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1912年2月15日～1935年7月17日），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国音乐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曾用笔名有黑天使、噪森、浣玉、王达平等 。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聂耳以聂紫艺之名考入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音乐学习班。1930年因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身为进步青年和共青团员的聂耳有被捕的危险，于是他在家人的安排下抵达上海，同年11月聂耳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1931年聂耳参加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聂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苏联之友社），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常委兼组织部秘书长。1934年，聂耳返回上海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创作了一系列进步歌曲。1935年初，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了《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聂耳音乐创作数量不多，题材主要是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精神的感召力，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被誉为“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代表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卖报歌》 《金蛇狂舞》等。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称聂耳是“划时代的作曲家、民族呼声的代表者”，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民众音乐”。2009年9月10日，聂耳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聂耳的父亲是儒医聂鸿仪，母亲是彭寂宽。1902年，他们二人在云南昆明甬道街租下一间小楼，开了一间名为“成春堂”的医馆维持生计。1912年2月15日，夫妻二人在此地诞下一子，取名为聂守信，即聂耳。

1916年，其父聂鸿仪积劳成疾，离开人世。母亲则考取了行医资格，继续经营成春堂，白天挂牌行医，晚上替人洗衣服补贴家用。

1918年，母亲把父亲遗留的八音钟送进当铺，再加上多方筹措和亲友的资助，6岁的聂耳进入了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

1921年，聂耳全家搬到了昆明端仕街。他家邻居姓邱，是个木匠，聂耳从他那学会了吹竹笛，又从别的大人那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琴和月琴。另外，在家里，聂耳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结伴练习，家里乐声不断，常常引得路人驻足聆听。

1922年2月，10岁的聂耳以优异的成绩初小毕业。但因当时升入本校高小需要自购童子军装备加入童子军，而聂耳的家庭无法负担，因此他转学到私立求实学校就读高小。在校期间，聂耳品学兼优，还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

求实小学为了活跃学生的文娱生活，经常举行游艺晚会，演出一些小型节目，如清唱、双簧、乐器演奏等。因为音乐演奏需要有组织的排练，人员也要固定下来，经过推选，由一些爱好音乐的小同学组成了一个“儿童乐队”。聂耳经常是这项活动的积极参加者。1923年冬季，学校举行了游艺晚会。在这个晚会上，聂耳参加了“清唱”和“双簧”的表演并指挥了“儿童乐队”的演奏。

1925年1月，聂耳在高小毕业时，云南私立求实学校专门颁发给他第一号褒状。

1925年 ，聂耳小学毕业后，受到之前相识老师的资助得以报考云南第一联合中学，此校向来以难考著称，聂耳还是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此校大部分学生住校，聂耳因家庭负担不起住宿费，学校允许他走读上学。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走向高潮的阶段，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的革命群众运动迅速得到开展，传播各种进步思潮的报刊遍及全国。聂耳当时曾广泛阅读了《生活知识》《创造月刊》等进步书刊，并热情投入反抗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五卅"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演出等活动。 此外，中学的生活，更增强了聂耳对音乐、文艺方面的爱好。他积极地参加各种器乐合奏的活动，开始对云南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音乐”发生兴趣，并广泛习唱当时群众中所流行的各种中外革命歌曲（如《马赛曲》、《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等）。

虽然身处相对封闭的云南，但读中学时的聂耳就逐渐认识到了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尽管学校的功课很忙，但他会想尽办法挤时间学习英语。聂耳学习英语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经常自己在家练习英语。为了加强记忆，聂耳把一些单词抄在小卡片上，装在口袋里，有空就拿出来练习。他还坚持读英语文学作品的原文，如 《天方夜谭》 《鲁宾逊漂流记》等他都读过。初中毕业时，他就已经能够进行普通的英语对话，能用英语写日记了。

1927年夏天，聂耳初中毕业，但家庭经济的困难依旧没有改善，如果升高中读书，家里根本无法负担得起。因此他决定报考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云南省唯一的公费学校。

1927年秋，聂耳进入了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的“外国语组”，主修英语。当时省立第一师范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 在地下党和共青团的直接领导下该校学生参加校内外进步活动很频繁。聂耳也参加了共青团外围组织“读书会”，阅读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和新文艺作品，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并开始萌发参加革命组织、投入实际革命斗争的想法。

聂耳从小就酷爱小提琴，但因小提琴价格昂贵，他只能在听到邻居拉小提琴时过去请教。这位邻居正是省师范附属小学的音乐教师，叫张庾侯。在了解了聂耳的来意后，张老师被他求学若渴的真诚打动，答应教他小提琴。后来聂耳又认识了爱好音乐的廖伯民先生。他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研究音乐理论，合奏歌曲。经过不断练习，聂耳的小提琴进步很快 ，他很快从简单的曲子学到了 《马赛曲》 《梦幻曲》等世界名曲。

1928年3月30日，聂耳目睹了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党员赵琼仙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壮烈情景。作为党领导下的"济难会"（后改为"互济会"）成员，曾数次去监狱探望、接济被关押的革命同志。

1928年秋天，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为追求真理与正义，聂耳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积极参加学习革命理论、讨论上级文件、刻印张贴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并在作文《我的人生观》中疾呼“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因而应当“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1928年，年仅16岁的聂耳尚未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反动性、欺骗性有深刻的、全面的认识。因此当他听说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公开招募“学生军”派驻外省时，他与同班的几位进步学生还认为这是“男儿有志四方”、可以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好机会。于是，他背着家庭，毅然志愿去报名参军。

1928年11月30日，聂耳离开省立一师，乘火车离开昆明，经滇越铁路在越南的海防换乘轮船至香港、广州。12月15日，行军到达湖南郴州驻地。12月17日，16岁的聂耳和几个同学被编入16军“新兵队”，开始为期3个月的集训生活。12月26日，他们通过熟人疏通离开“新兵队”，到连队去当一等录事（准尉）。因为部队缩编的缘故，又改为文书上士。

1929年3月，随军南下广州，想进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因不是军官不够资格未成，4月8日遭部队遣散。聂耳还想去上海中央汽车学校或广州航空学校学习，因考期尚远，生活费用品贵，均无法实现。4月12日，聂耳化名“聂紫艺”考取欧阳予倩主持的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演剧学校音乐班（公费），4月13日搬入后，才知道它仅是学习粤剧的锣鼓、丝弦。因兴趣不合，14日搬回旅馆。1929年5月6日，由同行的某同乡教官代垫旅费，聂耳才返回家乡云南。

1929年聂耳重返云南省后回到省师三年级进行学习，他曾在笔记本与日记中抄录马克思的简历，及其关于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等论述。课余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常在一起唱奏《伏尔加船夫曲》、《梦幻曲》等名曲。在同乐会，恳亲会上独奏小提琴，为女友袁春晖等人演出黎锦晖编写的《三蝴蝶》等儿童歌舞剧伴奏，被称为“洋吹鼓手”。还经常表演口技、双簧、魔术、吹树叶、踢踏舞等。

在此期间，昆明市有一位叫柏希文的法国籍教师创办了“英语学会”，帮当地的老师和学生补习英语，对于家庭有困难的学生还免收学费，聂耳就是他免收学费的学生之一。柏希文知识广博，还精通古典音乐和钢琴。柏希文有一架钢琴，在得知聂耳喜欢音乐后，他便免费教聂耳乐理和钢琴弹奏，这为聂耳以后的音乐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29年7月11日，因军阀混战，昆明的火药库发生大爆炸，无辜百姓死伤千余人。聂耳作为地下党领导的“七·一一青年救济团”的主要成员，参加了要求当局赔偿灾民损失的斗争。因而受到军阀政府的注意，聂耳被迫暂时去乡间躲避。事态平息后，才返回学校。

10月底，在省师戏剧研究会举办的游艺会上，聂耳扮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剧中的“朱丽叶”、“玛丽亚”等女主角。除此之外，聂耳还曾担任学生会的宣传部长，在学生运动与演剧活动里，成为了昆明的著名人物，并结识了张鹤，艾思奇等友人。

1930年春节，聂耳随省师学生会去玉溪演出，扮演话剧《春闺怨》的女主角。 4月24日深夜，武装宪兵来学校抓走了与聂耳同寝室的共青团员与进步同学。5月10日，传来了军阀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三哥的友人看到法院院长的桌子上，放着写有聂耳名字的“黑名单”)，家里只得又让他躲了起来。 7月1日，聂耳从高级师范毕业。但因被同一团支部的叛变成员出卖，有随时被捕的危险，极需远走高飞。适逢“云丰”商号请聂耳的三哥去上海当店员，经协商店主同意由聂耳顶替前往。

7月9日，由聂家三兄弟组成的家庭小乐队为聂耳送行，他们合唱了歌曲《远足行》《满江红》。另外，聂耳还独奏了德国作曲家舒曼创作的《梦幻曲》。7月10日，聂耳乘火车取道越南，在海防乘轮船经香港出走上海。

1930年7月18日聂耳抵达上海，在“云丰”申庄做一名不领工资的店员，后改为所谓“驻申稽查员”，才领得一些微薄的工资。11月，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1年3月28日，聂耳看到《申报》上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的招生启事，立即以“聂紫艺”的名字前往报考。联华影业公司为筹备拍摄有声电影片，当时正在协商将黎锦晖领导的明月歌舞剧社，改组为该公司的音乐歌舞学校（通称“联华歌舞班”)，事先登报招考演员和乐队练习生。 4月1日，经黎锦晖主考初试合格。4月8日，复试时虽然小提琴的演奏刚入门，由于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有根底，常识丰富，精神振作，身体健康，在百余位竞争者中，聂耳被破格录取为乐队练习生。

4月22日，聂耳迁入该校。 5月，聂耳随明月歌剧社去南京演出，返沪后每天抓紧时间练习小提琴，并向社内提琴“小老师”王人艺请教，演奏技巧大有进步。

1932年1月聂耳就开始了音乐创作的尝试，他先后写过一首小提琴曲《悲歌》、两首口琴曲《进行曲》与《圆舞曲》（小提琴曲谱已遗失）。聂耳有着敏锐的听觉，人们常戏称他为“耳朵先生”，他也就干脆给自己定名为“聂耳”。

1932年 "一·二八"事变爆发，帝国主义的战火烧到了上海近郊，聂耳根据自己在战场上探索的亲身经历，写下了一篇散文，名为《一个冒险的摄影故事——“一·二八”的回忆》。除此之外，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的苦难、民族的危亡、统治当局坚持反共卖国的反动政策以及革命书刊、进步思潮的影响，促使聂耳严肃地思考自己的艺术观和应走的道路。他逐步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的艺术家必须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去要求自己、正确处理自己跟社会、时代的关系。

受战争影响，联华影业公司决定节员简政。1932年3月24日，歌舞班被遗散，仍恢复为明月歌剧社，聂耳被选为负责音乐研究股的执行委员。 4月22日，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在明月社教室里会面。6月初，聂耳返沪后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电影评论小组开展的多种活动，并以"黑天使"等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下流》《和《人道＞导演者的对话》《十九路军一兵士》《黎锦晖的《芭蕉叶上诗》等评论文章。

1932年7月22日，聂耳在左翼刊物《电影艺术》第三期上，发表战斗性评论《中国歌舞短论》肯定黎锦晖的某些作品中也"有反封建的元素"、"描写出片面的贫富阶级悬殊"的同时，尖锐批评明月歌剧社的创办者黎锦晖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仍然鼓吹"为歌舞而歌舞"的错误主张，为追求票房价值而去迎合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仍然演出麻醉青年儿童的香艳肉感的歌舞。但聂耳的这些忠告不被社内的某些人所理解，反而引起轩然大波。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对付"黑天使"的问题，却不许聂耳出席，聂耳毅然退出了明月社。8月10日，明月歌剧社在上海《时报》刊登启事，声明聂耳“因故退社”。

1932年8月7日，聂耳乘船离开上海。8月11日，经天津乘火车抵达古都北平（今北京），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口的云南会馆里。9月13日，聂耳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但因党义等科目的答题不合乎当局的观点，未被录取，遂向清华大学的俄籍音乐教师托诺夫（Tonoff）学习小提琴。9月中旬起，经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去函介绍，聂耳参加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排练、演出和组建活动。9月23日，应北平剧联机关刊物《戏剧新闻》的约请，聂耳撰写了文稿《上海电影界》（已佚）。

1932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学生在学校大礼堂举办了义勇军募捐游艺会，聂耳受邀参加，表演了《第五变奏曲》。

11月5日，聂耳在北平剧联组织的一次演出中独奏小提琴，在独幕话剧《血衣》中扮演了一个角色。11月6日，聂耳因长期找不到工作，生活无法维持，离开了北平，返回上海另谋出路。

1932年11月8日，聂耳乘火车回到上海。1933年初，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聂耳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在上海联华一厂摄影棚的一个角落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2月9日，党的电影小组领导成立外围群众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聂耳被选为执行委员兼组织部秘书。2月12日，聂耳与任光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

3月21日，聂耳任联华公司一厂音乐股主任，除了给影片配乐外，还要辅导陈燕燕等电影演员唱歌。3月22日，他被选为联华一厂俱乐部的执行委员兼秘书，负责出版墙报、组织体育比赛、举办春节联欢会等工作。

3月14日至6月29日聂耳担任影片《母性之光》的剧务及插曲《开矿工》的作曲工作。5月9日至12日，聂耳到杭州拍摄外景，扮演了影片中的一个群众角色——黑矿工。影片《母性之光》的插曲《开矿歌》，是他创作的第一首表现工人阶级斗争意识的电影歌曲。

1933年为左翼剧联组织演出的独幕话剧《饥饿线》插曲《饥寒交迫之歌》（催眠曲）作曲，为女报童杨碧君作儿童歌曲《卖报歌》。

1934年1月24日，因积极参加各种左翼文艺活动，领导联华公司同人会（即工会）与资本家进行斗争，联华公司老板以请他休养身体为名，将聂耳辞退，他再次失业。

1934年春天，聂耳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4月1日，聂耳由地下党组织安排进入英商“东方百代公司”，担任收音、教授唱歌、抄谱、作曲等工作，后任音乐部副主任。另外，他和任光、安娥一起组织出版了一批进步歌曲唱片，并为多部进步影片录音配乐。

1934年5月，为了发展中国的民族器乐合奏，丰富中国乐器的演奏技巧，聂耳领导组建了百代公司国乐队（对外公演时又名"森森国乐队")。他们在游艺会上多次演奏《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改编版民族器乐曲，后均灌制成百代唱片。

5-6月，聂耳为影片《南洋大观》《渔光曲》配音响和音乐。6月，聂耳为田汉编写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了《码头工人》《苦力歌》（后改名为《前进歌》）等四首歌曲。6月30日-7月1日，聂耳除担任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导演，成功扮演了此剧的男主角—打砖工人老王。

1934年年底，聂耳以笔名王达平撰写了综合性评论《一年来之中国音乐》，总结了1934年中国音乐界在电影、广播、出版、演奏、论争各方面的情况。

1935年1月，聂耳担任联华影业公司二厂音乐部主任，为该厂拍摄的影片《新女性》配音并作主题歌《新女性》组歌。 1935年1月，为田汉编写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创作了《告别南洋》和《梅娘曲》等四首插曲。1935年1月31日至2月2日，参加左翼剧联以“上海舞台协会”名义组织的盛大戏剧演出。

1935年初，听说电通公司刚开拍的影片《风云儿女》需要写一首主题歌，就去找夏衍主动承担了这个写作任务。3月中旬，经过两个多月的构思，聂耳动手写作田汉作词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仅用两夜工夫就完成了此曲的初稿，接着又写作了该片的插曲《铁蹄下的歌女》。

同年春季，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4月1日，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渴望学习的聂耳为了丰富自己的音乐修养，提高音乐创作的技能，决定借此机会出国去深造。据革命艺术家夏衍回忆，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战士，批准他经日本去欧洲、苏联学习、考察，暂时出去躲避一段时间。4月15日，聂耳假借去日本大阪找做牛皮生意的三哥为名（其三哥早已离开日本返回了昆明），乘“长崎丸”号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并将《义勇军进行曲》带到日本修改。

1935年4月18日，聂耳抵达东京，他为国内的左翼电影音乐月刊《艺声》撰写《日本影坛一角》、《法国影坛》、《苏联影坛》三则报道（刊于1935年8月出版的第三期）。

5月初，聂耳将定稿的《义勇军进行曲》寄回上海交孙司毅、司徒惠敏转《风云儿女》摄制组，5月9日，《义勇军进行曲》灌制成唱片并在《电影画报》发表。5月24日《风云儿女》在新光大剧院隆重首映。

1935年7月17日下午，聂耳与友人到日本鹄沼海滨游泳，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1935年秋，聂耳的骨灰由亲友张鹤、郑子平护送回上海。1936年由其三哥聂叙伦迎取回乡。1937年安葬在昆明西郊澳池的西山美人峰。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聂耳的音乐创作体裁主要是群众歌曲和抒情歌曲两个方面，他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为当时的进步电影和戏剧创作的插曲。

在群众歌曲方面，以《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自卫歌》等进行曲式的爱国歌曲最为重要。这些歌曲的题材内容鲜明地反映了当时最迫切的主题——人民大众反帝爱国的斗争，这些歌曲表达了当时中国人民空前高涨的斗争热情以及聂耳对反帝斗争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因此，这些歌曲能给予当时各阶层的爱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像《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等劳动歌曲，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些歌曲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形象已经不再是一群消极的被压迫者，而是中国革命斗争的先锋，是新的社会的缔造者。

在抒情歌曲方面，以《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梅娘曲》《飞花歌》等最突出。歌曲所反映的题材内容，大多数也是当时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其中以《铁蹄下的歌女》写得最成功。聂耳在这首歌曲里以深厚的阶级感情为这样一个被旧社会伤害的、被人们所鄙视的女性发出了沉痛的控诉，同时他又揭示出这个女性内心所蕴藏的崇高爱国热情。整个歌曲的音乐是悲痛的、深情的，但又富于强烈的戏剧性，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受尽生活折磨的、善良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写照。

在抗日救亡时期，聂耳在党的关怀培养下参加了一系列进步活动，他用歌曲呼喊出全民族压抑已久的呼声，如《毕业歌》《开路先锋》。另外，聂耳还用音乐准确而深刻地塑造了无产阶级形象。例如在《码头工人》中，聂耳用休止符，三连音刻画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码头工人的形象，但他又运用沉着有力的音调表现工人迫切要求反抗的意志和力量。

聂耳借鉴、吸取外国音乐的技法和元素，融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贯穿于他音乐作品中的特性音调“do、mi、sol”就是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由大二度和小三度组成的音调，并运用于作品的曲首在中国民间音乐中很少见，而在欧洲音乐中是常见的。聂耳在音乐创作中巧妙地运用了这个三音列，并以它为核心塑造了华族和人民大众的高大形象。

从音乐创作的技法而言，采用以动机展开乐思的结构原则和发展手法同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原则与发展手法相结合 (如运用再现、倒置、转位、加花、扩展等手法) ，使其特性音调得以深化和发展。如《大路歌》，在以特性音调为核心的旋律进行中，较为强调商音并以宫音下方小三度羽音为重要色彩音，使旋律刚柔相间，充分表现了劳苦大众心中的哀怨与愤怒。又如《义勇军进行曲》，以特性音调为核心，较为强调徵音上方大二度羽音，将商音、变宫音作为过度性的色彩音进行。可以说，将欧洲大小调式体系的结构原则和发展手法同中国五声性调式体系的结构原则和发展手法相融合运用，聂耳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进入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上，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上。五四运动以后，由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自由体自由诗。这种新的诗词非常看重自身情感的自由表达和情绪的尽情抒发。聂耳在为自由体新诗谱曲时，打破规整性的起、承、转、合，创作性地探索以短小动机或乐句作为基础，形成一气呵成式发展的歌曲结构。如《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铁蹄下的歌女》等。由此，歌曲结构形式丰富多样，富于动力、节奏感以及内在的紧张性和统一性。

《铁蹄下的歌女》是故事片《风云儿女》插曲。在旧社会的歌女是压在社会底层的“弱者”。曾在明月歌舞剧社从事音乐工作的聂耳十分熟悉以卖唱为生、处于社会底层的歌女的痛苦生活，为被旧社会损害的、被人们所贱视的女性向全社会发出了沉痛控诉，他怀着对这些“到处哀歌”“到处漂流”的歌女们的深切同情，写出了这首女高音独唱曲。

第一段前两句的抒情性旋律，表现了歌女们不甘心如此痛苦的心情；后两句节奏紧凑的朗诵性旋律，表现了歌女们心中的不平和对黑暗社会的质询。

第二段转入“字字血、声声泪”的叙述，音调中充满了辛酸与凄楚。这一段的音乐处理刚好和第一段相反，前面是节奏紧凑的朗诵性旋律，后面是气息悠长的抒情性旋律，使“尝尽了人生的滋味, 舞女是永远的漂流”两句更能突出，更为感人。

第三段综合了前两段的音调以及节奏的因素，前两句仍是对旧社会的不平的呐喊，随后，节奏突然拉长，音乐达到高潮, 表现了“被鞭挞得遍体鳞伤”的歌女不能抑制的愤懑之情。

《铁蹄下的歌女》为三部曲式结构。开始有引子，乐段与乐段之间有间奏。歌曲第一段表现了歌女不甘心到处卖唱、献舞的怨愤心情。歌曲的第一句，作曲家便把它放在高音区出现，并着力突出了“到处”二字，这种装饰音的运用，很富于感情色彩。“谁不知道国家将亡”两句的旋律是基于前两句音调的基础，只是节奏紧缩，情绪转为激动。

中段是歌女倾诉她们的痛苦生涯，歌声充满辛酸与凄楚。随后接着间奏，由低音“Do”直线上升至高音“Do”，很自然地把歌曲引入了第三部分。在当时的生活现实中, 歌女是残酷统治下的被压迫与被侮辱者。聂耳在这里以大跳音程和突然拉长节奏等手法，把歌曲最后两句处理得感人至深。

总之，聂耳以极简练的素材，灵活而巧妙地运用了旋律自由移位、节奏变化、音程大跳、音区对比等手法，使作品词、曲结合紧密，既有内在统一又有鲜明的对比，从而深刻揭示了在敌人铁蹄蹂躏之下，歌女的惨痛遭遇和思想状况。

聂耳的音乐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精神的感召力，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树立了中国音乐创作的榜样，被誉为“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49年10月1日，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节奏，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英国、印度及南洋各地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在苏联、法国、捷克等国，《义勇军进行曲》也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并灌录成唱片，歌名则大多翻译为《起来！》。联合国成立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该曲被选入反法西斯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战争胜利后，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2009年，聂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38年聂耳逝世三周年时，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一文中指出：“他是个划时代的作曲家，他是个民族呼声的代表者……聂耳先生能摆脱旧社会音乐的环境，而创造出新时代的歌声来，就是他给华族新兴音乐一个伟大的贡献，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一种民众音乐。……他已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原地区新兴音乐的大路。”

聂耳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走过的道路却是光辉的，他留下的作品是宝贵的，给人的启示是深刻的。学习聂耳，要走音乐为人民的道路，要走音乐与时代相结合的道路，要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也要学习继承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特别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 傅庚辰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著《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中国现代文学家、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

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由于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的人民中间，喊出他们的愤怒与要求，他的创作是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结合得很紧的，这也正是艺术创作无往不胜的道路。——剧作家、戏曲作家 田汉

聂耳的作品，是居于中国民族的、劳工大众的。他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音乐先驱者，而且是亚洲解放之声的号手。——日本戏剧家 秋田雨雀

1954年2月，云南省文化局对聂耳墓进行过一次培修，墓碑改为“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文由郭沫若撰写，内容为“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1980年5月13日昆明市政府重建了聂耳墓，位于昆明西山望海亭之北。陵墓用花岗岩砌成，后面有半圆形大理石中式屏风，上书“人民音乐家聂耳墓”，前砌成24级台阶，象征聂耳24岁的青春年华，周围有翠柏环绕。

聂耳公园坐落于红塔区南门街南端，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是红塔区最早以“聂耳”命名的主题公园，也是玉溪人民集资修建的第一个公园。 它于1985年6月兴建，1987年7月竣工，是以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为主题，兼文化、休闲、娱乐的综合性公园。园内分为纪念区、游乐区、文化活动区、安静休息区、儿童游乐区。聂耳公园的核心地段矗立着聂耳铜像，聂耳铜像采用锡青铜铸成，高2.4米，重1.8吨，铜像基座建在高出周围约2.25米的平台上。聂耳身体前倾，表情庄严，风衣飘舞，双臂高举，正在指挥《义勇军进行曲》。

2006年4月，聂耳文化广场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建成，总占地面积600余亩，按使用功能分为文化休闲区，商业区及聂耳音乐广场区，运动功能区、生态休闲区。它是为纪念国歌曲作者聂耳而建，是聂耳故乡的标志性文化基础设施。

聂耳文化广场玉湖，占地面积300余亩，是聂耳文化广场的主体景观，各个功能分区都是结合玉湖水体和周边地块进行布局建造。湖体造型取意于中国的“玉如意”，即吉祥如意。环绕玉湖建设了一条交通外环线，和一条供市民休闲、散步的沿湖岸内环线游路。远处横跨玉湖之上的是迎宾桥，桥跨度30米，宽9.9米，跨水域24米。桥身采用中国著名的石拱桥赵州桥的桥型设计。

聂耳文化广场的核心是聂耳音乐广场，场区可容纳2万多人，音乐舞台区可容纳1.2万人，由音乐舞台、音乐浮雕柱组成，聂耳音乐广场造型结构形似小提琴和月琴两种乐器，月琴是民族乐器代表，形似太阳，而小提琴则是聂耳最喜欢的西洋乐器。这一造型有着聂耳文化、聂耳精神与日月同辉之意，在广场左边是由戏水池、儿童游乐设施、勇敢者之路等几个部分构成的生态运动区，玉湖东北岸通过挖湖堆山，形成山体，山顶景观主轴线上将安放聂耳主题雕像，作为聂耳文化广场的最高点，取名为聂耳山。

聂耳纪念馆位于聂耳墓南侧，建筑面积1134平方米，建有陈列室、接待室、声像厅，并有聂耳汉白玉半身像。纪念馆陈列着聂耳的创作手稿、实物、照片等，介绍了聂耳生平事迹。

1964年5月1日朱德委员长为昆明聂耳纪念馆题词“人民的音乐家”。1987年7月，聂耳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2009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将聂耳纪念馆列入第四批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954年11月1日，日本藤泽市于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树立了聂耳纪念碑。1956年，由27号台风引起的海啸，席卷了鹄沼海岸的建筑和设施，聂耳纪念碑也遭到破坏，主体部分随海水流失了。

1963年6月1日，藤泽市人民组建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又发起了一个再建聂耳纪念碑的群众运动，1965年2月，又进行了一次群众性的募捐。4月份，由著名石雕设计师山口文象完成了聂耳纪念碑的总体设计。 6月，应聂耳纪念碑保存会的请求，郭沫若题写了碑铭：“聂耳终焉之地”。7月，由日本著名书法家丰道春海，书写了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题赠的碑文。

在聂耳诞辰及遇难日，中国和日本多地会举行纪念活动。2022年7月17日，日本藤泽市举行聂耳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藤泽市政府、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在日中国企业协会及中日友好人士近百名，会聚日本藤泽市聂耳纪念广场，缅怀这位中国音乐家并向纪念碑献花致意。

聂耳故居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始建于清末。民国年间，曾对甬道街多次进行改造。现在的聂耳故居，是1943 年拓宽道路时所留下的建筑。它本是一座瓦顶穿斗式木结构二层楼房，原来是一个独立四合小院的前楼。聂耳一家在此居住时，楼的前面还有一层临街的腰厦作为商铺。在道路改造中腰厦被拆除，因而门牌就由72号改为73、74号了。

2007年，五华区有关单位决定，利用老街改造的机会修缮聂耳故居。经专家考察论证之后，《聂耳故居修缮方案》决定用"落架维修"的方法修缮这座名人故居。聂耳故居按上述方案于2010年初开始动工，至2011年5月修缮工作已近尾声。9月后进入陈列布展阶段。2011年底，聂耳故居以原貌将聂耳当年的生活场景，再现在参观者面前。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字冀廷，是云南省玉溪市的一名中医师，运营着一家名为“成春堂”的药铺。1916年，聂鸿仪因为积劳成疾，离开人世。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是云南省峨山县人，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傣族人家，文化水平不高。但在与聂鸿仪结婚后，彭寂宽不仅能够读书写字，还掌握了一定的医疗技术，成为聂鸿仪的得力助手。在聂鸿仪去世后，她考取了行医资格，继续经营成春堂，白天挂牌行医，晚上替人洗衣服补贴家用。彭寂宽深受流行滇戏、洞经音乐演奏等民间艺术形式的浸润和滋养，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成为了聂耳音乐上的启蒙老师。

聂耳有五个兄弟姐妹，分别是先母王氏所生的大哥聂守拙（字古愚），大姐聂兰茹，以及母亲彭寂宽所生的大姐聂惠茹，二哥聂守诚（字子明），三哥聂守先（字子仁，后改为叙伦）。其三哥聂叙伦著有《少年时代的聂耳》一书。

聂丽华是聂耳三哥聂叙伦的女儿，也是聂耳的亲侄女。1935年聂丽华出生时，聂耳不幸在日本藤泽溺水逝世。但她仍受祖母和叔叔聂耳的影响，走上了音乐道路。聂丽华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后来进入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主要从事影视音乐的创作。

聂耳在向他的邻居张庾侯学琴的时候，结识了张庾侯的外甥女李家珍，通过与李家珍的交往，又结交了她的表妹袁春晖。袁春晖是云南省立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预科的学生，擅长歌唱。袁家是书香门第，其父的伯父袁嘉峪是云南省的第一位状元，其父也是省立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师，可惜英年早逝，留下了她和母亲及姐姐袁令晖三人相依为命。这和聂守信的家境非常相似。

聂耳经常以借书还书为名去李家珍家，而袁春晖也同样三天两头地往表姐家中跑，再加上二人喜爱音乐，很快变成为了好朋友。他们还互相起了外号，聂耳排行第四，人称“聂四哥”，又喜欢养狗，袁春晖就开玩笑地叫聂耳为“聂四狗”，作为报复，聂耳叫袁春晖“吹吹灰”。此外，袁春晖还喜欢用缅桂花做成书签夹在书中。她每次还守信的书时，总会夹着一枚缅桂花。很多年后聂耳去了上海，他俩通信时袁春晖还总是在信中夹带着缅桂花。

聂耳的母亲知道后，几次想要托人为儿子去订这门亲事，但聂耳为了他的事业前途，不愿过早地谈论婚姻问题。

聂耳自幼喜爱音乐，他在家里和两个哥哥成立了“家庭小乐队”，课余或假日，他们常结伴练习，家里乐声不断，常常引得路人驻足聆听。另外，聂耳虚心求学，精通乐器。他从邻居邱木匠那学会了吹竹笛，又从别的大人那又学会了拉二胡，弹三弦琴和月琴。后来，他又跟随邻居张庾侯学习了小提琴，很快从简单的曲子学到了 《马赛曲》 《梦幻曲》等世界名曲。聂耳重返省师后，向一位叫柏希文的法国籍教师学习了乐理和钢琴弹奏。

1931年，聂耳加入明月歌剧社，并向社内首席小提琴师王人艺请教，因二人同龄，聂耳称其为“小老师”。不久后，他又向意大利私人教师普杜什卡（Podushka）拜师学艺。此外，他还寻求一切机会，观赏上海的各种中外高水平的器乐演奏会和音乐演唱会，借以扩大音乐视野，丰富音乐知识，提高音乐素养。

《卖报歌》诞生于1933年。当时，聂耳经常在上海的街头巷尾，看到一群群孩子卖报，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深深触动着聂耳的心灵。1931年，聂耳在霞飞路（现淮海路）结识了一位叫“小毛头”的女报童，并通过她了解卖报姑娘的悲惨生活，获得创作的灵感。他决定创作一首卖报的歌曲，把报童的悲惨生活反映出来。聂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女作家安娥，请她作歌词。安娥也多次观察了这位年仅10岁的卖报姑娘，不久就写出了这首意义深刻的歌词。聂耳很快就谱出这首传世佳作。

1934年《扬子江暴风雨》在上海公演时，聂耳特地请“小毛头”扮剧中的报童，并在这场戏中唱了这首歌。后来，聂耳还把“小毛头”介绍到联华影业公司当电影演员，“小毛头”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参与拍摄了《人生》《秋海棠》《寒江落雁》等电影。

聂耳在“百代唱片公司”工作期间，为了灌片演唱伴奏，曾经组织过一个乐队，聂耳给它取名叫"森林国乐队"。整个乐队只有5个人，聂耳亲任队长兼音乐指挥，新录取的4个演奏员是：暨南大学的学生林志音，他会吹笛子，一个是姓徐的商店小职员，他会弹琵琶；一个是陈中，他会拉二胡，第四个就是免试录取的朋友王为一。

乐队成立后，聂耳亲自走遍云南路和城隍庙所有的乐器店，去挑选乐器，尤其是选打击乐器锣、鼓、木鱼等，要求非常严格，音程差一点点都不要。另外，他还尝试着制作一些中国乐器的轻音乐曲或舞曲，如《金蛇狂舞》 。聂耳在指导乐队练曲时，练的就是他编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这些民间乐曲，他还时常自己用三弦或打击乐器试奏着各种鲜明的节奏。由于人手不够，他还要求大家每人多学几种乐器，他写曲子也根据乐队现有的人数来考虑，同时演奏的乐器不超过4种，但全曲用的乐器并不少，一个人操两三件。

同时，也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聂耳曾经瞒着老板对外进行演奏。但百代公司的国乐队成立不到几个月，英国老板便提出要扩充并转为以西洋音乐为主。于是，聂耳和王为一先后离开了百代公司。2001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演出聂耳的《金蛇狂舞》。

国歌曲作者——聂耳使用的小提琴，是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为1954年2月由聂耳的哥哥聂紫鸣捐赠。根据聂耳日记，聂耳拥有这把小提琴，是在1931年2月，他刚到上海不久。此后这把小提琴始终伴随着聂耳，见证了这位人民音乐家短暂而辉煌的音乐人生。这把小提琴琴箱内有德文两行：第一行，古斯塔夫·罗斯工作室；第二行，制作于德国马克诺伊基兴镇。

聂耳使用的照相机，于20世纪50年代随聂耳亲友捐赠到云南省博物馆收藏。从聂耳1931年2月10日的日记得知，聂耳是在上海一家旧货店里以50元买下了这台美国制造的“白朗宁”牌旧照相机。聂耳亲切地称呼这台相机为“我的小朋友”，生活中总是随身带着的。1932年上海 “一·二八”事变，19路军在前线向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抗击，2月11日，聂耳带上自己的相机，只身一人深入战区进行冒险摄影，随后写下一篇散文，名为《一个冒险的摄影故事——“一·二八”的回忆》。

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是聂耳母亲彭寂宽为教聂耳识字而做，总共有36张。

吉他是聂耳随身到日本的乐器之一，于20世纪50年代随聂耳亲友捐赠到云南省博物馆收藏。观察聂耳二十三年短暂的人生旅途，他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很多乐器，通过这把吉他可见证聂耳音乐家的才能。

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1933年6月，聂耳为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母性之光》作曲，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这是聂耳表现劳苦大众生活的音乐处女作，在这首歌曲中，融入了民间制作号子的节奏，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他探索歌曲与劳动呼声结合的成功尝试。

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1935年6月4日，聂耳自日本东京寄往中国昆明给母亲、哥哥、姐姐的信，从时间看，距聂耳到藤泽市度假身亡仅一月余。这是聂耳寄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阅读可知聂耳对在日本东京充实的生活还很满意。

1959年上映的彩色音乐传记片《聂耳》，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郑君里执导，赵丹主演的。该片讲述了爱国青年聂耳从云南省来到上海，接受进步思想，投身群众运动，逐步成长为人民音乐家的故事。

2019年5月，在第十五届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共同胜利”电影节上，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影视产业发展促进会、北京幸福影视有限公司、云南云视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电视剧《聂耳》凭借精良的制作和艺术感染力入围电影节电视剧单元竞赛，最终获得评委会大奖。

2020年2月8日起，《聂耳》在云南卫视播出。该剧由桑华导演，张铎、陈数、刘之冰、王海珍、宋春丽等主演。它以聂耳的青少年时代为背景，讲述聂耳成为一个革命音乐家的成长历程，表现了抗战洪流大背景下聂耳在思想淬炼中自觉承担起唤醒民众、鼓舞斗志的时代责任。

云南省杂技团以人民音乐家——聂耳的生平故事作为蓝本，并进行创新，用新、难、奇、绝的肢体行为作为主旨视觉表达的杂技艺术来展现“聂耳”的形象，打造了杂技剧《聂耳》。杂技剧《聂耳》以杂技艺术为主融合魔术、歌舞、戏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同时在杂技技术、舞台道具、音乐制作等方面进行创新，剧目既有惊险刺激的追逐冲突场面，又有细腻丰富的情感表达，使整台剧目节奏跌宕起伏，精彩好看。