节的高度概括，用通俗的语言抨击某些官员的不法行径和不为作风。

同时，莫言采用了非线性叙事，并不简单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小说，而是结合了预叙、倒叙和插叙进行叙述。其中，每一章开篇的民俗音乐演唱就是预叙的典型代表，民谣演唱对小说的内容起到了提前讲述的作用。文章的开篇先写了警察抓高羊和高马的场景，而不事先交代两人做了什么事，就是使用了倒叙的叙事手法。纵观整篇小说，故事大体是在过去与现在的交错中叙述的，一方面讲述高羊及其他犯人被逮捕入狱，另一方面讲述高马与金菊的爱情故事，两条线索交叉展开，而不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运用了插叙的叙事手法。

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大量使用了狗、牛、马等动物意象作为象征方法，比如高马（"富大的马”）在逃避警察追捕时，作者用"像一匹上了绊索的高头大马”来形容他。而在高马与金菊的爱情故事中，也始终有一匹枣红马贯穿着两人的发展。枣红马暗示着金菊的希望，当金菊赶走枣红马后，她就是放弃了希望，选择了自杀。莫言将人和动物联系在一起，隐喻在乡村政治的腐败下，人类像野兽一样艰难求生，农民遭受压迫。

《天堂蒜薹之歌》中描写了高马与金菊、金菊与胎儿、高羊与娘以及杏花4处魔幻的梦境，用荒诞的现象展现人物内心对于不公现实的反抗。这些荒诞的梦境折射出同样荒诞的现实，原本被惩处的官员在结局又安然无恙甚至升职，使得整篇小说中人物的抗争变得没有意义。一切的荒诞充满了讽刺意味，表达了莫言期望揭露丑恶现实以改变农民困境的希望，是现代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另外，小说中审丑的艺术写作方法是西方现代主义的典型手段。小说通过描写人性的“丑”和污秽物的“丑”，烘托了农民生活的不易。大哥用把自己的妹妹嫁给老头的方式换取媳妇、发酸的臭蒜薹味儿萦绕整篇小说，诸如此类的“丑”态让人无法直视，烘托了小说压抑、艰苦的范围，引发读者对现实社会的思考。

莫言着重描写了农民因为蒜薹滞销而抗议的激烈场面，以高马和马脸青年为代表的热血青年勇敢地和黑恶势力抗争，正义、不向命运屈服的形象栩栩如生。另外，高马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反抗方四叔和方四婶，表现他接受过新教育、拥护国家法律条例，展现出了一个新时代农村进步青年的形象，与以方四叔为代表的传统封建顽固势力大相径庭。此外，莫言还在小说中刻画了一大批朴实、醇厚的农民形象，他们热爱生活、心怀正义，对生活有着最纯粹美好的渴望。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然而，在小说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得到的关注和反响并不高。莫言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猛地在《红蝗》《欢乐》之后写了这么一篇，他们感觉我这 一步也倒退得实在太大了，几乎没人来评价。 ”而如今回看，莫言在小说中关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和对农民形象的刻画，消解了我们对于80年代中国农村的刻板记忆，揭示了农民真实的生活状况。并且作品中大量富有中原地区农村特色的方言等的中国文化负载词，为小说增添了独特的中国韵味。而在西方世界里，莫言是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天堂蒜薹之歌》又是其众多作品中最受瞩目且销量最好的小说之一。小说于2014年在泰国出版，2017年获得泰国最佳小说翻译奖，被泰国文坛赞誉为史诗般的小说。此外，小说还在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等多个国家流传。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英译版，也是因为《天堂蒜薹之歌》让莫言与葛浩文结缘，推动了莫言获得世界文学界的认可，增强其作品对西方读者的吸引力。201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长彼得·英格伦在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时，推荐《天堂蒜薹之歌》为品读莫言的入门书，诺贝尔奖官网也摘录了《天堂蒜薹之歌》的一个章节作为对莫言作品的介绍。

加拿大汉学家、翻译家杜迈可评《天堂蒜薹之歌》的艺术特色：“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一多接，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并在著述中称赞《天堂蒜薹之歌》是一部“成熟的艺术之作,风格雄浑,情感充沛,思想深遂”，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构思立意最出奇、艺术造诣最高超的叙事性作品,充分展现了农民生活的复杂性”，“读者从这部作品中获得一种明确的意识，可以理解中国农民是怎样一种生活状态,他们的爱、恨、善良、残忍、文雅和粗俗以活生生地感受到这一切。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位写作农村题材的20世纪中国作家更加系统深入地进入到中国农民的内心，引导我们感受农民的感情,理解他们的生活。”

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贺仲明评：“莫言小说对苦难的现实和精神层面的揭示大都不是分离的，而往往是密切的结合。像他在1988年创作的《天堂蒜薹之歌》既是他最直面现实、批判态度最为尖锐的一部作品，也同时展现了农民心灵的苦痛，对一次现代"官逼民反”事件的写实式再现与对无路可走的农民内心的恐惧和彷徨的叙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对农民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揭示。”

西班牙著名图书网站为《天堂蒜薹之歌》编写简介：“莫言写出了一部史诗性的小说。这部小说用抒情的意味描绘美好,也用野蛮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残暴。这部东方式的悲剧将我们带入一个隐秘的、仍然不为人所知的当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